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乐营与营妓刍论(2)
时间:2024/11/28 07:11:51 来源:《艺术探索》 作者:郭威 点击:次
三、唐代营妓的隶属关系 前例《本事诗·情感第一》中“浙西乐将”因为听说了“郡之酒妓”的名气而将其“召置籍中”，从隶属上看“韩晋公镇浙西”与“戎昱为部内刺史”是分别侧重于军事与行政的官员，这说明“郡”中尚有不属唐代“乐营”辖制的官妓。那么，军中乐营与地方官妓又是怎样一种关系?结合唐代府县教坊来看，官妓是地方官属乐人群体之一[6]100-103；而作为一种待遇，正所谓：“诸道方镇，下至州县军镇，皆置音乐，以为欢娱。岂惟夸盛军戎，实因接待宾旅”(《唐会要》)，也即国家行政与军事建制在音乐上的配给应当是一致的。这样就涉及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所谓“地方”包含着军事、行政以及封王等诸多代表官方的机构、组织及个人。按照国家的规定，作为一级官方机构，“夸盛军戎”“接待宾旅”都是必要的，而贵族、官员本身也有相应的待遇(19)。由此，代表官方的群体对俗乐的需求量应是十分巨大的。 那么，当时被称作“妓”的官属女性乐人(20)，其具体的配给方式和从业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就现有的文献看，军营和地方都有这样的群体，但两者又是可以互为调遣或聘用的，其区别仅在于具体隶属关系之不同。 《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载： 初，李晟尝将神策军戍成都，及还，以营妓高洪自随。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怒，追而还之，由是有隙。”(21) “戍成都”和“节度使”，表明二者均为军事官员，李晟作为军官，从西川带走“其营妓”，却被节度使阻拦，“追而还之”，说明营妓并非某位官员个人左右，可见营妓受军中的辖制。 又，《太平广记》载： 唐尚书李曜罢歙州，与吴圆交代，有佐酒录事名媚川，聪明敏慧，李颇留意。而已纳营籍妓韶光，托于替人令存恤之，临发洪饮，不胜离情，有诗曰：“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闲饮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吴答曰：“曳履优容日日欢，须言达德倍汍澜，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蠙珠掌内看。”(出《抒情诗》)(22) 李曜纳了“营籍妓”，又想要“佐酒录事媚川”，如李曜这样的地方行政长官纳营籍妓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太平广记》载： 张褐尚书典晋州，外贮所爱营妓，生一子。”《唐才子传·罗隐》： 隐，字昭谏，钱塘人也。……隐初贫来赴举，过钟陵，见营妓云英有才思。后一纪，下第过之。英曰：“罗秀才尚未脱白”。隐赠诗云：“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23) 罗隐除了多少有些嘲讽云英外，亦有未能如愿之叹，从中可知当时必有营妓为地方行政长官所纳的现象存在。 《太平广记》载： 卢常侍鉟，牧沪江日，相座嘱一曹生，令署郡职，不免奉之。曹悦营妓名丹霞，卢沮而不许。“常侍”说明卢鉟是地方军事官员，曹生虽“令署郡职”，但想要“营妓丹霞”还得通过卢，这一点明确地说明了军事官员对营妓的支配权。 《鉴诫录·蜀才妇》： 薛涛者，容姿既丽，才调尤佳，言谑之间立有酬对。大凡营妓比无校书之称。韦公南康镇成都日，欲奏之而罢，至今呼之。故进士胡曾有赠涛诗云：“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涛每承连帅宠念，或相唱和，出入车舆，诗达四方。□□□□应衔命使车，每届蜀求见涛者甚众。而涛性亦狂逸不□，所有见遗金帛往往上纳。韦公既知且怒，于是不许从官。涛乃呈《十离诗》情意感人，遂复宠召，当时见重如此。《犬离主》：“出入朱门四五年，熟知人性足人怜。近缘咬著亲情客，不得红丝毯上眠。”(24) 从“每届蜀求见涛者甚众”来看，营妓是公开对外的；而从薛涛《犬离主》诗来看，被罚“不许从官”，到“遂复宠召”，可见营妓虽可以对外营业，但是主要的服务对象和具体的隶属关系还在乐营。 以上说明的是营妓在军队隶属下对外、对内的服务情况。以下的材料则表明，地方官妓与军队官员不存在隶属关系。 《旧唐书·白居易传》： (《与元九书》：)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 《长恨歌》是白居易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所作，元和六年(811年)他回乡为母守孝，“再来长安”的时间为元和九年(814年)(25)。从文献的描述来看，高霞寓“聘倡妓”应当发生在白居易回乡的三年内。