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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建华:建立本民族的艺术话语系统


    近代西学东渐的大潮下,至20世纪初,中国被卷进了一个由西方价值系统作为社会衡量标尺的潮流。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使中国不少明达之士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和社会机制,救国图强的社会思潮由器物层面而逐步进入思想观念层面,也引发了一代知识分子在价值观念上的重新思考和选择。
    文化艺术观念的演进也夹杂着国富民强的民族希冀。艺术观念、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渐而呈现出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标准的格局,都反映出人们急切的变革焦虑。“文学革命”、“美术革命”、“戏剧革命”等意识纷纷进入知识分子观念之中。
    为了对传统文化起到“当头棒喝”作用,新文化运动在初期不无矫枉过正之处。陈独秀曾借“革命”一词,发表了一篇讨伐中国画的文章:“……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若不打倒,实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直指以“四王”为代表的中国文人画。其所倡导的“美术革命”深旨乃在以西方科学写实精神矫正中国绘画的写意与衰败。
    很明显,话语标准出现了问题。
    早在五四运动前,梁启超就意识到,文化必需以本国为根本:“考东西各国,无论何等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能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但在当时,研究中国传统学问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都被纳入“旧学”、“国粹”范畴,包含着保守、落后的寓意。中国画讲究的意象、传神、悠远,此刻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下,成了衰败、贫弱、老朽的象征。
    基于当时中国画的被动处境,陈师曾发表了著名的《文人画的价值》和《中国画是进步的》两篇文章,与时人抗衡。由于陈师曾留学过日本,对日本文化动态颇为知悉,论学也有以西方19世纪以来出现的印象派、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为参照。其思想不同于一般狭隘的民粹主义者,只是后来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绘画的否定走到矫枉过正地步时,陈师曾才站出来捍卫中国传统绘画,从学理上理性看待中西双方之长,可谓卓尔不群,推进了对画学的思考与研究深度。
    当时北京还有金城、周肇祥等人一直在弘扬“国粹”。金城以西学的背景论中国画:“世间事务,皆可作新旧论,独于绘画事业,无新旧之论。无旧非新,新由是旧,化其旧者虽旧亦新,泥其新者虽新亦旧。”
    识者颇以为然。虽论及绘画,大概也可推广及其他门类艺术。但在时代大潮前,国粹派的观念被简单地印上“保守”的烙印受到批判,其声音也被淹没在一片“崇西”声中。
    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方社会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引发了知识界的反思,他们中一部分学者把思考的眼光逐渐投向了东方的中国,试图在异域中找寻某些灵感和借鉴之道。中国的儒学精神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也促使一部分中国思想精英对将西方价值系统作为我们参照系的路径有所反思。
    中国文人画在长期的发展演化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图像学意义的风格规范、技术指标、审美价值系统,积淀着中国文化精神。
    西方油画自利玛窦传入中国初期,因为没有国力比较的落差,中国人能以平等视线看待西画,比起近现代反显得较为客观理性。早期有关记载油画的文献中,中国画家多称其异于中国画。张庚的《浦山论画》、吴历的《墨井画跋》、邹一桂的《小山画谱》都有论及。张庚:“明时有利玛窦者,西洋欧罗巴人……画其教主作妇人抱一小儿为天子像,神气圆满,彩色鲜丽可爱……然非雅赏也,好古所不取。”邹一桂:“西洋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缁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西方价值观并未成为主宰中国士大夫的话语权和价值尺度,它的意义不仅仅是较早的东西方艺术比较,而且是以平等的态度理性看待中西方艺术区别。
    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能够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画特质而不妄自菲薄的言论已经很多了:汪亚尘认为,“拿摄影的技巧用在材料简单的中国画上,根本是误解。国画的精髓,是在简单明了的借用物体来表出内心,同时更包含许多哲理,不是粗浅的技巧主义者所能了然”。刘开渠说根据西洋画来评国画,改良国画,两者的标准不一样,效果也会大相径庭,他坚决反对这种改良的主张。在德国学习美术史的滕固的论述更有现代意识和说服力:“近数十年来,西学东渐的潮流,日涨一日;艺术上也开始容纳外来思想、外来情调……然而民族精神不加巨抉发,外来思想实也无补。因为民族精神是国民艺术的血肉,外来思想是国民艺术的滋补品;徒恃滋补品而不加自己锻炼,欲求自发,是不可能的事!”
    要说明的是,这些维护中国“国粹”、“传统”的文人们大部分并不是顽固不化的传统主义者,他们并非对新学无知和对国粹固执己见,他们往往还是留学过欧洲有西学背景且对西学颇有研究的人,并能用西方最新的社会学、人类学视点来阐释文化现象。他们只是认为,一个族群完整的文明体系用异质文明来评价衡量,就会大相径庭,甚而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他们维护“传统”并不以复古为指向,甚或还热心地传播西学以彰显本国文化价值。即使赞同中国画与西画保持独立、弘扬文人画的陈师曾、金城等所谓的“传统派”,也对国画界描摹四王、自我复制的保守观念持批评态度。
    今天,国人已普遍认识到,文化与科学技术不同,科学有世界性与共通性,一般也意味着“新”比“旧”先进,而文化艺术则不一样,很难说新的文化艺术形式就一定比旧的好,很难说明清时代诗文书画就比唐宋好。而作为族群的思维方式更不能简单趋同,应保持自己的民族个性,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和价值标准,用中国文化艺术之“足”适西方艺术之“履”会面目皆非甚而得出相反的结论。
    要注意的是,在当下,我国经济实力迅速崛起,但文化的软实力还亟待提升。我们既要建立自己的文化话语权和价值标准,也要正视和学习他国之长,警惕闭关和沙文主义,在输入的文化价值观中,如果是主张公平正义、增加平等、建立诚信等,我们应该抱“拿来主义”的态度,展现我们的自信。只有这样,才能既走好自己的路,又真正从文化上提升中国国家形象,赢得国际尊重。
    (作者单位:南京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