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文化记忆考察*——以国际电影节部分获奖影片为视角(2)
时间:2024/11/28 07:11:48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 作者:李娟 点击:次
二、民族历史记忆的结构认同与情感叙事 影像叙事作为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载体和话语形式之一，参与了人类主体的建构过程，由影像话语产生的历史记忆成为借用影像资源促成当代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詹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提出了非常著名的论断，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3］523。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大量中国电影进入国际电影节的历史书写视野，现代中国不断从虚幻的他者镜像中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虽然自我构建的过程某种程度成为自我异化的过程，但也成为借助影像把握当代中国自我理解与认同的一种情感结构与叙事脉络。影像通过叙事将个体生命成长及民族价值追寻等精神思考体现出来，《菊豆》以较强的文化隐喻描述了为实现人类本能欲望表现自主、对抗的女性意识；《大红灯笼高高挂》处处隐匿着权力话语控制下的力量与掌控欲望的象征，传统的家族宗法观念也被隐秘地转换为对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活着》印证了“经典电影叙事的基本特征是以呈现而不是讲述的方式隐藏起叙事行为与符码痕迹”［4］8的论断，女性忍辱负重而缺乏内在独立意识成为男权社会无法发声的配角；《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秋菊打官司》同样是将作为弱势的女性放置在环境、秩序、命运的对立面，成为主观臆造下理想人格与精神的意向存在；《我的父亲母亲》则以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的时间经验和叙事习惯确证了影像话语中的内在性结构，以虚拟的现场感与民俗景观营造出所谓的符码化信息类象。民族历史记忆内部对自身价值主体的认同和思想力的锤炼往往需要寻译民族哲学层面的密码，也就是要对民族思想与哲学遗产进行再次传承，影像叙事构建的情感结构尤其是与身体相关的话语系统，反而可以超越民族与国家的语境得到更多关注。影像承载的历史记忆成为民族文化意识组成的因子，一般蕴含了民族精神中最直指人心的情感与核心价值，以获得文化符码和价值判断上的理解与沟通。以影像叙事为角度反思社会理想价值建构，在中国现代性身份的自我认同中反观文化作为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成果，无疑具有民族性与世界性。影像作为“想象中的能指”，观影者在接受的同时选择了与虚构的想象世界进行同化，影像文本开放性的多维结构决定了其往往也是“生产性文本”，其意义和价值在于观赏者对影像的不同接受与阐释。凭借影像建构碎片化的个体记忆，进而复原历史记忆固化社会意识，需要跨越文化障碍寻求按自身逻辑将自我认同在叙事时空中全面展开。 在全球化的文化逻辑驱使下，各民族都开始竞相展示以本土价值主体、文化主体、政治主体等为主的文化秩序与观念形态，更加需要保持文化的自主性而不被纳入所谓主流话语与价值系统，这其实也是民族精神与民族情感的根本性存在。“认同”是对自我身份和所在群体的确认，也往往伴随着对抗。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符码系统与作为一种批判性思想资源存在的西方伦理，在经历了思想碰撞融合、彼此滋养之后，逐渐产生对本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这其实是一种渴望世界认同的民族心理。例如，《香魂女》丰富了社会历史变革背景下以特定个体使命增附民族审美想象性的呈现方式；《红粉》通过表现人内心对历史的逃离、对自然生命意识的坚持，而表达对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某些反抗；《太阳有耳》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导致了世俗化的降格，成为影像话语中无力的关于人性的寓言景观，而叙述主体只能从自身的性别经验意识出发；《霸王别姬》更是以独特的气质与历史意涵透视民族心理的变迁，由于身心遭受戕害而导致性别错位，在进行“自我”身份追寻的隐喻下也映射出从外部影响到自我暗示、再到心理强化的民族性人格变化轨迹。《火狐》《阳光灿烂的日子》《荆轲刺秦王》的男性叙事立场非常明确，特别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男性话语的表达让女性的主体性明显缺失，女性成为陪衬男性完成历史宏大主题的内容。每种文化体系都有特定的“凝聚性文化结构”，历史记忆建立在这种结构上并且不断对结构进行着复制。《红颜》《孔雀》《看上去很美》等影像叙事基本都具有母性场域中阴性意象的书写，原始本能在象征秩序压抑下呈现符号态的迂回更让影像话语具备了深层的阐释空间。《白日焰火》在略带诡异的叙事风格中完成了对复杂人性的素描。从文化存在性的角度而言，影像建构的历史记忆比其他文化传播形态更能够承担起民族文化记忆的功能，男性意识的性别空间也充斥了影像生产的地理空间乃至社会空间。国际三大电影节的中国获奖作品，大都具备在想象中进行文化反思与人性追问的特质，民族的历史记忆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性别意识作为记忆的载体，人类对生命意识的张扬和对历史逃遁的态度成为一种文本的存在。情感无疑成为构成人类属性包括历史记忆的关键性要素，记忆的内在紧张往往牵制于文化的“内在性”，影像话语巧妙地利用情感叙事完成意向性所指，以不仅仅仰仗历史合法性的维度来彰显人类的自然生命状态。 三、民族集体记忆的空间拓展与民间叙事 民族集体记忆是在个体经历过、觉察到的记忆基础上，由群体或现代社会所共享、传承和建构的。