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元“说话”到邵氏早期“稗史片”(3)
时间:2024/11/28 09:11:23 来源:《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 作者:彭利芝 点击:次
三、宋元“说话”与邵氏早期“稗史片”的审美旨趣 邵氏早期“稗史片”对宋元以来传统俗文学的吸收借鉴，根本原因在于影片追求的审美旨趣与宋元“说话”艺术为代表的俗文学的一致性。也可以说，“稗史片”的观众群与“说话”艺术为代表的俗文学听众群或读者群有着共同的审美取向。 宋代是我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高潮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市民阶层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北宋汴梁(开封)与南宋临安(杭州)，大量移民融入，人口急剧增加，成为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期间，中下层市民以其人数的绝对优势，成为城市的消费主体。满足他们休闲娱乐需求的演艺场所——瓦子勾栏得以出现。“说话”是瓦子勾栏中最受欢迎的表演艺术，以市民阶层为消费主体。“说话”大多讲述贩夫走卒的故事，描绘市井细民的平凡生活，表达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具有浓厚的世俗文化的特征。从现存话本来看，当时流行的故事除了“三分”“五代史”之外，最普遍的就是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题材。其中对神异怪诞故事的痴迷、对荣华富贵的艳羡，对世俗人情的张扬、对自由爱情的企盼、对善恶果报思想的笃信等等，都体现了新兴市民阶层所特有的精神面貌和审美趣味。宋代是我国文化转型期，对后世影响深远。清人严复曾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⑤就文学而言，宋代之后，小说戏曲大行其道。在审美旨趣上，也深受宋元“说话”艺术之影响，更多地体现出市井之趣与俗人之情，具有典型的以俗为美的风格。而且，越是城市高度发达时期，俗文学则越繁荣。 晚清至民国，是我国城市发展的重大转折期。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至1920年代，已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李鸥梵的《上海摩登》⑥对此有详细的描述。上海也是我国近代最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逐渐成为城市的主导人口。以当时中国的发展状况，移民的主体实际上是来自乡土社会的农民。这种现象与宋代市民阶层的出现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性。市井细民是宋代城市“说话”艺术的消费主体，而移民也是20世纪初上海文化消费的主体。以欣赏通俗小说、京剧、评弹、街头杂耍、庙会表演等为主要休闲娱乐方式的中下层移民，进入大都市后，仍然带有传统的审美趣味。可以说，“五四”运动的文化启蒙对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他们习惯接受的仍然是旧文化。这也正是当时上海盛行“鸳鸯蝴蝶派”小说与武侠小说的重要原因。 清末民初的上海，往往在政治、文化等方面首开风气，它一跃而成为我国早期电影之都。然而，1926年以前，上海的多数影院由外商投资，这些影院一般放映外国片，对国产片的选择非常严苛。1926年由华资承租的中央影戏公司成立后，情况稍有改观，但中等以上影院的票价也不是普通民众所能承受的。因此，大多数中下层人士，特别是体力劳动者，极少进入电影院。作为商业电影，无疑要遵循“观众至上”的原则，必须要迎合特定观影群体的欣赏趣味。外国片的消费群体无疑是中上层人士，国产片想要获得成功，必然要争取中下层观众。因此，拍摄符合他们审美习惯的影片，成为国产片的不二选择。 上海最早拍摄的本土现实题材电影，主要关注的是城市平民的喜怒哀乐。如，我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1921)取材于上海滩一个真实的故事。该片打破了欧美片的垄断，成为我国本土电影起步的标志。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影片——《劳工之爱情》(1922)，聚焦的是城市中来自农村的移民的爱情。《孤儿救祖记》(1923)是“第一部引起中国观众广泛兴趣并深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内蕴的伦理作品”⑦。这三部影片虽然都是现实题材，但仔细研读，可以发现，这种故事类型及蕴含的伦理精神，与话本小说并无二致。无论是嗜赌成性谋财害命、底层民众的爱情，还是殷实之家的财产纠葛，都与话本小说具有相同的审美旨趣。 邵氏早期“稗史片”，在本质上与现实题材的《闫瑞生》等影片是一致的，都延续了宋元“说话”以来俗文学的审美趣味。“天一”拍摄的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讲述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军阀，在其爱子被打死后，得老僧指点，最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故事。影片力图以人的“生、老、病、死”和“杀、盗、淫、妄、酒”五戒来指点人生的困惑。《立地成佛》是“天一”公司的处女作，也是邵氏影视帝国的奠基之作。仔细研读这一影片，可以发现，虽然这是一部现实题材影片，但其审美旨趣完全是传统的，甚至其中的“点化”，也完全是话本小说中的套路。当然，邵氏与其他电影公司的不同在于，它明确以中下层民众为对象，聚焦喜闻乐见的传统故事，将这种审美旨趣集中化，并明确提出了“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⑧的创作宣言。这种“旧道德、旧伦理”在“天一”的许多影片中都被刻意凸显出来。学界普遍认为，邵氏的创作宗旨催生了邵氏早期“稗史片”，也导致了第一次古装片的风行。但传播受众反过来也决定了传播内容，恰恰是观众群“注重旧道德、旧伦理”的审美取向推动了邵氏早期“稗史片”的出现。邵氏早期“稗史片”在南洋地区的热销更能说明这一问题。正是因为南洋华侨“保持着强固的乡土观念与先代的生活习惯”⑨，《梁祝痛史》《珍珠塔》《白蛇传》等影片才大受欢迎。 邵氏早期“稗史片”引发了中国第一次古装片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1928年间，上海各大小影片公司共拍摄古装片达75部之多(不包括古装武侠片)。这充分说明，邵氏早期“稗史片”激发了潜在的传统审美诉求，符合传统的审美趣味，满足了当时城市大众的审美期待。 “在中国早期电影史上，邵氏家族的天一影片公司是历时最长、出品最丰、业务最广、争议最多的电影企业。”⑩邵氏早期“稗史片”的成功，并没有为其带来声誉。相反，批评之声蜂起，甚至有论者认为这类“稗史片”是中国电影界“最恶劣不堪的趋势”，这种“古剧狂”是致使中国电影事业走向“毁灭”的重大病症。(11)其实，从中国电影发展史来看，邵氏早期“稗史片”在文化上的积极意义不容抹杀。1925年前后，中国电影特别是上海电影市场基本上以放映欧美电影为主，虽然有《阎端生》《孤儿救祖记》《玉梨魂》等国产影片热映，但总体上并没有撼动欧美影片的垄断地位。而且，本土题材影片摄制也刻意效仿欧美电影，在电影服饰、化妆、布景和美工等方面完全背弃传统。一些表现中国都市生活的影片，在生活场景、人物造型等方面都带有浓重的“欧化”色彩。早期电影人无论是电影制作者，还是电影评论者，大多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在西化的大背景中，他们把电影创作的“欧化”与民族改造和文化重塑联系起来，“现在影剧中的服装和布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就是‘欧化不欧化’的问题。其实欧化的精神，就是希腊思想，这是根本于优生的欲望。一切事物，都朝着穷工尽巧一条路上走去，是我们应该竭力效法的。所以服装和布景，在形式方面，不必改动，只要使她们受一度希腊思想的洗礼，那么中国的新艺术，就能开成璀璨的花。”(12)将希腊思想视为振兴民族、重塑文化的济世良方，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牵强的，但当时持此论者却大有人在。如果以这一思路为指导思想，中国电影的本土化发展将遥遥无期。然而，邵氏“天一”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它拍摄的“稗史片”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开启了国产影片的民族化发展之路。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邵氏早期“稗史片”功莫大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