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格列柯与16-17世纪的西班牙绘画艺术(2)
时间:2024/11/28 01:11:47 来源:《美与时代：BEAUTY》 作者:金蕾 点击:次
三、共同的创造：赞助人制度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教会是艺术家们最大的赞助者。西欧教会不仅致力于在精神中实现“上帝之城”，也始终致力于物质中的“上帝之城”在人间的实现。正像德国建筑艺术史专家汉斯埃里克·库巴赫(Hans Erich Kubach)向人们所提醒的那样，“不应对中世纪人类，特别是牧师们所具有的艺术觉悟这一事实视而不见。这方面，他们与今天的建筑研究者有本质不同，他们本身就是建筑师和艺术史家。”这些教会当中的僧侣，以一套严谨的神学哲学思想系统来组织艺术体系。他们对于构成视觉形象的绘画和雕刻的形而上的认知，左右了宗教艺术的最终形式。 长期以来，对于艺术赞助人和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一直被忽视。玛丽·霍林斯沃思所著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赞助：从1400年到16世纪初期》，是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的较早著作。他认为，艺术赞助人制度是对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影响最大的力量，是赞助人而不是艺术家严格控制着艺术创作的主题和艺术手法，甚至可以认为赞助制度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创作中，赞助艺术品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行为，它的概念外延，图像和炫耀被视作一种权力的象征，同时具有财富、道德等内涵。一个重要的艺术品订件会对赞助人及其家族有着纪念的功能，会向观众传达赞助人的信息，关系到赞助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彰显。“在当时，对赞助人和艺术家起约束作用的是双方签订的合同。有些合同规定了很多具体的条款，比如坚持要求艺术家亲手完成作品、颜料的质量以及使用黄金或其它珍贵材料的数量、完成日期、支付条件和违约处罚等内容。”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艺术作品应该是赞助人和艺术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毫不例外，埃尔·格列柯在西班牙的艺术生涯也同样地依靠教会的订件支持。他刚到西班牙的托莱多市所接到的几个订件，例如《多明戈教堂组画》和《分基督袍服》，就是由托莱多大教堂的主教迭戈·德·卡斯蒂亚(Diego de Castilla)来委托格列柯制作的。 作为16世纪托莱多城最著名的教堂，为了纪念玛利亚·德·希尔巴，多明戈教堂在1576年重建，整个重建工作由主教迭戈和其子路易共同负责。迭戈对多明戈教堂的重建工作非常重视，对画面的很多细节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其中主祭坛画的组画一共包括《圣母升天》《三位一体》《施洗者圣约翰》《牧人来拜》等九幅画。以其中的《牧人来拜》为例就可以说明迭戈对埃尔·格列柯的影响力。实际上当时很多绘画都用圣经中“博士来拜”的场景来描绘这个“朝拜”的主题，但迭戈却要求格列柯采用并不多见的圣经中“牧人来拜”的场景。因迭戈赞成当时的修士阿隆索·德·奥托斯科的文本，认为牧人在婴儿基督出生时第一时间就来朝拜他，是基督更看重牧人谦卑品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牧人们低微的地位与穷困的出身使他们远离物质世界，使得他们能够向基督奉献自己全部的爱，正是那些非常虔诚的信徒的原型。而东方三博士在牧人之后才来朝拜基督，因为他们的富人身份，使他们在精神上离上帝更远。迭戈之所以选择“牧人来拜”的场景，是希望自己更加靠近上帝，在上帝面前就像牧人一样具有谦卑的情感。 整体而言，在这一系列组画中，埃尔·格列柯相当审慎地将迭戈的要求贯彻到图像的细节当中，按“圣母崇拜”的主题将赞助人与教堂的纪念人的关系绘制出来。也是自这系列作品开始，埃尔·格列柯彻底的由文艺复兴风格转换成了符合西班牙传统的绘画方式，在造型、色彩等方面融入拜占庭式的、哥特式的一些元素，这也可以看做是画家受西班牙绘画影响所做出的初步尝试，是对自己的艺术与西班牙艺术传统相结合的探寻。