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改革思潮——五十三年前的思想论争(3)
时间:2024/11/28 07:11:14 来源:《电影艺术》(京)2009年3期 作者:启之 点击:次
针对解放前进步电影上映时“万人空巷，家传户颂”(孙瑜)的说法，司马瑞反驳说：“只拿现在上座率最坏的影片和解放以前的上座率最好的影片相比是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来的。”(62)陈荒煤批评朱煮竹的“挡箭牌说”：“国产片不只是只有几块‘挡箭牌’，确实还有许多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影片，有些批评家，认为一切不如人、不如过去的看法是没有什么很多根据的。”(63)那么，这些“今不如昔论”者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陈沂认为，他们是以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为借口来否定新中国电影。(64)袁文殊则更上一层楼，以反问的方式给他们戴上了反党的帽子：“按照这位评论员的说法，是不是认为我们的解放倒不如不解放好呢？是不是认为现在的共产党的领导，倒不如国民党的统治好呢？”(65) 陈荒煤对此论的错误性质做了如下概括：“对于7年来电影工作成绩的正确估计，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笼统地一笔抹杀地否定我们电影成就，实际就是否认解放以后的为工农兵服务的电影方向，否认了许多党与非党的艺术家向工农兵方向前进的努力和已有的重大成就……”(66)他显然忘记了，在号召鸣放的时候，“今不如昔论”的始作俑者正是他本人。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当时的今昔对比会更清楚。数量容易比较——解放以来艺术片(故事片)“7年间一共摄制了155部影片”(67)，这个数字相当于解放前1年的产量，香港和日本半年的产量，台湾8个月的产量。(68)当时八千万人口的日本，1956年生产故事片300余部，而六亿人口的中国，1956年的产量才只有30多部。毛泽东觉得“太少了”，要求有关方面“也出他三百多部”。(69)遗憾的是，毛泽东的这个要求直至他去世，也没有达到。 质量难于比较，其难在于评价标准的分歧。一般说来，世界上存在着两套评价体系，一个是普世性标准，一个是集团性标准。前者看重人性、娱乐性，后者看重阶级性、教育性。如果用普世性标准来评价这两个时期的中国电影，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电影至今还有海外市场，而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生产的故事片，即使在国内也问者寥寥。历史证明，孙瑜、钟惦棐等改革派所说的“今不如昔”并没有错。 关于电影的领导。在鸣放之中，对电影领导工作的批评人数最多，声音也最响。在几千年形成的“官本位”的文化环境里，批评领导需要勇气，而维护领导只需要习惯。面对着如此众多的批评，就是一般人也会觉得批评者大不敬，不用说那些习惯于服从和领导的人们。于是，为领导辩护的重任自然而然地由这两种人担负起来。有趣的是，在所有的辩护者中，电影领导们的自我辩护最强悍有力，袁文殊对钟惦棐的话逐一加以反驳，“文艺报评论员说：‘当1951年文化部门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期，领导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但结果，却是全年没有一部故事影片！国家也需要对电影事业作通盘的筹划与管理，但管得太具体，太严，过分强调统一规格，统一调度，则都是不适宜电影制作的。’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危险的，按照他的逻辑，1951年之所以没有生产一部故事片就是由于领导力量的‘强大’之过，那么今后的电影工作是不是领导力量愈小，故事影片就会出得愈多呢？按照他的逻辑，剧本不要领导，便事事如意了。说‘管理得太具体，太严，过分地强调统一规格，统一调度，则都不适宜于电影制作’，那么是不是说管理得越笼统，越散漫，越没有统一的规格就会越适宜于电影制作呢？显然，这是一种无稽之谈。”关于电影局的具体领导，袁文殊干脆给钟惦棐戴上了两顶帽子——“虚无主义”和“否定一切”。(70)他显然忘记了两个月前自己说过的关于鲁迅归谁领导的话。(71) 陈荒煤从题材规划的角度证明领导的重要性：“规定制片的题材的比例，有多少是反映工业建设与工人生活的题材，有多少是反映农民生活的题材，有多少其他题材，并不像文艺报评论员所想的，只是一种领导的‘作计划最简便的方式’。