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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粤剧电影:戏曲的切割与重建(3)


    戏曲的切割:文字、剧本写作和戏曲电影
    随着戏曲表演标准化,戏曲元素的分离如戏曲演唱和戏曲的跨媒体传播变得复杂起来。这是一种本地艺术形式在工业再生产影响下的转变,(24)或者说是以戏曲电影为例的戏曲切割。理论上戏曲的切割受瓦尔特·安格“文字切割”的启发。文字切割指的是技术的兴起,如写作、印刷和电子媒体,导致新的意识形态的诞生。当时在香港,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在粤剧电影制作中的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立体舞台变成平面电影、影像放大的影响、有血有肉的演员变成荧幕上的幻影、通过镜头的组合建立戏剧冲突关系等。粤剧从以口头性为主变成以文字为主的过程是对本地艺术进行切割的第一步。瓦尔特·本雅明在他一篇关于工业再生产时代艺术的经典著作里,阐述工业再生产对艺术产生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光环”的消失。本雅明对“光环”的定义是赋予某件艺术品独特的具体时间和空间,从而使该作品被分离出来,并称为真正的艺术品。工业再生产导致一件艺术品的时空独特性以及传统消失。不过同时却让更多的人能欣赏到大量生产出来的艺术。本雅明的观点表明他深信工业化再生产艺术所具的民主潜力。正如本雅明的预测一样,粤剧电影使粤剧在更广范围内传播,也使更多不能体验到粤剧舞台表演的人能欣赏到它。香港本地一位有名的影评人石琪对工业再生产粤剧所起影响的观察及评论很有说服力。他说:
    “如果没有唱片、收音机、电影及媒体,戏曲就不会深入社区,打破方言界限,使戏曲在全中国以至于海外华人地区被广为接受……我得说我从来也没有喜欢过戏曲,对粤剧或其他中国戏曲所知也甚少。但是戏曲却通过收音机和电影成为我年轻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25)
    石琪的这番话证明了本雅明所述的工业再生产艺术的民主性及它的广泛传播性,也表明他确信粤剧电影能传播文化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他提及战后香港无处不在的工业再生产粤剧以及它对年轻人的影响,也强调它对传统粤剧的负面影响,对舞台革新的讨论以及寻找新的表现形式的尝试。
    但是,将本雅明应用到香港的语境却需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点。戏曲电影将传统戏曲传播得更远,但同时,也使戏曲向更加精细并标准化方向努力并不断加强。(26)传统粤剧是一种大众娱乐方式,具有许多口语化特点。正如瓦尔特·安格所述,原生文化是“没有受到写作与印刷所影响的文化。”(27)文字约1500年前就已经在中国存在,因此,这个定义并不完全适用于粤剧。安格也说,严格意义上的原生文化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不过在今天受到写作和其他技术影响的文化中,原生文化的痕迹和意识依然可以找到。中国戏曲,包括粤剧起源于歌舞仪式,是文字出现之前一种口头共享形式,在多年的发展中顺应历史的需要做了许多调整,但是仍然具有许多口头性特点。比如,安格认为,在口语文化中,“获得的知识要不断被重复,否则就会失去:固定或程式性的思维模式对于智慧及有效的管理非常重要。”(28)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口语文化一成不变,相反,其原创性在于“每次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即故事的每次讲述,都必须有它发生的特定场景。因为在口语文化中,要引导观众回应,并且积极地回应。”(29)安格也说,口语文化的观众“不‘学习’……他们通过师徒制进行文化传承……一通过听和重复所听到的内容,掌握谚语以及不同的组合,吸收其他的程式性素材,参与一种群体式的内省,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习。”(30)
    粤剧的表演有赖于固定剧本的提纲。(31)剧本里的故事大纲世代都是口头相传。不过,遵循既定的故事大纲并不意味着粤剧舞台上没有原创性。相反,创造力与自发性存在于每个表演人的每一场表演。确实,粤剧的自发性从祭拜仪式直到今天都是它一个显著的特点。(32)在粤剧进入现代舞台之前,在宗教场合或城镇节日上为目不识丁的民众带来表演,或者为富贵人家在节日时提供娱乐。表演场景相应是在空旷地方临时搭建的戏台或富贵人家的家里。粤剧演员的训练则通过师徒制,徒弟必须勤勤恳恳地模仿师傅,学习他的技能,师傅往往也是家长式的人物,是行为的楷模,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才是朋友。
    戏曲的白话草根娱乐方式表现在:语言的本地化、成立职业戏曲表演会所、并采用有本地特色的表演方式与音乐风格。19世纪以来,随着戏曲进入现代茶楼和专门兴建的剧院而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标志着戏曲的进一步切割。薛觉先和他的舞台革新就颇具典型性。在他之前,即兴是粤剧表演的一个突出特点。粤剧的即兴性表现在几方面:它可以是在大纲基础上对许多元素,如对表演、歌唱、唱念方式以及舞步的临时扩充,也包括增加大纲中原来并不存在的因素。(33)即兴对观众和表演者之间的互动非常有利,不过也会造成每场的表演不尽相同。唱词的出现、正规化的表演以及排练形成了技术及工业组织式的特别重组模式。
    薛觉先对唱词、表演前要进行仔细排练等要求严格,表明了对标准与精确的要求。这种要求随着剧本写作发生并成为可能。根据安格所述,写作已经被我们内在化,对我们来说,也许已经不再是技术。但是,就它使用工具如纸和笔来纪录稍纵即逝的言语来说,它是技术。(34)将听觉的、口语的并稍纵即逝的言语记载到纸上,写作在这方面对意识起了根本的影响。这种影响被活体印刷传承,通过将字母变成独立无声的视觉文字,活体印刷改变了我们的意识。写作与印刷使我们的思想精确,感官趋向视觉性,培养读者的内省与反思,导致意识的重建。薛觉先聘请剧作家专门为他写剧本,职业写作是对戏曲的进一步切割。它为薛觉先赢得了严格谨慎的表演家的声名。他反对即兴表演,这种主张也被他的徒弟白雪仙后来所效仿继承。薛觉先所采取的其他措施,如去除表演场合里喧闹叫卖声,来营造如读写所需要的专心安静氛围。薛觉先也鼓励服装、化妆与粤剧的时代、性格与人物相符。
    薛觉先对标准化、粤剧专业化的追求和电影的启示有很大的关系。电影就像镜子,反映了粤剧的价值与弱点,促使表演人有效地增加、删除、补充或更新粤剧元素或舞台设计。薛觉先20年代在上海大都会的洗礼使他认识到各种媒体,以及形形色色的表演,这些都赋予他大都会人的敏感。《伶星》电影杂志曾记录,他在上海期间曾到游乐园,频频观看京剧表演,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并导演制作了一部题为《浪蝶》(1923)的电影。(35)薛觉先在大都会停留期间接触到了电影,这导致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包括《白金龙》的几回改编,从好莱坞电影到粤剧表演,并被搬上银幕。20年代上海电影文化的生机使薛觉先看到了巨大市场和舞台改革的潜力。薛觉先以令人信服的歌唱、精美的做手舞步以及精确的化妆,结合京剧、昆剧的启发,着力增加舞台的竞争力。薛觉先表演时增加道具,虽然这有异于传统舞台道具少、表演程式化的特点,但受电影的启发,认为它有商业吸引力,值得效仿。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