这段时间，高霞寓历任丰州刺史、三城都团练防御使、检校工部尚书、右羽林将军，(26)这些都是级别较高的官员，(27)按照当时的乐人配给制度，应该既有朝廷配给，同时又能在军中召营妓。高霞寓“聘倡妓”为何用?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聘”的原因不大可能是其身边缺少女乐，这是唐代军中聘请军营外女妓的一个例证，从一个侧面说明营妓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女妓存在，且能颂《长恨歌》，想必不是单以“色相”为生的某种私娼。结合《北里志》等唐人笔记来看，应为地方官属乐人。 由上，笔者认为：在诸道方镇、州县军镇“皆置音乐”的唐代，作为军队/地方官府对外“迎宾宴请”形式的女乐配置，应当是各自拥有的；乐营有着实体建筑，以“营妓”为称者是其主要群体；唐代营妓是乐籍管理下隶属于军队的一群。 正如前文所讨论的那样，营妓并非始于唐代，也非终于唐代，尽管北魏以降的乐籍制度在唐代已经趋于成熟，但是随着朝代的更迭，其自身也会凸显出相应的时代特征。营妓及乐营在唐代的这种对于军队的强烈的隶属关系，到了宋代似乎已经不甚明显，“州、府一级的地方官妓称为营妓的比比皆是”[3]99，这似乎表明营妓概念范围的扩大。一些学者将这种现象与唐宋的兵制联系起来，认为唐代由府兵制转为募兵制，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势力膨胀，地方将官重权在握，进而导致营妓繁盛；而宋代则针对唐兵制进行了分解，加强中央集权，消解军镇势力，地方行政长官往往兼掌地方军队，从而使得营妓的服务对象范围扩大。[4]97，[7]50尽管学者们在一些细节上说法不一，但是整体而言，似乎总是因为原本管理某方面事务的官员职能范围扩大，才使得营妓的营业范围有所拓展。这里固然存在一种因果联系而值得考虑，但如果从乐籍统辖的角度来看，包括营妓在内的女乐群体统归官方管理，有着一系列配套制度，因此仅从兵制变化来讨论乐营与营妓，则缺乏对制度化专业乐人的整体观照。那么，如何认识宋以降“营妓”一词指称泛化的现象?笔者认为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考量。 其一，大量史料表明，唐以后作为一种官方制度的配给，营妓与军队的关系依旧紧密，营妓之于军队的隶属关系依然是存在的。 宋王灼《碧鸡漫志》： (喝驮子)此曲单州营妓教头葛大姉所撰新声。梁祖作四镇时，驻兵鱼台，值十月二十一生日，大姉献之。(28) 元刘祁《归潜志》卷六： 有以忮忍号火燎元帅者，又纥石烈牙忽带……宿州有营妓数人，皆其所喜者，时时使一妓佩银符，屡往州郡取赇赂，州将夫人皆远迎，号‘省差行首’，厚赠之，其暴横若此。(29) 元陈孚《真州》诗曰： 淮海三千里，天开锦绣乡。烟浓杨柳重，风淡芰荷香。翠户妆营妓，红桥税海商。黄昏灯火闹，尘麝扑衣裳。(30)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诸边营妓如云，大胜京师。(31) 《明史·左良玉传》： 良玉兵八十万……良玉家于许州，其在武昌，诸营优娼歌舞达旦，良玉块然独处，无姬侍。尝夜宴僚佐，召营妓十余人行酒，履舄交错，少焉左顾而叹，以次引出。宾客肃然，左右莫敢仰视。其统驭有体，为下所服多此类。(32) 其二，作为官属乐人的一种，声色娱人是营妓的基本特征，无论军事还是地方行政，迎来送往，“招待宾旅”本就是营妓的职责所在。不必谈宋及其以后，即使是在唐代，军队和地方的官属乐人同样是可以交叉而用的，前文中的诸多例证都表明了这种关系的存在。从乐籍的角度看，军队和地方是官属乐人服务的对象类别而非本质差异，并且作为一种声色娱人的俗乐娱乐行为，受众群体对于营妓和地方官妓不需要泾渭分明地加以区分。 因而，笔者以为：营妓与地方官妓在整体关系上都属乐籍制度统辖；从官方配给和管理的逻辑关系看，二者分别隶属于军队和地方，这种隶属关系是必然且必要的；就现实的服务对象和具体营业范围来看，则不存在泾渭分明的严格区别。这种区分的不明确性，导致了后世营妓、官妓的称呼混用和指代不明，而这一点又恰恰反映出，乐籍制度下，女乐作为俗乐服务群体的多层面、广泛性的存在。 原文参考文献： [1]李正宇.沙洲归义军乐营及其职事[M].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李正宇.归义军乐营的结构与配置[J].敦煌研究，2000(3). [3]郭威.乐籍体系的创承与传播机制[J].音乐研究，2011年(5). [4]武舟.中国妓女生活史[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 [5]项阳.山西乐户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6]郭威.曲子的发生学意义[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3.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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