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组稿工作，就是要求制片人有清醒的头脑，既要完成国家所规定的生产计划数字，又要保证对现实斗争的反映。”(72)和袁一样，陈荒煤给钟惦棐戴的帽子也是“虚无主义”和“否定一切”。 五、中共中央再次鼓励鸣放 文艺界动态始终在毛泽东的视线之中。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发表当天(1957年1月7日)，毛泽东就指示杨尚昆印发此文，将其发给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并发给将在此月中旬召开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的参加者。(73)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陈其通等人。在2月27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到了陈其通等人。在批评“左”的同时，还批了钟惦棐，说他代表了右的思潮。 在毛泽东看来，尽管右的思潮是主要敌人，但是它还没有放够，要让知识界再次鸣放，就得下大工夫——从1957年1月中到4月初，毛泽东在各种重大会议上，多次批评陈其通、陈沂等人，指责他们阻碍了鸣放，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74)同时多次重申“双百”方针，强调“放”是党的一贯方针。另一方面，邀请赵丹、吴永刚、石挥等电影艺术家160多人到京开会，请他们帮共产党整风。而在电影界掀起轩然大波的《文汇报》则受到了中央的重点表扬。从3月中旬到4月初，毛泽东先后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在所到之地，毛泽东都在当地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告诉他们不要怕人家鸣放，不要怕党外人士帮党整风。 功夫不负有心人，毛泽东的上述举措和中共中央的一系列会议，鼓舞了媒体，吓退了保守派，(75)安抚了知识界。1957年3月21日，《文汇报》以极其振奋的口气，号召人们“进一步放，进一步鸣”。4月1日电影局也向媒体表示，决心改进电影部门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4月9日《文汇报》驻京记者姚芳藻采访周扬，周扬对《文汇报》的鸣放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并对陈其通等人的“左”的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进行了批评。 在周扬答记者问的第三天(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第一次正面阐发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长期实行“双百”方针的讲话。社论批评了陈其通等人：“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但是，党不能接受他们的这种‘劝告’，因为他们的方针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4月28日，周恩来邀请上海电影工作者座谈，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发表了诚恳亲切的讲话。(76)三天后(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4月27日发布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文件公开承认，“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这一文件的发表和内容，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中共决心整顿党内的不良作风，诚恳地接受来自各界的批评。整风与鸣放由此结合起来，这无疑是对包括电影界在内的人们的一大诱惑。 鼓舞电影人的不仅有语言还有行动。1957年4、5月间，振奋人心的消息纷至沓来：上海率先改革，上影从制片厂改成公司。文化部举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优秀影片授奖大会，自批判《武训传》以来一直抬不起头来的私营厂，也找回了一点公正——《乌鸦与麻雀》从二等奖改为一等奖。