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情感教育及全球公民的形成
时间:2024/11/28 06:11:42 来源:《电影艺术》 作者:朱利·威尔森 点击:次
内容提要：丹尼·凯伊1954年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引起了媒体工业、明星和联合国之间关系的激烈变化，并孕育出“明星外交”的新概念。本文通过对凯伊开始承担情感教育功能的探讨，来介绍当代诸如博诺、安吉丽娜·朱莉等明星的崛起。反过来，通过凯伊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先生”，明星作为公民养成和全球治理的有效文化技术手段已经浮出水面。 作者简介：(美)朱利·威尔森，美国阿勒格尼学院传播艺术戏剧系助教，博士毕业于明尼苏这大学传播研究系，专业为媒体研究批评，发表《当代艺术、观众劳动力以及全球数字经济》等文章，参与《真实电视陪伴》等专著章节编写工作，担任媒体批评研究介绍等课程的讲授工作。 译 者：曹怡平曹怡平，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过去10年，U2乐队的领军人物博诺(Bono)成为国会山和白宫的常客。在共和党的圈子里，这个有些“臭名昭著”的流行音乐明星花了大量空闲时间在国会游说，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债务免除和外国支援。也许博诺最著名的政治功绩是让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流泪。2000年9月，博诺和来自北卡罗莱纳州偏激的右翼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进行了一次会谈，杰西不仅因为其在民权上的无情立场而成为富有争议的政治人物，同时，毫无悬念的，他也是美国援助项目的坚定反对者，其将援助贫穷国家等同于把钱扔进了“老鼠洞”①。博诺回忆：“我和他谈及圣经的起源……他真的被非洲大陆的故事感动了，他对我说：‘美国需要做得更多。’我认为他从精神层面感到了压力。”②赫尔姆斯对博诺解释道：“我对他印象深刻，他的深度是我不曾预期的，他在上帝的指引下帮助非洲挨饿的人民。”③2002年，博诺缠着共和党人支付了50亿美元的额外援助来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并承诺将会增加对全球基金的投入，以对抗艾滋病、肺结核以及疟疾。戴墨镜、鼓吹世界和平的博诺参加了布什在白宫举行法案颁布会。博诺认为，这个法案是一个“支付不足的法案”，他警告美国：“我们不应该这样。美国政府现在已经承诺将于次年启动艾滋病防治项目。一旦参与其中，我就很难抽身。”④ 大体而言，学者认为，诸如博诺这样的明星外交以及其他形式的明星和政治，借助无处不在的媒体文化，尤其是管制解除和媒体巨头化之后电视和商业杂志的崛起，给政治带来了放大效应。⑤在现代媒体语境中，娱乐和政治的边界模糊了；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乔治·克鲁尼(Jeorge Clooney)这样的明星可以跨界到政治的疆域，同时，像比尔·克林顿(这样的政治明星也不得不用明星的方式来评估个人生活，并被迫屈从于个人形象制造和管理的艺术。⑥然而，这些框架让我们对这一情形知之甚少：一个爱尔兰的摇滚明星代表国际组织进行的游说，一个右翼美国参议院对出于困境中的全球居民的感受。 本文不倾向于将这一现象看成是商业媒体文化和政治不可避免的结合与发展，而是通过追踪最初授权明星政治在全球舞台崭露头角的制度目的和政治合理性来提供更细致的解释。⑦博诺作为明星外交官的事业仅仅是漫长故事中的一个篇章，其根植于二战之后的早期文化外交项目以及“一个世界”的愿景。在这一语境下，通过强调西方和遥远地方的他者之间的情感、共同连接的情感话语、与日俱增的全新国际主义和公民观念得以上位为流行文化。正如我所表明的，当代媒体名流和全球公民对丹尼·凯伊(Danny Kaye)亏欠甚多。作为联合国官方首任亲善大使，这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先生”强化了这一观念：明星可以通过动员媒体观众支持联合国，提升自身的“公共福利”，并用这种方式扮演卓有成效的角色。⑧我从几份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文件——《评价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55)，《今日观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51-1958)，以及《丹尼·凯伊的秘密生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56)——来研究凯伊所扮演的角色，以展现明星如何逐渐在国际社区和全球关怀中演变为圣像的。 我通过改编政府框架的方式带来了全新的明星政治史，其中之一是展示明星和媒体文化在世界政府对话以及全球公民实践中扮演的角色。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通过阐释自由民主状态下高度分散的权力来发展治理术的概念。