影像话语符号在塑造民族集体记忆方面具有巨大能量，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作用于意识形态合力的重要角色。集体记忆成为特定社会群体组成者共享历史往事的过程和结果，而社会群体意识势必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国际电影节在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版图之间建立了一条通道，而独立电影在主流话语之外开辟了一定的公共文化空间，某种程度上成为民间叙事的重要形式。目前的独立电影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暧昧性，多数处于边缘化境遇，由于过分强调抗争的姿态而刻意营构异质空间，导致批判与建构精神、参与和书写历史的愿望难以更好实现。以独立电影的身份参加国际电影节并获取奖项，似乎可以通过该途径占据意识形态的资本优势，他们往往在保持自身活力的基础上逐渐与其他民间表达方式汇流，并与主流话语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张力关系。例如《鬼子来了》以黑色幽默手法颠覆了抗战历史的传统叙事，试图以解剖民族心理与反省国民性为基点探索战争与人性的本质。后现代式的表达成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另类影像建构，而其带来的所谓道德优越感与获得文化资本的投机心理，使其失去了进入更广阔社会空间的机会。生命个体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获取和沉淀记忆，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并对记忆加以定位，电影作为一种直接与个体记忆相联系的文化形态尤其是文化媒介，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与文化转型的自觉性力量。作为媒介时代的文化生态组成，独立影像拓展了人们的文化思维视野，也成为塑造社会意识图景与社会集体记忆中不容忽视的内容。《小城之春》以“小城”为象征传递了处于历史与社会脉络中由外及内的现代性历程意向，以风格化的诉求高扬崇尚人性主题的精神操守与演变过程中的反思阵痛。影像的话语意义产生受社会制度、文化形态、生产机制、接受方式等元素的影响，独立影像通过一定的角度直接反映了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不仅为集体记忆埋下了基础，也为隐形文化的有形化拓展了表述空间。无论是主流叙事还是非主流叙事，电影身份和记忆的多样性并不能直接产生社会认同，而是需要发挥个体性历史思维与集体性历史思维方式的影响力的同时，以更加直觉的外化方式将民族性的个体记忆拓展到整个人类生命化、本能化的普遍哲理层面，打破以往的单一的叙事方式，重新审视民族的思想认识与理论预设。 影像话语的生产者与接受者的心理结构，往往由民族文化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精神积淀组合而成，又不免受限于文化的约束，影像的传播技术恰好营造了一种“认同的空间”承载与制造着人们的集体记忆，也似乎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影像的受众心理也成为各种社会心理积淀与社会审美心理因素的外在综合性表征，尤其是受众的思维模式，往往成为构建意义的场所与价值的仲裁场，不可避免地成为将价值标准移植给他者的过程。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来看，受众的集体无意识可以在影像中得到某种程度宣泄，深层集体心理可以在影像制造的梦幻梦境中得到宽慰与安抚。“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5］125独立电影大多诉诸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注社会的边缘人物、底层人物的生存状况和精神情感，如《三峡好人》借助“三峡”这个特殊的人文符号，讲述了社会转型中生存家园发生剧变时人们的精神状态，体现了传统文明消解以后现代人的挣扎。《无用》则以纪实的拍摄手法，以服装生产与消费的角度去审视中国在行进中的现实，引发人们对历史记忆、消费主义、人际关系、行业兴衰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人类在全球化交往的实践基础上建构着新的文化关系与模式，导致人们在消费模式、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甚至制度规范方面的趋同，而文化生产者拥有对事物的解释与引导权，这种象征性权力还表现在生产者会通过个性化的表述赋予这些事物存在的理由。电影的独特话语叙事也同样可以遵从该原则，《青红》讲述了为国家三线建设背井离乡的知识分子被家园拒绝的境遇，在代表历史意志的话语没有建构起有效的价值认同系统下，以“上海想象”为情感抚慰进行着个体意识的挣扎与抗争。《左右》描述了生命困境与俗世伦理的相互遭遇，通过建立解释自身生活世界的意义框架表达对生命伦理的另类理解。《图雅的婚事》《团圆》等作品深入到了故事的观念和构架意义上，使得人文承载价值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实现了核心冲突的原型意味与具体语境的有机结合，也实现了原型主题与现实生活场景的有效叙事。独立电影无论是作为传播媒介、文化商品还是作为艺术形态等身份，已经构成当代文化生态的组成部分，成为民间叙事的形态之一，有意无意承载着塑造与传播民族集体记忆的重任。民族集体记忆为保证整个社会系统的完整和连贯，使集体的传统和历史不被时间的流逝所侵蚀，为未来提供了可资参照和借鉴的文化遗产。民族集体记忆的生成受到深层的思想意识与话语资源的左右，影像的话语形式成为推动思想与话语能够被传达、被感知的重要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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