第二届中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与授奖大会同时召开，石挥、郭维、吴永刚等175人荣任理事，王震之等23人被选为主席团委员，沙蒙、白杨被选为副主席。 可以说，这两个月是电影界的盛大的节日，电影人的欢欣鼓舞自不待言，他们看到了一个严于律己、执政为民的党，看到了一个从善如流、虚怀若谷的政府，看到了一个团结祥和、生气蓬勃的社会，他们以为一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自由创作的艺术天地就在眼前。 六、改革派再次鸣放 在中共中央一波紧接一波的鼓动下，沉默的改革派渐渐摆脱了疑虑不安的心态，在与钟惦棐、与右倾机会主义划清界限的前提下，重新活跃起来。利用他们还暂时享有话语权，批评电影界存在的问题。 1957年4月21日，《文汇报》发表了著名记者黄裳的《解冻》一文，虽然这个题目不能不让人想到苏联，想到爱伦堡和他的小说，但其内容却是彻头彻尾的忠君爱国。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乐观地写道：“毛主席的讲话，像春天的太阳发出的温热，使停滞的冰河解了冻，知识分子们的爱国激情冲开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冰块、冰碴，沛然莫之能御地冲激下来变成一股浩荡的激流。” 知识分子的爱国激情化为对保守派的口诛笔伐——1957年第4期的《中国电影》发表的一组短评，在《简谈电影题材的广阔性》一文中，作者戈云不点名地批评陈沂“不顾相当长期以来，公式化概念化的电影艺术作品大量存在的事实，而以盛气凌人的口吻，把批评了这种情况的人一律指斥为‘手提钢盔的人’！这实在令人惊讶”。孟文君在《恐吓不是战斗》一文中点名批评袁文殊：失去了“批评的原则”，“变批评而为恫吓”。尚木在批评钟惦棐片面性的同时，也把陈荒煤送到了片面性的位置上。(77)吴永刚则对左倾僵化的电影局领导进行了讽喻式的批评，称他们是“一把火烧掉主义”和“一锄头砍掉主义”(78)。与吴永刚相呼应，杨德黎点名批评了袁文殊的“非历史观点”，即“只承认‘联华公司’成立以后才是我国电影的传统，不承认从前就已经有了传统，只承认我们一家，不承认别人”(79)。随后，高承修撰文对陈荒煤进行了更深刻、更全面的批评，关于制片与创作，高指出：“陈荒煤同志概括地承认了影片有相当严重的概念化与公式化等等缺点，但实际上不但对缺点没有作具体的分析和提出改进的办法。”关于发行，作者认为：“(陈荒煤)将票房价值同资产阶级观点联系起来的看法是不可理解的。”(80) 随着形势的转变，电影演员们再一次活跃起来，纷纷站出来倾吐心声。5月中旬，北影演员剧团的数十位演员举行座谈会，谈了“没戏可演，浪费青春”和领导的官僚主义等问题。(81)5月21日《中国电影》召开了在京演员座谈会，张莹、凌之浩等16位演员诉说了长年的苦闷。(82)5月26日《文艺报》召开座谈会，刘振中、赵宝华等17位长影演员大吐苦水。而“意见最多的人反而一言未发，他们似乎不想再说什么”(83)。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继续争鸣，结合整风》的社论，文联响应号召，5月31日文联召开第二次整风座谈会。周扬、阳翰笙力邀吴祖光出席。吴祖光在会上再一次抨击奖懒罚勤、消灭竞争、排斥主观能动性、贬抑个人奋斗、摧残文艺的“组织制度”。 除了口诛笔伐之外，还付之于行动——“闹事”。“闹事”指的是发生在长影的“小白楼事件”(84)和长影乐团“反党集团”。(85)所谓“小白楼事件”是要求鸣放的导演与长影党委发生冲突。党委委员、《上甘岭》的导演沙蒙为首的改革派到中共吉林省委请愿，并将此事写成稿件。党委不准此稿公开，沙蒙指责党委“包庇官僚主义”，“没有新闻自由”。此稿件在19名导演签名后公之于众。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来厂开党委会调解。会后，沙蒙将会议内容告诉住在“小白楼”(长影导演宿舍)的导演们，并与其数次聚会，商量如何向吴德反映厂里的问题。所谓“反党集团”指的是长影乐团的刘正谭、方振翔、杨公权、曾亚杰、吕小秋和郭德盛等年轻音乐人的鸣放活动。他们反对党委安排乐团在整风期间外出演出，认为领导是想躲避整风和鸣放。并且就外行领导内行，党委搞一言堂、家长制提出批评，同时，要求改革乐团体制，主张独立经营。他们在墙报上发表批评领导的文章和漫画，并召开了群众会议，选出了由12人组成的主席团，主席团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读了宣言，号召大家大胆鸣放，会后成立了宣传组、专案组，并向报社寄发了批评电影局和厂领导的稿件。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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