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人记录变迁的三次转折
时间:2025/06/17 11:06:3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作者:高建旺 点击:次
古代伶人社会地位低下是个不争的事实，在道上艺下的历史语境中，其正史记录大多得不到正面的书写。但细观伶人记录，除了正史记录的一贯贬低之外，野史对伶人记录的态度却因时代际遇的不同而呈现出三次较为明显的转折。 在元朝时期，士人地位急剧下降，“老娥元是江南女，私喜南人擢状元”（杨维桢《宫词十二首》），“多致力于文字之间，以为不朽”（余阙《青阳先生文集·贡泰父文集序》）。其或为生计，或为抒愤，奔涌向勾栏瓦肆，与伶人一道推动了元杂剧的繁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面对生活的不幸，士人与伶人极易产生共鸣，关汉卿式的“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的生活场景便会油然而生。士人生活已然如此，一些士人笔下的伶人记录也就充满了真实性，夏庭芝在《〈青楼集〉志》中就直言不讳地说元朝的承平之日，“虽女伶亦有其人”，而钟嗣成则称：“缅怀故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俱有可录，岁月弥久，凐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吊以乐章”。（《〈录鬼簿〉序》）这种专录卑微、正面示人的民间记录史观，一改正史贬低、边角记录的偏狭气度。 明代中后期，心学在思想界空前活跃。程、朱所宣扬的身外之“理”被置换到人心本身所固有：“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求孝之理于其亲，则孝之理其果在于吾之心邪？抑果在于亲之身邪？假而果在于亲之身，则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欤？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是恻隐之理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在于吾心之良知欤？”（王守仁《答顾东桥书》）王守仁以“亲之理”不因“亲没”而失，论证了“亲之理”是人心与生俱来的，借此批判了程、朱理学析心与理为二端之弊。于是，思想界在王守仁心学的引领下高歌猛进，尤其是在王学左派的鼓噪下，向来羞于言谈的情欲得以张扬，“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汤显祖《寄达观》）。在此声浪的推动下，戏曲观念及对伶人的记录，再次发生显著的变化，即士人在没有民族歧视、科举时断时续的生存环境下，摒弃了戏曲“卑微不足道”的陈腐观念，醉心于与伶人共存共荣的戏曲生活，进而在伶人的记录态度上抱以平等的姿态。李贽称《西厢》也为“古今之至文”（《童心说》），汤显祖“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的戏曲生活独白（《七夕醉答君东》）。特别是，出身仕宦家庭并以家班班主自居的张岱，更是以欣悦的笔触把自己与伶人相处的生活不加保留地记录下来：“余呼小傒携戏具，盛张灯火大殿中，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锣鼓喧阗，一寺人皆起看。”（《陶庵梦忆》）在这种丰富的戏曲生活实践中，张岱从心底抹去了士人与伶人的尊卑鸿沟，书写出了“以余而长声价，而后长余声价者，多有之”的沉重宣言。晚明一些士人从“性命于戏”中感悟到伶人与己 “声价”的同构，并忠实地记载了士人对伶人记录的心态变迁。 近代以来，一些中国学者的文学观念发生深刻改变，视野从狭窄转向宏阔。戏曲的书写命运，亦如小说。与唐诗宋词鼎足而立的元曲，却不见正史收录，王国维慨叹“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于是，其萌生撰戏曲史之宏愿。成后，其自负却又谦卑地称“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宋元戏曲史〉自序》）。戏曲因其具有舞台艺术的一面，故勾勒戏曲演进之迹，不只是单纯的文本的叙录评判，伶人演剧之际的史料势必要纳入到研究者的关切范围。王国维在《优语录序》中，直言“盖优人俳语，大都出于演剧之际，故戏剧之源与其迁变之迹，可以考焉”。其侧目虽然在戏剧历史及迁变之迹，但客观上伶人言语按时记录本身就构成了一部简单的伶人史。其记录忘却尊卑的历史樊笼，代之以研究的眼光，把伶人具有的客观文化属性揭示出来，从而展示出伶人较为真实的历史面容。由史料的散见到研究者有意识的辑录，显现了伶人自身拥有的独特的学术格调。此后，戏曲研究蔚起，不论是戏曲史论，还是戏曲文本及演出研究，伶人在戏曲的研究记录也就被摆在了合适而又公正的位置。 纵观伶人记录变迁的三次转折，显现了伶人自身记录立场的 “无声”与缺失，其在历史位置中的安放，也随他者历史情境的变迁而变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脚色制与地方戏的兴起研究”（14AZW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