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孔子的艺术观
时间:2024/11/28 08:11:53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 作者:王齐洲 点击:次
内容提要：孔子未直接使用艺术概念，只用“艺”和与之相近或相关的概念来表达关于艺术的思想。“艺”的本义是指种植或移栽，引申为个人所能够掌握的一切知识和技能。孔子所称的“艺”，是用其引申义，主要指有关新、旧“六艺”的知识和才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孔子艺术观的集中表达，阐述了礼乐文化精神与艺术的关系。从价值层面看，“道、德、仁”是上位概念，“艺”是下位概念，有主从重轻之分，前者统领后者也指导后者；从操作层面看，“道、德、仁、艺”则是一体，本末兼该，内外交养，不能强分主从和重轻。这一观念不仅为艺术确定了基本位置，而且促进了艺术鉴赏水平和审美趣味的提高，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关 键 词：孔子/艺术观/游于艺 作者简介：王齐洲，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 430079）。 中国艺术有悠久的历史，人们对艺术的认识与理解同样历史悠久。不过，真正形成对艺术的系统认识，并对中国艺术生产和艺术批评产生重要影响者，恐怕还得从孔子说起。因此，讨论孔子的艺术观，可以廓清中国艺术思想史上的许多问题，应该是一种正本清源的工作。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做一讨论，望大家教正。 讨论孔子的艺术观，首先必须回答：孔子以什么为艺术？或者换一种说法，孔子认为哪些东西是艺术？ 需要说明的是，孔子并未使用艺术一词，艺术的概念是东汉以后才有的，是技艺（也作伎艺）与数术的合称，与今人的艺术概念有明显差别。如《后汉书·刘珍传》载：“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①《樊英传》云：“（樊英）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于是天下称其艺术。”②当然，我们不能因古人所指称的艺术与今人艺术概念不合，就不承认其为艺术。因为“存在先于本质”，艺术存在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且一直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因此，艺术概念也是历史地发展的，今天的艺术概念只是艺术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环，以后也还会继续发展，古人的那些不符合今人规范的艺术观念，正是今人艺术概念不可忽视的源头，需要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加以探讨。从这一意义上看，孔子的艺术观念作为中国艺术思想的滥觞，实际上是需要正视而不能回避的。 孔子所论艺术常常用“艺”这一概念来表达，有时也采用与“艺”相近或相关的概念。《论语》中记载孔子直接论“艺”的话并不多，可以推导出他在谈话中对“艺”有明确指称的主要有三章。《雍也》篇载：“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③《子路》篇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④这两章都说到冉求有艺术之才。《子罕》篇载：“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⑤此章是说，孔子以为自己在从政上没有试用的机会，所以才有许多技艺。 我们的讨论可以从“牢曰”章开始。郑玄解释说：“牢，弟子子牢也。试，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见用，故多技艺。”⑥郑氏将“艺”理解为“技艺”是符合孔子原意的，这在《论语》中可以找到证明。如《子罕》篇载：“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孔颖达正义云：“此章论孔子多小艺也。”⑦太宰因孔子多能小艺而怀疑孔子是否真是圣者，故询问于子贡；子贡以天固纵大圣之德，所以令孔子多能小艺，来解释孔子虽然多能小艺也仍然是圣人。然而，孔子并不认可子贡的解释，反而认为太宰真正了解他。孔子说自己“少也贱，故能多鄙事”，这里的“鄙事”显然就是太宰所说的“能”，也即孔颖达所解释的“小艺”。孔子少孤，贫且贱，却刻苦求学，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十几岁就熟悉礼乐祭祀之事，有了“少而好礼”的名声。