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艺术电影的生存现状及发展策略
时间:2024/11/28 06:11:35 来源:《当代文坛》 作者:侯李游美 点击:次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电影生产国、第二大电影消费市场，电影产量及票房实现了大飙升，在商业及产业化方面做出了惊人的成绩，中国商业电影显示出了无限生机和活力。与此相对应的却是中国艺术电影当下尴尬生存境域——于多元环境里相对萎缩的状态。电影的艺术属性与商业属性对一个国家的电影文化实力而言，同等重要，它影响到该国电影市场的全面竞争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本文在考察当下中国艺术电影的尴尬生存现状之基础上，在国家文化内涵体现、艺术精神表达、产业化运作之关系等方面试图为其发展提供一种可行性策略。 关 键 词：艺术电影/生存现状/发展策略/软实力 作者简介：侯李游美，成都大学艺术学院 中国电影在过去二十年里经历了飞速发展，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其发展成绩斐然，举世瞩目，电影产量和票房均以每年35%以上的速度提升，且提升比例仍在逐年增长。这种情况下，电影的产业化发展值得深思和研究。对于中国电影而言，“闭关锁国”的发展政策在当下显然不足取，因其不仅要面对全球激烈的市场化竞争，更要应对严峻的全世界民族之间的文化角逐。据于此，我们需要抓住当前电影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即回归电影的本体和主位来谈生存与发展。电影本身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所谓回归其本体，就是回归艺术电影来观照当下中国电影的现状。按照国际上对电影的类型化划分标准，中国电影的区分类型可分为三大类：主旋律影片、商业大片(以市场为导向，可转为文化产业，靠市场调节作用引导)、艺术电影(本文研究对象)。塔科夫斯基(Andrey Tarkovsky)说，“艺术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影响灵魂。”①不得不承认，当下中国大部分影片缺乏来自影响人心灵或精神的哲学思考，另一方面中国又不缺乏具备前卫艺术创造生气的新锐导演。应该说，在不同风格、不同年代的艺术家之间，并非只存在一种“非此即彼”的单一美学选择，真正的“影响灵魂”呈现为在美学精神以及电影艺术叙事方式和表现形态上的独特个性、独家创意和独有魅力。只有在商业电影飞速发展的当下，为艺术电影的良性生存提供某种可行性策略，才能开拓中国电影的多元新生面，使其形成百舸争流、百川汇海的大气派，并最终扩大中国电影的文化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 一 当下生存现状之“中国元素”不等于“中国符号” 中国电影在1994年以后受到美国电影的大片冲击，当时处于电影改革时期，过去由中影公司的统售统销，变成制片厂独立向市场发行之后，国有电影制片厂由于缺少资金，必须拍一些短平快、受市场欢迎的商业电影。党的十六大以后，电影产业化发展有了明确的要求，以《英雄》为首的大片开始兴旺，中影集团改革，由过去“买指标”变成“单分制”，最后承认“民营”的电影制片单位，由于这些改革，中国电影走到了高速产业化、出产率高的今天。但是，电影作为表现国家软实力的一种艺术门类，它在吸引观看、造就票房、形成话题、产生社会影响、引领社会风尚、进而改变人们行为观念的同时，更应该体现其独特的审美内涵，尤其是本国的悠久文化底蕴及思想价值取向。软实力的源泉来自内在性的精神力量，而精神性显著表现的一种形式是自由，“(自由)本身优先于文化。”②在这里，对电影所实行的文化策略，须要注意传播、沟通、融合与个体选择的关系，不能违背艺术家个体的自由选择，如果把文化绑架在一个特定制度之下输出，对于艺术电影的观照又会进入到一个南辕北辙的境地。 众所周知，中国电影最早以功夫片进入世界电影视野。先有天才李小龙的开拓，后有成龙、李连杰的崛起，中国功夫电影一直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窗口。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功夫电影其实是中国电影唯一能成规模出口的类型片。在此我们尚不知中国功夫元素在国际影坛的热度是否只是暂时性的，它是否会形成产业发展的周期律。就功夫片本身来说，若要使其作为中国某种独一无二的电影类型走向国际，我们还得兼顾全球化和民族性之平衡。这里以功夫电影为起始，关注这些电影里中国元素所呈现的内容。应该说，从功夫片开始，其中的中国元素所涉及的并非等同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所指，而是某种电影以外的“存在”，它甚至成了受到西方瞩目的第三种指认中国的方式——西方人于其中形成了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固有范式性体认，一如西方人眼中一系列中国电影，实则满足的是西方人旧有的东方主义印象(或者说镜像)。 一般而言，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电影更多的代表一系列中国元素，它们近似于符号性“存在”，而又不等于“符号”。就这里的“符号”而言，借鉴瑞士语言学家费德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著作《语言学教程》(1915)中相关符号学理论。他认为，词汇不是对应于指涉物(referents)的标记(symbols)，而就是“符号”(sign)，此符号由两部分组成(犹如一张纸的两面)：一是记号，叫做“能指”(signifier，或译“指符”)，一是概念，叫做“所指”(signified，或译“意符”)。