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学精神的真情兴发——以朱谦之美学思想为例(2)
时间:2025/09/18 08:09: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作者:刘彦顺 点击:次
在朱谦之看来，如果对审美活动持一种主客分离、分立的态度，那就只能导致对审美活动原发性构成特征的曲解与破坏。可见，没有了对审美活动的自明性把握，美学作为一种知识或者学科就彻底失去了生产、生长的可能性。就他所强烈抨击的纯客观或者认识论的美学而言，他所倡言的是一种前理论化的、亲熟的原本生活状态，而且他一再强调，这一实际生活经验是当下即席发生的。他认为他所处时代所流行的只是一种纯粹的知识教育，追求的是绝对客观、无时间性的科学知识，科学自身没有错，但是当把科学强行施之于主客不分离的生活领域，那就完全消解了审美活动鲜活的、兴发的、主客不分的时间视域性。朱谦之认为，科学主义使审美活动鲜活的时间视域构成变得僵化、机械、割裂，并且认为这是现代教育的弊端之一。他也不赞成西方美学尤其是西方近现代美学对于真、善、美三种价值的绝对划分，因为某一个对象可能同时具有真、善、美、信的属性与价值，而且其构成更是变化莫测的，而礼乐教化活动正是显现出多重价值，却是“一个”统整的行为或事件。 礼乐教化的美与善 朱谦之对中国古典人生哲学、审美生活哲学所具有的悦乐性特质的概括与总结极为精到，而且 “悦乐”的原初呈现状态就是时间之“流”。他据此反对印度式的解脱性的教育，也反对柏拉图式的宗教教育，认为这些教育都以反对人生现世的悦乐为己任。他认为，儒家的礼乐教化活动在于养成主动且自治的、出自于个人欲念的德性行为。他一直认为，应该顺应人性之情进行教育与教化，比如饮食、男女之情，不必进行压抑、控制，而要顺应其自身“流”的、自然涌现的状态，利用礼与乐进行教育、教化。他认为，孔子在进行道德教育时，能够把“礼”的状态呈现为愉悦性的、人人乐为的、兴发着的时间性过程，尤其是把“礼”与“乐”完美地沟通起来，在对人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就使得“礼”实现于“乐”的欢愉状态之中；或者说，“仁”作为礼学的核心，其实现的程度如何，就要看其呈现的原初状态是否是一个愉悦性的、兴发着的时间性过程，因为这个过程是奠基在音乐欣赏活动的绵延之上的。可见，“礼教”中的很多内容就其本身而言就是美善相兼的，以乐教等活动直接呈现仁义、礼义，这种参与更可以让“礼教”或者礼的践履过程变得更加愉悦、生动，并且音乐自身就可以使人身心舒畅和悦、惩躁雪烦。 上述礼、乐、诗之教的交叉、融合、互助，正是一种流连于此岸的悦乐精神在道德领域、审美领域的展开。礼可以使情欲、乐、诗变得节制，诗、乐可以使礼更加自然、愉悦地得以兴发。“仁”之为“情”在发生之时的流畅、无碍、自然，就是一个理想的、纯粹的“情”的原发状态，在朱谦之看来，这就是“天则”。正是有了“乐”愉悦、欢欣的时间视域指引，才使得“仁”之为“情”获得了固定的、形式化的存在，因为在生活之中的“仁”及“情”虽然都在日常地发生，但是其存在的状态却是随机与偶然的，一旦发生就会过去、不留痕迹，而“乐”却可以让“礼”的呈现更加形式化——以艺术的结构与形式来固化“礼”，不仅使得“礼”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使“礼”得以兴发、持续，而且能够使“礼”得以多次重现，应时机而自然兴发，其实，也就是使“情”之“流”更加敏捷、流畅、固定，使“情”入人更深，引发的注意力更强，尤其是形式的创造与创新更能使“礼”的呈现得以更新。 通过朱谦之的总结与探索，我们可以看到，礼乐教化传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因素，尤其是这一传统所具有的悦乐、开明、中和、美善相兼的品性，能够有效避开宗教文明、科学文明过度发展所导致的各种痼疾，更可以成为充分体现文化自信的优秀文化资源。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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