“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⑧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鲁大夫孟僖子死前叫他的两个儿子去向34岁的孔子学礼，孟僖子之子何忌（孟懿子）遵从父嘱与另一贵族子弟南宫敬叔同时师事孔子，这时孔子已经是颇有影响的礼学专家。关于“季氏史”，唐司马贞索隐云：“有本作委吏，按赵岐曰：委吏，主委积仓库之吏。”⑨所谓“料量平”，大概是记载仓库货物的进出，犹后来的会计出纳之事。所谓“司职吏，而畜蕃息”，《周礼·牛人》：“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凡祭祀共（供）其享牛求牛，以授职人而刍之。”⑩司职吏即此职人。“职”读为“樴”，义与“代”同，盖系养牺牲之所，所谓职人实际上就是负责喂养准备祭祀时用于牺牲的公牛的人。孟子云：“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11)说的就是孔子的这些经历。孔子做这些事，自然也需要一定的技能，但无疑都是“鄙事”，属于“小艺”的范畴。所以，宋人范祖禹认为：“夫子不自以为圣，而自以为多能，谦也。圣人于天下之事无所不通，故周公亦自谓多才多艺，然而多能非所以率人也，故夫子自谓由于少贱，又以不试，君子志其大者远者，而遗其小者近者，故不必多学者，所患不得其本而求之末也。若人君之职，则当任人而治，恭己正南面，岂在乎多哉！”(12) 范氏的理解是否符合孔子的原意呢？窃以为既符合又不完全符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孔子对“艺”的理解十分宽泛，不仅任委吏“料量平”是“艺”，任司职吏而“畜蕃息”是“艺”，礼、乐、射、御、书、数也无不是“艺”。《子罕》开篇即云：“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毫无疑问，孔子是有“射”、“御”方面的技能的，不然，他不会如此表白。郑玄注曰：“闻人美之，承之以谦。‘吾执御’，欲名六艺之卑也。”邢昺疏云：“孔子闻人美之，承之以谦，故告谓门弟子曰：我于六艺之中何所执守乎？但能‘执御乎？执射乎？’乎者，疑而未定之辞。又复谦指云：‘吾执御矣。’以为人仆。御是六艺之卑者，孔子欲名六艺之卑，故云‘吾执御矣’，谦之甚矣。”(13)应该指出，达巷党人“美孔子博学道艺不成一名”(14)，并非贬低孔子，而是赞美孔子，这从“大哉孔子”的赞叹声中已经体现出来。西周以来，学校以“道艺”教民，所谓“道艺”主要是指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基本内容的“六艺”。孔子精通“六艺”，并不以某一“艺”而成名，是因为他有更高的追求。说“孔子欲名六艺之卑，故云‘吾执御矣’，谦之甚矣”，其实并非十分准确，因为孔子所任委吏“料量平”和任司职吏“畜蕃息”，展现的是“书”、“数”之“艺”，此“书”、“数”之“艺”并不比“射”、“御”之“艺”高尚；孔子年轻时曾经“相礼”，替人办丧事(15)，做过吹鼓手(16)，展现的是“礼”、“乐”之“艺”，此“礼”、“乐”之“艺”同样也不一定比“为人仆御”之“艺”高尚。要真正理解孔子说这些话的意思，还得从孔子对“艺”的认识中去求解。 西周以来，学校“六艺”教育是“礼、乐、射、御、书、数”，孔子所受教育也是如此。然而，春秋末，年孔子自己办教育，讲学授徒，却并非实行传统的“六艺”教育。《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教”中的“文”是指“先王之遗文”(17)，具体而言是《诗》、《书》、《礼》、《乐》等，这在《论语》中是反复记载过的。《易》、《春秋》也是孔子晚年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所以人们认为孔子实行的是“新六艺”教育。即是说，《诗》、《书》、《礼》、《乐》、《易》、《春秋》同样也是“艺”。虽然，孔子对于旧“六艺”有很高修养，“射”、“御”、“书”、“数”无所不能，但这些在孔子的心目中并不占有什么地位，属于“小艺”。例如，《论语·卫灵公》载：“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18)孔子不愿回答军旅之事，以“未之学”来搪塞，自然也就不会将“射”、“御”作为他对学生的教育科目，当他对学生说自己“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的时候，他自然承认“射”、“御”是“艺”，只不过相比他所提倡的“新六艺”是层次等级较低的“艺”罢了。这与他所说的“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一样，既是自谦之词，也是自卑之词，更是自强之词。因为这种自谦、自卑之中有他对“艺”的独特理解，所以他在上两章的表达中也就含有相当的自信（说详下）。范祖禹和邢昺都未能指出这一点，是让人有些遗憾的。 在孔子看来，“艺”包括个人所能够掌握的一切知识和技能。这种认识符合“艺”（繁体为“蓺”或“藝”）的字源义和引申义。甲骨文有“蓺”字，皆为种植义。袁庭栋、温少峰说：“甲文又有‘蓺’字作藝，象人跽跪，双手执禾或树苗进行栽种之形。