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萃】刘小梅：诸宫调文化形态的历史演进(2)
时间:2024/11/30 07:11:23 来源:《民族艺术研究》2018年第 作者:刘小梅 点击:次
二、诸宫调勾栏趣味的演进 产生于农耕文明大传统下的宋元勾栏文艺，从庙会表演转化而来，其受众主要由农民和小市民构成，这样的接受主体必然会给勾栏文化打下鲜明的烙印，说唱诸宫调主要反映了他们眼里的审美对象的定位和艺术趣味。 1.小农趣味。小农趣味应该是宋元勾栏文艺的基本审美取向，如《刘知远诸宫调》中的李三娘并非按照帝王之妻的身份塑造，而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董西厢》中莺莺的表哥郑恒是尚书之子，博陵崔家、已故相国亲定的未婚女婿，本为富贵世家子，却被强行赋予了一个龌龊落魄的外表，对其丑化描写显然是从勾栏民众简单的爱憎愿望、自身的理解出发，恐怕与生活的真实严重不符。 2.主流价值取向的背反。勾栏文艺有自己独立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价值取向，其及时行乐、爱情至上的价值伦理观保持着一种很现实的小市民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取向，似乎与宋代的士大夫精神高涨、高扬的理想主义情怀无涉，与家国天下无涉。这样的价值伦理观，正是民间意识形态的真实折射，与底层民众的生活实践非常契合，因而能唤起观众的共鸣。这些在勾栏艺术中得到验证和肯定的价值原则很容易内化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从而编织起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俗主义传统。 3.市民俗趣。《天宝遗事》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以下层民众的勾栏趣味和视角来解读帝妃爱情，尤其是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把李杨爱情写成了中小户人家的家长里短。其把贵妃和皇帝的感情和家庭生活写成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风流韵事，其他作品里的贵妃由内到外的美丽、艺术修养、善良的心灵都不存在。由此可见，对于爱、美和深情的态度，王伯成远远没有大唐气象中白居易的认同和包容，也缺乏后世洪升的同情和客观，《天宝遗事》只能是市民文艺的作品，以便作品更具有欣赏性。 三、诸宫调情节结构的场上特征 就现存的三种诸宫调作品而言，它们都具备了极为成熟的情节剪裁和悬念设置的能力。但是在题材的裁剪上，《董西厢》的裁剪失宜历来为人诟病。如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描写兵马厮杀占了六分之一的篇幅；结尾时郑恒告状的情节，把笔墨过多地放到了杜确的身上。应该说，凡诸宫调作品，乃至为诸宫调影响的戏曲作品，都有裁剪失当，结构冗杂的特点。 若单从文本上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但从场上之道看，这却是说唱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与追求情节单纯、结构严谨的戏剧之道不同，说唱艺术的详略往往需要随着听众的兴趣和兴奋点而移动。《董西厢》的“裁剪失宜”，恰恰展现了说唱和戏剧两个门类对文学底本要求的本质差异。 作为说唱文艺，诸宫调必然会追求勾栏说唱的剧场效果。这样在“详略失当”的缺点之外，有时候在情节设置上过于追求调笑戏谑，以起到活跃剧场、调节观众情绪的效果。事实上在《刘知远》和《董西厢》中，这种半戏谑半悬念的“幼稚化情节”非常普遍。 这种情节模式是勾栏说唱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剧场的无与伦比的及时性；说唱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场上的及时性，其主旨并不为案头阅读而存在。从口语文学和书面文学区分的角度看，这类情节很可能来自于当时说唱艺人的现场发挥，后来被当作脚本保存下来。 从诸宫调到元杂剧，宋元勾栏文艺主角之变更，显示的是其内在审美取向的变更，当时的人们又一次降低了对叙事能力的需求，而选择了元杂剧这种高度“填词化”、音乐化的戏剧形式。换言之，是听觉而非视觉主导着古代的诗化艺术，即使在文字深深内化之后依然如此。整体看来，元杂剧是一种叙事性较弱、抒情性较强的代言体艺术，这样的变更，又一次展现了精英文化的歌诗传统对我国俗文艺的强大的塑造力。 说唱诸宫调发生和发展在宋代商业繁荣、文化下渗的大背景下，成长在市民文化日渐勃兴的轨迹中。就文化性质而言，《刘知远》是民间文化初步崛起、步入勾栏的产物；《董西厢》是文人文化下渗勾栏的产物；《天宝遗事》则是高度成熟的、综合性的勾栏商业的产物。这三种诸宫调文化形态的演进恰恰表明，金元之际文艺领域已经出现重大变异：文学语言开始变化，源于口语文学的、虚构的叙事文学转化为文学的主干，市民意识逐渐侵入并占据了主导地位。 （作者单位：中国戏曲学院。原题《论口语文化视角下诸宫调文化形态的演进——以《刘知远》《董西厢》和《天宝遗事》为例》，《民族艺术研究》201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子轩/摘）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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