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婧：中国美学史发轫于何时
时间:2025/09/17 07:09: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作者:张婧 点击:次
美学史的开端是美学研究领域学理性建构的基点，也是美学演变的逻辑起点。关于中国美学史开端问题的探讨，一直是美学史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美学史写作中，美学界对此众说纷纭，可归纳为远古时代起点论、先秦起点论和魏晋起点论三种不同观点。 远古时代起点论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美学史以远古时代为起点，至于其具体起源时间，主要集中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 王世德《关于中国美学史研究问题管窥》（《文艺研究》1984年3期）认为，中国美学史是中国美学思想的历史，美学思想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产生，表现于远古时代人类对审美的欣赏和创造活动中。自有文字记载之后，《诗经》《楚辞》等反映了古人的审美观点和感情，但审美思想的演变史只能从旧石器、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残留下来的出土文物中去探索。杨安崙、程俊《中国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历史分期和研究方法》（《中国文学研究》1988年1期）也认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社会，是中国美学思想或审美意识的萌芽期和产生期。 刘成纪将中国初民的审美意识发轫期定位于山顶洞人所处的旧石器时期末和新石器时期初，他在《中国美学史应该从何处写起》（《文艺争鸣》2013年1期）中认为：首先，将美学史的起点定位在新旧石器交接时期并不会导致美学史与艺术史的混淆。其次，中国新石器时期的器物虽然兼具实用器和礼器的性质，但审美是其不可忽视的价值维度。再次，远古至夏、商、西周是中国人从纯粹的器物审美逐步向图文并茂式的表意过渡的时期。最后，远古至夏、商、西周进入中国美学史的范围，最重要的还是要打破在审美意识和美学理论之间设置的人为壁垒。作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张法主编的《中国美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结合考古学的实证器物、文献资料和哲学反思，也将中国美学的发端定位在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的山顶洞人时期，并认为“新的考古发现总会提供新的证据以推翻原来的结论，新结论的出现也必然会使既有的关于审美意识的发端的时间定位进一步向前推展。”易冬冬《再论中国美学史的发端问题》（《文艺争鸣》2016年12期）对此表示认同。 先秦起点论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美学史应以先秦时期为起点。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一书“绪论”中，详尽论述了其关于“先秦起点论”的理论根据。他认为，“美学是一门理论学科，它并不属于形象思维，而是属于逻辑思维……因此我认为美学史就应该研究每个时代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他抓住每个时代的主要理论问题，进一步将美学史的研究对象集中于具有代表性的美学范畴和命题上，开篇即讲老子的美学。这显然是将中国美学史的上限定在春秋时期。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分为五编，第一编即为《先秦：中国古典美学的奠基期》。可见，陈望衡与叶朗的观点基本一致，都将中国美学史的开端定在先秦时期。 作为中国古代美学的始端，儒、道、法、墨诸家美学的产生有一定相似性，都是在春秋战国之际“礼坏乐崩”、早熟的封建领主制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的历史条件下对“礼乐文化”进行反思的产物。易中天在《中国美学史的内在逻辑与历史环节》（《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1期）中同样认为，中国美学史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美学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为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服务的特征。 除了从对政治时代背景的分析而做的起点推测外，另一种分析放在了更为具象的视角。施昌东在《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79年）一书中提到，中国美学始于春秋时期的先秦诸子美学。诸子美学中的“美”与“善”不分，对“美”的概念使用并不十分自觉，因此，存在伦理学意义上的“美”和美学意义上的“美”。“善”侧重事物的内容（道德思想、功用、价值等），而“美”侧重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与施昌东的观点略有差异，薛富兴《文与质：中国美学史的逻辑起点》（《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期）则将中国美学史的逻辑起点定为先秦时期的“文”与“质”。“文”指色彩、纹理等；“质”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如日用物品和政治、伦理等；“文”与“质”是先秦时代出现的一对揭示现实对象审美属性和功利属性双重品格的范畴。他认为，与“美”和“善”相比，“文”与“质”高度概括了人类早期审美对象审美属性和物质功利属性二元理论的内涵，同时真实地保存了这些早期审美对象在审美和非审美两个方面的感性信息（纹理和质料）。 魏晋起点论 第三种观点将中国美学史的开端定位于魏晋时期，认为这与当时的特殊历史有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到后期、从早熟到成熟的转折时期，无论在经济、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有许多“反常”现象。所谓“反常”，是指魏晋时期在经济上表现为封建地主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倒退；在政治上表现为大一统封建帝国分崩离析；在文化上表现为儒学信仰危机、传统价值失落和外来文化入侵。总之，在中央政权不再有力量进行更多钳制而造成时局混乱的情况下，思想文化界反而有了思想和艺术的自由，出现了继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之后又一次空前活跃与繁荣。 在独特的历史环境下，魏晋艺术形成了具有哲学意味和审美意味的魏晋风度，造就了一种“哲学的艺术”。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邓以蛰等20世纪前期的美学学者，都将中国美学史定位为艺术的自觉，将艺术研究作为美学研究的核心。王国维在诸种审美类型中，独标艺术美，“艺术美之所以优于自然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 宗白华认为，魏晋时出现的玄学与佛教在审美领域改变了中国知识界看待世界与看待艺术的眼光：对内发现了人情美，对外发现了自然美。鲁迅也认为，魏晋时期从艺术领域来看，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即“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为艺术而艺术”作为新崛起的美学原则，是对“为政教而艺术”的反叛。 正如刘成纪在《中国美学史应该从何处写起》（《文艺争鸣》2013年1期）一文中所提到的，“中国历史，唯有到了魏晋，艺术才获得了自觉。此前，虽然有关于诗、礼、乐、舞、建筑、绘画等的理论论述，但对其价值的体认却总体上归于政治和道德。这样，就美学作为艺术哲学，并且以艺术获得自觉为前提的意义而言，将魏晋作为中国美学史的起点，在理论上就变得极为确当了”。“‘魏晋起点论’虽然该论点将中国的历史拦腰斩断并不符合中国的史实，但它在理论上具有的严肃性与合理性使其不可被轻易忽视。” 虽然关于美学史开端的纷争不断，但我们需始终界定清楚，美学史并不等于审美意识史，美学史只能是人类对自己的艺术和审美活动进行理性规范的不断探索、研究和界定美和艺术本质的思想史。面对该问题，学者给出了不同观点。正是由于学者之间的争鸣与讨论，才不断推动着对中国美学以及中国美学史的研究。 （作者单位：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流动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