埃尔·格列柯的这组作品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他在迭戈和其子路易所提出的创作文本之上，在外界的种种限制之中找到了艺术与赞助人要求之间的微妙平衡。 当然，赞助人和艺术家的关系并不总是这样合作无间的。尤其是埃尔·格列柯这样有着自己强烈的艺术追求和宗教主张的艺术家。他一生的诉讼不断，就是因为在画面的细节处理上和赞助人发生了冲突。然而，尽管有这些诉讼的存在，却无人质疑格列柯的艺术水准。他最受人们欢迎的一幅画作是为圣托美教堂订制的《奥尔加兹伯爵的葬礼》，仅此一幅作品，就足够使埃尔·格列柯至今仍位列于世界级大师之列。在文艺复兴盛期的意大利，埃尔·格列柯这种拉长的形体、多重空间的艺术形式被认为是怪诞的，然而对那些早就习惯为了强调精神性的表现而更改造型比例、无视正确空间的西班牙人来说，这些都是再自然不过的方式。 正是在与赞助人制度的互动之中，在与西班牙艺术精神的高度契合之下，埃尔·格列柯才有机会在其后的生涯中，逐渐朝向自己的艺术目标迈进：描绘洋溢着纯粹的宗教情感力量的诗意世界，谨慎地在超验的抽象与人类的基本形象之间求得平衡。 四、异乡？归乡？ 一般而言，只有在强大的经济支持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才会产生灿烂的文明。然而西班牙却是个例外。在16-17世纪，西班牙的海上优势为英国所夺，陆上优势复陷于法国，经济又全部陷入失败和破产。可即使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之下，西班牙仍能建造塞戈维亚大教堂，引导赫尔德兹和胡安·马丁内斯·蒙塔涅斯等人的雕刻，为埃尔·格列柯、苏巴朗、维拉斯凯支和牟利罗等人的绘画注入灵感。西班牙人民从不吝惜对宗教的投入，竟然因此创造了一个小说、戏剧、诗歌、绘画和雕刻的黄金时代。 作为天主教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西班牙的反宗教改革，就意味着对中世纪传统的回溯与重新塑造。西班牙民族这种反文艺复兴形式、反规范的艺术特质形成了磅礴深厚的中世纪传统。当文艺复兴艺术强调再现自然之时，为了内心情感的自由表达，强调灵魂的崇高，西班牙绘画却不惜牺牲掉正确和美的概念，埃尔·格列柯的作品有力的佐证了这一艺术传统。在他后期的作品如《揭开第五封印》《拉奥孔》中，那些人形仿佛都失却了物质的实体，仅仅是些依靠精神在支撑的形状，这是表达西班牙艺术之狂热、沉迷的宗教精神最形象的载体。虽然来自异乡，埃尔·格列柯却使西班牙的16世纪成为了埃尔·格列柯的时代。他的艺术既受西班牙艺术传统的影响，也从此成为西班牙艺术传统的一部分。 这种狂迷和沉溺的神秘基因从埃尔·格列柯、苏巴朗、戈雅的作品中一路传承。苏巴朗运用的虽是最完美的再现式技法，但他尽其所能描绘的却是信仰的神圣和灵魂的纯洁，而18世纪的戈雅是其绘画的迷狂状态最优秀的承继者，在他晚年的黑画系列作品中，那些奇特的人物、层层堆积的黑色仿若无法穿透的阴霾，是戈雅在自我朝圣之路上努力挣扎的回响。即使在现实主义成为主流的艺术形式时，西班牙的艺术也具有颇为奇特的真实感：在里贝拉、穆里洛、维拉斯凯支的笔下，圣母和基督、教徒的形象是来自底层世界的淳朴农民和勤劳的农妇。这与意大利文艺复兴轻快、优美的旨趣大不相同，他们的表现手法和处理技巧的大胆与埃尔·格列柯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埃尔·格列柯的艺术不仅为文艺复兴以来的写实体系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也为现代艺术的催发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后来者如毕加索，在研究格列柯的画面时得到的启示是如何自由的安排画面空间的形态，并较之再往前一步，加上与时间不同形态的并置组合，从而开启了绘画的现代主义流派。 无论艺术史还是历史，我们总会发现决定人类精神方向的伟大个体活动。如果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没能够发现这些时代精神的显现，只能说我们对他的艺术审视的并不充分，没有深入到他的时代当中。某种意义上，埃尔·格列柯就好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坚守心中的理想世界，拒不妥协。就像德沃夏克所评价的，埃尔·格列柯的作品试图“以一种纯精神取向取代文艺复兴的物质主义”，实际上，“在艺术领域中，埃尔·格列柯代表了欧洲艺术运动的高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