⑨治理术致力于通过将公民健康和财富最大化的方式来进行控制，因而存在于整个社会领域，其与官方权力中心保持距离，并根据更具政治合理性的方式来引导行为和发展倾向。⑩于是，治理的方式专注于文化样式和文化现象的实践和技术维度，并在自由治理的领域内充分发挥效用。(11)我通过将研究领域扩展到国际范围而修正了福柯的观点，以展示明星和名流如何日益卷入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中。从全球治理的角度出发，诸如博诺这样“充满爱心的明星”成了全球治理中的文化技术人员。(12)博诺和他寻求杰西·赫尔姆斯支持的道德必要感显示了西方明星长期以来作为情感教育者在国际领域工作的技术和实践方式，即作为提升全球关注和培育全球公民的工作者。 情感的教育和一个世界的文化 二战的暴行、带来的毁坏以及原子弹时代日益增长的对生命的关注给国际合作提供了原则，以及分享普世人性的文化重要性。由于非常渴望利用日益增长的国际情感，美国电视网络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开始呼吁广播联合国事件，以期发掘公众对全球事件日渐增长的趣味。由于不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1949年采取的突然行动——在日间播出联合国大会会议，美国广播公司的大卫·沙诺夫(David Sarnoff)抱怨他拥有的网络因为这一事件，显得“对公共服务漠不关心，这还让他在竞争的商业环境中显得非常荒谬……此前，美国广播公司从未报道过联合国事务，如今也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它表现得既有进取心，又有公益精神！”(13)早期，电视制作人渴望参与培养“好的”自由公民，宣传联合国和国际主义是战后公共利益项目的一个重要方面。(14)比如，安娜·麦卡锡(Anna McCarthy)描述了一部隐藏摄影机拍摄的短片《联合国的孩子们》(Children of the UN)，这部短片在具有艺术和文化多样性的电视节目《公共汽车》(Omnibu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52-1956，美国广播公司1956-1957)中找到了播放的平台。制作过《空中快照》(Candid Camera)(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60-1967)艾伦·方特(Allen Funt)拍摄了这部短片，电影记录和采访了纽约国际学校的孩子们。《空中快照》节目主持人阿里斯迪尔·库克(Alistair Cooke)把这部电影称为“国际社会的微缩模型……没有礼仪、没有禁忌、但却充满了荣耀”，评论家罗斯·赛尔斯(Ruth Sayers)认为，这部电影是对一个世界的观念良好且安静的宣传。(15) 受到这些例子的启发，电视工业希望在战后扮演这样的角色：教育观众关注国际事务，以及承担其作为国际社会一份子的民主责任。迈克尔·科廷(Michael Curtin)认为在这一阶段，全球导向的纪录片兴起与市场融合和电视工业在全球文化经济中拥有利益有关，不仅如此，它也是电视工业作为潜在全球媒体参与提升美国在战后和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方式。在帮助美国公民欣赏和拥抱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传播民主观念全新角色的名义下制作的纪录片聚焦于国际事务。(16)和其他大众媒体不同，电视，尤其是卫星技术具有全球传播的潜力：能够创造出丽莎·帕克(Lisa Park)所宣称的“全球在场”的幻境，并因此而危及到远距离人群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对话。(17)正如科廷和帕克指出的，电视全球对话和传播的方式反映了西方在发展对话上的地缘政治利益。帕克解释了《我们的世界》(Our World)(英国广播公司，1967)这类电视事件。通过卫星直播的方式来连接意识形态分裂的东方和西方，以及经济割据的南方和北方。不能从西方现代话语进行区别，它将社会分为传统或者现代，呼吁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和读写能力的培养，并将大众媒体预设为社会和经济变化的代理人。(18)因此，从很多方面来看，电视的全球转向和美国全球政治议事日程(包括美国市场的扩张，以及通过发展援助的方式帮助贫穷、去殖民化的世界摆脱贫困)的结盟，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抗击共产主义传播的名义下进行的。 克里斯汀·科林(Christina Klein)展示了引人注目的两股相互竞争的世界秩序如何影响战后的媒体文化，因为全球关于遏制共产主义的文化想象与取消种族隔离的情感相融合，这一融合超越了全球合作、互相依赖以及相互之间的结合。(19)安德鲁·福克(Andrew Falk)对“两个世界”和“一个世界”的观念进行了区分。这一讨论不关乎隔离主义VS.国际主义，而关乎美国愿意拥抱何种国际主义，以走出对抗：两个世界的、冷战的图景占有绝对优势，单边主义、国家主义或者一个世界的、消除种族隔离的图景还只是乌托邦。(20)尽管全球融合的想象和两个世界的图景毫无疑问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但国际主义可替代的图景根植于全球融合和承诺发展的背景中，这也开始渗透到许多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尤其在媒体和文化的领域之内。