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扬州徽商与戏曲
时间:2024/11/28 04:11:40 来源:《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作者:朱万曙 点击:次
内容提要：随着清代扬州徽商的崛起，徽商借助迎銮等机遇，成为戏曲的重要消费群体。同时，徽商对清代花部的勃兴以及戏曲创作的中兴，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关 键 词：徽商/扬州/戏曲/花部 作者简介：朱万曙(1962- )，男，安徽潜山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戏曲小说、明清文学和徽学与地域文化研究，北京 100872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3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江苏戏曲文化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ZD008)。 一、徽商与戏曲关系的新背景 从清初到乾隆年间，戏曲艺术仍然在不断发展之中，并且涌现了一大批出色的戏曲家，特别是“南洪北孔”的出现，构成了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又一个辉煌时期。在这一阶段，由于徽商在商界进一步站稳了脚跟，他们和戏曲艺术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根据张海鹏主编《徽商研究》第四章《徽商与两淮盐业》的研究，明清两代，徽商联袂而来两淮大约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明代中叶，第二次是在清康乾之际。明代中叶以后，徽商“业鹾”于两淮者日多，徽州的黄姓、汪姓、吴姓等，都在两淮成为盐业大贾，如成化、嘉靖间的黄万安，青年时候“乃挟赀治鹾淮阴间，善察盈缩，与时低昂，以累奇赢致饶裕”。[1]康熙、乾隆年间，徽商更云集扬州，他们不仅获取了大量的钱财，也牢牢控制了清代两淮盐务的运作，形成了“首总——总商——散商”的组织结构。①徽商江春、洪箴远等相继担任“首总”，特别是在乾隆朝担任“首总”的江春，“为总商四十年，国家有大典礼及工程灾赈、兵河饷捐，上官有所筹画，春皆指顾其事”。[2]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徽商与戏曲的关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康熙和乾隆两个皇帝都曾经六次南巡，对于皇帝来说，是他们搜刮民脂民膏之举，对于徽商来说，则是他们邀宠献媚、借以巩固政治地位，进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的机会。为了邀宠献媚，他们就要想尽办法讨皇帝的喜欢。清代的皇帝从顺治帝开始就喜欢戏曲，那么，在康熙、乾隆南巡的时候，徽商是不能不进献戏曲让他们开心的。《圣祖五幸江南全录》中就记载： (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初九日)皇上行宫演戏十一出，系选程乡绅家小戏子六名。演唱甚好，上大悦。 (三月十二日)皇上过钞门关，上船开行，抵三涂河宝塔湾泊船，众盐商预备御花园行宫，盐院曹奏请圣驾起銮，同皇太子、十三阿哥、宫眷驻跸，演戏摆宴。 如果说，康熙南巡，徽商们用演戏讨皇帝的欢心还不够，到乾隆南巡时，他们更重视皇帝的这一喜好，也因此准备得更加充分和隆重，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艺能》记载道：“梨园演戏，高宗南巡时为最盛，而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乾隆时的李斗在《扬州画舫录》里记载得更为详细： 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厘之地，殿上敬设经坛，殿前盖松棚为戏台，演仙佛麟凤、太平击壤之剧，谓之“大戏”，事竣拆卸。迨重宁寺构大戏台，遂移大戏于此。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昆腔之胜始于商人徐尚志，征苏州名优为老徐班，而黄元德、张大安、汪启元、程谦德各有班。洪充实为大洪班，江广达为德音班，复征花部为春台班。自是德音为内江班，春台为外江班。今内江班归洪箴远，外江班隶于罗荣泰。此皆谓之内班，所以备演大戏也。[3]107 演“大戏”，当然不是为自己看，也不会是为一般的市民准备的，而是为了给皇帝看的。为了讨好皇帝，两淮盐务准备了花、雅两部大戏，既有“雅部”——昆山腔，也有“花部”——地方戏，而且盐商们还蓄养了自己的家班，这些家班也都是“备演大戏”，也就是为了迎接乾隆南巡而准备的。 受到“皇帝南巡——盐商重视”的影响，扬州的戏曲文化也盛极一时。 首先是天下名优集中于此，金埴《不下带编》卷七有诗曰：“从来名彦赏名优，欲访梨园第一流。拾翠几群从茂苑，千金一唱在扬州。”[4]后两句是说，从茂苑(苏州)来的演员一到扬州就走红，也得到很高的报酬。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了很多从其他地方来的演员，他们的艺术水平不凡，而商人给他们的报酬也不薄。 其次是促进了戏曲家的创作，如戏曲家蒋士铨与江春交往密切，其敷演白居易《琵琶行》故事的《四弦秋》杂剧，就是由江春倡议编撰的，编撰时间为壬辰(乾隆三十七年，1772)秋，编撰地点则是江春家的秋声馆。江春为之撰写了序言，复有题诗。歙县方成培改编《雷峰塔》传奇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成功的。 其三，舞台美术得到大幅度的改进，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五详细描述了当时戏曲演出的“行头”：“行头分衣、盔、杂、把四箱。衣箱中有大衣箱、布衣箱之分，大衣箱文扮则富贵衣即穷衣，五色蟒服、五色顾绣披风、龙披风……此之谓江湖行头，盐务自制戏具，谓之内班行头。自老徐班全本《琵琶记》，‘请郎花烛’则用红全堂，‘风木余恨’则用白全堂，备极其盛。他如大张班《长生殿》用黄金堂；小程班《三国志》用绿虫全堂；小张班十二月花神衣，价至万金。百福班一出《北饯》，十一条通天玉犀带；小洪班灯戏，点三层牌楼、二十四灯，戏箱各极其盛。若今之大洪、春台两班。则聚众美而大备矣。”[3]134-135 最后，是民间对戏曲艺术的喜好和崇尚。“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扬州》诗道：“画航乘春破欲晓，满载丝管拂榆钱。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民间唱曲之流行于此可见一斑。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还记载：虹桥一带的熙春台、关帝庙“每一市会，争相斗曲”；城里商店开张或请神时，有一种叫作“马上撞”的演出，即“军乐演唱乱弹戏文”；还有一种“小唱”，“以琵琶、弦子、月琴、檀板合动而歌”，其中有的“以传奇中《牡丹亭》、《占花魁》之类谱为小曲者，皆土音之善者也”[3]257。民间戏曲演出难以以“大戏”的形式进行，却比“大戏”丰富多彩。 总之，到了康熙、乾隆年间，由于徽商云集扬州，由于康熙和乾隆多次南巡，促使扬州成为全国戏曲艺术的中心。这一历史新背景，也推动了“徽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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