《左传·昭公元年》‘不采蓺’，注：‘蓺，种也。’《诗·大雅·生民》‘蓺之荏菽’，笺：‘蓺，树也。’蓺字后来孳乳为‘藝’字，仍可训栽种，如《孟子·滕文公》‘树藝百谷。’卜辞之蓺，即有种植之义……任乃强先生在给作者的信中指出：‘蓺字是否可以释为移栽？移栽必先有苗圃，是农业技术的一大进步。移栽必须得雨，故先卜雨。农业原始，只进行直播，故幼苗易受鸟兽害，才有苗圃与移栽之法。’此说很有道理。我们已经在前面论证了殷人已有甫即圃，蓺字又作蓺、藝二形，则殷人可能在栽禾与植树之中均已采取移栽之法。”(19)而无论是种植还是移栽，都需要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所以“艺”引申为技能、技艺、能力、才能等。因此，一切能够体现技能、技艺、能力、才能的东西，便都可以称为“艺”，即使是“礼乐”方面的也不例外。例如，《周礼·春官宗伯》云：“凡以神士者无数，以其艺为之贵贱之等。”郑玄注：“以神士者，男巫之俊，有学问才知者。艺谓礼、乐、射、御、书、数。高者为上士，次之为中士，又次之为下士。”(20)孙诒让则释云：“此艺当谓技能，即指事神之事，不涉六艺也。《文王世子》云：‘凡曲艺皆誓之，以待又语，三而一有焉，乃进其等，以其序。’注云：‘曲艺，为小技能也。’《王制》以祝史为执技以事上者，此神仕为巫，亦祝史之类，故亦通谓之艺。”(21)尽管孙诒让与郑玄对此文之“艺”的具体指称理解不一，但对那些与“礼乐”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可以统称为“艺”则是他们都认可的。 孔子所说的“艺”，不是其字源义，而是其引申义。作为字源义的种植或移栽，孔子并不视其为“艺”，也不要求弟子学习。据《论语》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22)显然，稼、圃在孔子心目中是不可以称为“艺”的。孔子所称的“艺”，是用“艺”字的引申义，主要是指有关新、旧“六艺”的知识与才能。这从孔子所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吾不试，故艺”的谈话中，从孔子回答季康子关于冉求是否可以从政以及回答子路问“成人”的话里都可以找到答案。孔子认为“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孔安国注云：“艺谓多才艺。”(23)即是说，冉求是有知识和才能去从政的。然而，知识和才能是一个从政的人所必需的，但又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为政最根本的是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完善的人格。孔子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4)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25)冉求以“艺”见长，而不以“德”见长，其“艺”不足以使其成为一个真正全面发展的人（即“成人”），因此，他也就还不是一个完全理想的政治家。只有将臧武仲的智、公绰的不欲、卞庄子的勇、冉求的“艺”结合起来，再“文之以礼乐”，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全面发展的人，一个真正能够实行理想政治的人。这当然是孔子对政治人物健全人格的理想要求。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文之以礼乐”既不能理解为学习关于“礼乐”的知识和技能，也不能理解为以“礼乐”活动的形式来装点，而是要在言行举止中贯彻“礼乐”文化精神。因为“礼乐”的知识和技能也是“艺”，这种“艺”并不比其他的“艺”高尚。正如孔子替人办丧事、做吹鼓手的“礼”、“乐”之“艺”，并不比他任委吏和任司职吏的“书”、“数”之“艺”高尚一样。而“礼乐”活动的形式只是“器”而非“道”，并不直接指向人格修养。只有“礼乐”文化精神才是可以引导“艺”提升到理想境界和发挥正确作用的向导，也是能够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保证。《论语·八佾》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26)孔子的回答可以在《礼记·檀弓上》所载子路的解释中得到明确答案。子路说：“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27)这里的意思无非是说，“礼”绝不是展示在外面的礼仪及其器物，而是存在于内心的精神向度。与其形式充足而精神不具，不如精神充足而形式简化。显然，孔子所重视的并非“礼乐”的形式，而是“礼乐”的文化精神。因此，孔子对“礼乐”文化精神与“艺”的相互关系的认识才是孔子艺术观的核心内容，也是孔子艺术观的价值之所在，需要细心辨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