一体化的全球想象——从平衡到遏制提供了美国国内、国外以及文化的政策，因此，文化机构通常将普通公民和媒体观众表述成对远方人群具有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公民。 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于1943年在其国际畅销的旅行演讲《一个世界》(One World)中激发了自由国际主义，这最受欢迎的全球融合最佳模式之一。(21)威尔基曾经作为前民主党候选人竞选过美国总统，并作为共和党人于1941和1942年乘格列弗轰炸机在海外旅行50天，这也是战争时期的一项任务。《一个世界》因为同情苏联和中国人民而广受关注，它主张进行政府间的国际合作，同时也宣扬将自决权作为公民权赋予人民。 正如福柯解释的，像威尔基所强调的一个世界愿景的普适性包含在几个国内外都适用的原则中：人性资本主义、反殖民主义、自决、人民自由以及公正对待所有国家。(22) 《一个世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阅读，在文化工业中尤其如此。1943年，二十世纪福克斯的达里尔·扎努克(Darryl Zanuck)出资购买了《一个世界》的电影版权，但这一项目从来就没有开工过。在银幕之外，好莱坞民主委员会的成员都团结在威尔基的原则之下，为战争之后的电影工业寻找新方向，好莱坞民主委员会转向国际事务，游说美国政府、动员公众意见来支持联合国，并通过了布雷顿森林协议。比如，该组织赞助了一系列的公共广播节目，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沃尔特·休斯顿(Walter Huston)、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和奥利维娅·德哈维兰(Olivia de Havilland)都参加了节目，以便向听众传达美国和美国公民在战后世界所扮演的新角色。《一个世界》也为许多早期电视剧作家提供了灵感。 威尔基的观念也是《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的常客，这得力于诺曼·卡森斯(Norman Cousins)的推广，他于1942年成为该周刊的编辑，并很快增加了周刊非文学性的版面，内容从扩大出版权限到诸如战争、饥荒、旅行和援助等国际事务。在他的任期内，卡森斯极大地扩张了周刊的影响力，使之成为一本以受过高等教育、中产阶级为主要读者的周刊。和威尔基一样，卡森斯是国际政府和普世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正如科林所描述的，卡森斯认为在全球社区中，彼此拥抱对方的会员资格是成为战后公民的必要条件。于是，他开始鼓励读者克服与文化差异性有关的习以为常的错误教育，将注意力集中到连接所有国家的共享人性上。(24)在卡森斯的领导下，《星期六评论》通过引导读者关注国际社区的问题，用这种方式来培养他们的性情和态度；不仅如此，该杂志还为读者提供机会，用以帮助他们实现全球承诺具体化的方式来规训读者的行为。比如，广岛少女计划将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女性受害者、拉文斯布吕克计划将波兰纳粹药物试验的女性受害者带到美国参加外科整形。(25) 通常，威尔基一个世界的普世精神和由此折射出来的取消种族隔离的想象是以一种情感方式进行的文化表达。有人将情感主义解释成肤浅错误的情绪论，与之不同，柯林追踪了伤感话语的轮廓，以展示其如何渐进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反种族隔离、反政府、一个世界的愿景之一。 情感教育是科林给大量文化实践进行的命名，通过美国公民、敌对的欧洲以及全球的南方建立情感连接，这些文化实践寻求公民和全球融合想象之间的结盟。通过个人的连接，以及“施与受”行为的变形体，不同人群的文化差异的情感得以连接。这样，情感教育就成了关于“教育美国人理解自身，他不仅作为自治国家的公民，而且不可避免地卷入多国纽带的网络之中。”(26)同时，该项目也面对美国国内，针对美国人的内心和行为，这样就成为了一个美国国内的教育项目。包括42个委员会在内的机构安排各种机会，以便让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建立联系，寻求建立一种“超越”政府的情感纽带。人人项目设计的动机就是给融合的全球想象提供物质的、机构的和文化的基础设施，支持华盛顿世界秩序项目中关于自由世界融合的公众因此成为人人项目争取的对象，其目的是将其变成普通美国人能感受到切身利益的项目。(27)尽管两个世界的冷战格局以及遏制的全球想象很快会给一个世界的愿景蒙上阴影，但分享的、共同的人性原则，以及美国公民在全球社区成员所拥有的社会和道德责任的观念却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存活了下来，值得一提的是战后和冷战时代强调文化外交的环境。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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