索绪尔的公式表达为： “符号(SIGN)=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③ 中国元素已成为中国电影人手中吸引外国观众的一道利器，飞檐走壁的功夫、高山流水的琴瑟、袅袅的熏香、丹凤眼的冷面美人，轻舞飞扬的衣衫、茶道、书法、阴阳等等近似符号性的“存在”，频繁出现在国外上映的中国电影中，这些或生动或传神的镜像，是否在表达上存在过度与失真，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于电影创作者青睐中国文化，希望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于是中国元素的不断涌现，频繁进入到外国观众的视野。但从符号论本身来看，这些符号性“存在”的内部意蕴与审美内涵，与其外在表意，或索绪尔所谓的浅层象征的漂浮“能指”是背离的。更值得思索的是，对于外国电影而言，从《杀死比尔2》到《碟中谍3》，从《功夫之王》到《功夫熊猫》，或者到中国拍，或者拍中国，只要和中国沾边，似乎都能吊起中国13亿人的胃口。随着中国飞速发展，外国电影中的中国符号不断增多，中国的形象也在不断变化。在早期的西方电影中，中国的代名词是唐人街，那里呈现的是脏乱差的街道和面黄肌瘦的中国人，从那开始，西方观众对中国的关注就停留在猎奇层面上。他们对中国符号的固有印象，不仅呆板，甚或失真，用索绪尔的符号论来看，这些“符号”只是在他们解读中国与中国文化过程中“所指”(signified)缺席了的、且无内涵的一系列漂浮“能指”(signifier)而已。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在中国同西方不断碰撞交融的过程中，西方人越来越多地想去了解中国，中国的创作者也更多地挖掘、表现中国文化。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创作者眼界和认识上的局限，出现在好莱坞大片里的中国符号仍然难以摆脱功夫、旧上海滩、古装人物等陈旧镜像，使用的手段也带有生硬的拼凑感，具有现代中国特征的中国元素始终远离西方观众的视线。大红灯笼、秦砖汉瓦、阴阳太极、汉服中医等，作为中华民族迥异于其他民族的视觉符号，固然有其内在的符号属性和民族元素，但我们更多的需要观照其对人类所共有且共用的精神价值，以及其抽象又鲜明的民族文化涵养。只有对本民族的哲学精神、审美特性等大文化审美所构成的潜在深层文化获得自我认同之后，才能使中国独特且独立的民族文化精神不至在“舶来品”——电影的世界里只剩下毫无生气的孤立“能指”，进而在西方强势文化输出中“失语”。当下的世界民族文化竞技场离不开“全球化”的大视域，而“全球化”本身对于文化发展来说是把双刃剑，弱势文化的民族性、传统性于其间是被流失在强势话语之中的，更谈不上挖掘其文化资源的宝藏。因而对于当下中国电影，特别是艺术电影而言，在光影闪烁的黑暗放映厅里，应该是把观众送进一种审美化的梦境里，电影艺术家通过与观众的精神交流，不仅实现对现实生活切入而又有距离的观照，更能对观众的疲惫心灵进行一种致幻剂般的慰藉，对富有意蕴的审美内涵进行一种“光影之梦”的表达。 从传播学视域来看，那些认识、理解和暗合受众心中的规则的符号，能够在传播行为上让受众首先产生选择性注意，进而实施选择性理解，最终让受众能够选择性记忆，这是符号传播与接受的规律。只是在传播过程中，其行为的实现需要切合受众的心理需求、契合其文化背景等，再通过一系列心理过程，如范畴化、映射、整合等得到概念性的理性指示。但就艺术本身来看，其审美内涵之实现显然有着比传播本身更微妙，且难以把握的“言外之意”。电影的表意方式比起文字书写或语言表达，因其操作技术与意蕴内涵的矛盾，显得更加复杂，其意义代码也更加隐蔽。但符号化本身的技巧性运用与电影的艺术性本质之间，二者并不冲突。庄子曾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妄言。”语言或符号本身，具有内在意指，或者说其有不同于浅层“能指”的内在“所指”。电影，作为一种通过镜头表现艺术的符号，其魅力，更确切说，艺术电影的魅力并不在符号本身，而在于符号所指背后的意蕴。只有那些多彩且诗性的、有着深刻中国烙印的视觉文化符号群，才能真正代表着丰富的中国元素。 与西方电影显性表现所不同的是，中国电影，特别是艺术电影更擅长从隐性、微细的视角入手，借助中国元素的符号化阐释，传达中国文化的审美意蕴，意寓深远地展现人于世界之中的哲学认知与价值取向。有评论者这样说，“(电影)《红高粱》经过编导心灵的过滤，情节人物已适度变形，加上蒙太奇的组接与造型、音响配合，将创造者心中的幻境还原为一种屏幕上人人可见的亦幻亦真之境——即‘造境’。”④这样的艺术电影“造出”了一场场深具魅力的“幻境”，于其中有着人与感性生命之血肉关系的思考，更有着人性本身的狂放生命意识，对原始生命狂热挚爱的表达。最后留给观者的是无穷思考与无尽回味。到目前为止，各种被认可为成功的艺术电影，皆立足于本国的文化基础，自有一种不可替代、专属于本民族又具有普遍性的民族经验和民族感染力，其中既有琴棋书画的文化传统，又有风情古韵的审美要求，更有韵外之致的艺术趣味与天人合一的艺术理想。中国电影产量与票房极速飙升的现状背后，实则带来的是一种大分化。这种分化反映为，普通观众代表了大多数，他们工作之余意欲体验时尚、快乐，贡献了票房，是电影的最忠实观众；电影界沾沾自喜，清点票房，赚得盆满钵满；可一小群文化人则满含忧虑，他们坚守着文化的最后阵地，因其不崇拜收视率、上座率和票房，有着来自文化方面的居安思危与独立思考的声音。本文认为，电影快乐背后的文化品位，比快乐本身，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现状而言，更加重要。这种大飙升后带来的电影背后的分化问题，需要文化人与学者共同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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