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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卫 冯学勤:在继承和创新中建构当代美育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当代中国美育话语体系建构研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本项课题要在传承传统美学精神实质的同时,根据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建构当代中国的美育话语体系。
    通过对中国美育传统的谱系发掘,充分揭示中国美育话语体系的文化独特性。这种建构的基本思路旨在彰显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同时使中国美育话语体系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的新情况和新语境,怀抱中国意识、针对中国问题,最终把对中国美育文化独特性的彰明与对中国美育现实针对性的淬砺合为一体,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当代中国美育话语体系真正呈现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创造力”。“话语体系构建”区别于一般“学术研究”或“理论构建”的地方也正在此处体现:与一般性的学术研究或理论构建淡化意识形态色彩、避免价值倾向和寻求“客观”立场不同,任何一种话语体系的构建,从一开始就应该具有清晰的现实问题针对性、强烈的文化价值归属感和鲜明的意识形态导向性,以此为前提方能实现对一般学术研究和理论构建的整合和引导。因此,“当代中国美育话语体系构建”,正是要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一新的起点,既坚守“中国文化的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发挥“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功能,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最终促使当代中国美育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之一。
    从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出发,“当代中国美育话语体系建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秉持中国美育传统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原则,树立中国美育话语体系发展的现代性范型,直面新时代历史语境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系统整合中国美育传统发展至今的重要思想、命题和范畴,立体阐述当代中国美育的核心理论内涵,深度提炼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现实针对性的话语体系中心范畴,构建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直面当下、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美育话语体系。正如冯友兰多次谈到的那样,中国是“阐旧邦而辅新命”,“新命”就是现代性。中国美育话语体系的构建,本身就属于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现代性历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至关重要的两点:第一,中国美育话语体系的构建,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对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美育传统的现代发现和现代转换,构成中国美育传统历史发展的新篇章;第二,中国美育话语体系的构建,从一开始就隶属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事业,具有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和强烈的文化价值属性。因此,所谓“当代中国美育话语体系构建”,首先具有极强的历史延续性,既是中国美育传统的历史延续,也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现代性事业的历史延续,其最终目标直指中华民族的复兴。
    秉持历史延续性原则,充分认识当代中国美育话语体系建构是在独特的历史新方位中展开的。伴随着中国的重新崛起,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日益增强,对于美育作为中国独特文化传统的性质的认同也日益凸显。“美育”概念及其理论是18世纪末由德国诗人席勒提出,并在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的。创建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代美学家中,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影响最大,他们的美学研究都指向了美和艺术的人文价值,最终都归结到以提升国民精神素养为目的的美育。与此同时,他们还激活了中国悠久而深厚的美育思想文化传统,王国维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甚至把孔子的育人之道总结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传统儒家的人格养育思想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以感性体验的方式,将为人之道内化于受教育者的内心,从而使个体自觉地、由衷地践行做人的原则。因此,“诗教”“乐教”备受重视,“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等也成为了育人的基本方法论。这种思想一直流传至今,是活着的传统。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美育大国,美育不仅是教育界、学术界所重视的话题,更是列入党的教育方针的国家意志。如今,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的美育话语体系,应当高度重视中国这种独特的美育思想文化资源,深入细致地梳理、总结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美育传统,提炼其中蕴含着的精神实质,为当代美育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美育”作为一个现代性概念,体现着对于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充分肯定以及对现代性内在矛盾的警觉。在席勒的笔下,现代化不仅给人类带来空前的福祉,也造成了深刻的文化问题:由于分工越来越细,人的素质和能力片面发展;由于工业化的推进,人越来越远离自然……其结果就是人本来应该有的内在和谐被打破,造成人格的分裂。他的《美育书简》正是针对这种状况而提出美育的必要性的。今天看来,席勒这种思想的深刻性在于:他指出了现代性与人的幸福生活之间存在的悖论。作为席勒思想的继承者,当代德国社会学家罗萨提出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深刻指出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加速与人类幸福生活的悖论。他指出由于竞争和生存观念造成的生活节奏不断加速,实际上把人类带向越来越远离幸福生活的方向。他在《新异化的诞生》中指出,艺术是使人超越这种生存状况的途径之一。罗萨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对于美育价值的理解应该与处于现代化中后期的当下中国语境相结合。这意味着,当代中国美育话语体系的构建,与一百余年前王国维等先行者们的美育研究存在的明显差异。我们应该看到,虽然先行者们已激活了丰厚的美育传统,并为后人勾勒了指向国富民强的美育愿景,可是他们在关于通过美育以激发个性,解放感性生命进而释放个体的创造力、愉悦感和幸福感等方面,有着来自历史语境的巨大限制,从而充分体现了其美育思想现代性本身的未完成性质。
    因此,对于当代中国美育话语的研究,既要继承本土的优秀传统,又要充分关注美育对于当今中国某些问题的解决,由此展示美育在当下的独特价值。这里,如何处理好继承传统和回应当下问题之间的关系,便成为了突出的问题。例如,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所限,中国的人格教育注重个体的内心修养,对于发展人的社会性却关注不够。而现代国家的一个突出要求却是公民的社会意识和社会交流能力有充分发展,美育在早期开发儿童社会意识、发展非语词交流能力、情感认知能力等方面是大有可为的。发达国家在通过艺术教育解决社会问题和儿童身心健康等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尝试,对于我们拓展美育研究思路、增强美育话语的社会性是有借鉴意义的。传统的“诗教”“乐教”是和“礼教”相互配合的,这种人格教育指向“内敛人格”,但是,在如今“创新发展”的时代,美育应该也可以在发展人的创造性方面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如何把传统的人格教育和培养个性鲜明、具有自由创造精神和能力的“创造教育”相互协调,这又是一个需要在理论上加以解决的难题。传统美育比较关注的是人的教养,这是需要的,但是,如今我们应该同时关注儿童青少年的生活,美育能给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带去多少快乐?美育能为孩子们创造和享受高质量生活培养哪些核心素养和能力?这应该成为当今美育话语的核心问题之一。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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