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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唱艺术志书类文献研究述略


    内容提要:说唱艺术志书类文献研究围绕《中国曲艺志》《中国曲艺音乐集成》这两套大型曲艺志书的编撰而进行,自成一体,独具特色。《中国曲艺志》《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搜集整理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为启动、准备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集中攻坚阶段,21世纪前十年为完成收工阶段。这类文献涉及地域广泛,涵盖说唱艺术的各个方面。目前对其利用开发还很不够,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关 键 词:说唱艺术/志书/文献研究/
    作者简介:苗怀明,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23
    说唱艺术志书类文献主要是指围绕着《中国曲艺志》[1]《中国曲艺音乐集成》[2]这两套大型曲艺志书的编撰而搜集整理的一系列说唱艺术文献,这类文献以各类说唱艺术史志及资料集的形式刊行,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涵盖面广,内容十分广泛,涉及说唱艺术的各个方面,且自成一体,独具特色,影响深远,这里单独将其作为一类说唱艺术文献进行归纳和介绍。
    《中国曲艺志》《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的编纂从最初的启动到全部出版,前后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实际上相关工作到当下为止还没有全部完成。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进展情况及其特点,以下将说唱艺术志书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分成三个阶段分别进行梳理和归纳。
    第一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这是两套曲艺志书的启动、准备阶段。
    《中国曲艺志》《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是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两书同时编撰的还有《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整个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共包括十套大书。
    1979年7月,文化部等单位制定发布《关于收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的总体规划》《收集整理我国民族音乐遗产规划》;1980年3月20日,文化部、中国曲艺家协会联合发出《关于收集整理曲艺遗产及曲艺史料、资料的通知》。由此拉开了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的序幕。
    因编纂对象、内容及特点的不同,《中国曲艺志》《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的编纂具有自己的特点。与其他志书相比,两书编纂的难度是比较大的。这表现在这一学科起步较晚,资料缺乏,学术积累较少,可资参考的已有成果不多,专业研究人员缺乏,整个学科基础薄弱,还存在不少空白点,许多疑难问题没有解决,不少有争议的问题尚未获得共识。这固然是一个不足,但唯其如此,也更显出两套志书的开创意义和重要价值。
    两套曲艺志书中先启动的是《中国曲艺音乐集成》,该书起初的名称为《中国说唱音乐集成》。1984年5月,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在武汉召开编辑工作会议,制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编辑工作方案》,从编辑方针、收集范围、录音录像、记谱译谱、概述注释、照片图标、地方卷的版本内容等方面对编辑工作做了详细的规定。同年,该书的编纂被列入国家重点项目,预定完成时间为1990年。
    《中国曲艺志》的编纂工作是从1986年启动的,在十部志书中是最晚着手编纂的一部。当年2月,文化部与国家民委、中国曲协联合下发《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曲艺志〉的通知》及《〈中国曲艺志〉编辑出版计划(草案)》《〈中国曲艺志〉地方卷体例(草案)》,预定完成时间为1995年以前。
    为编纂这两套曲艺志书,文化部等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从制度、人力、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保障,其中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一是设立专门的编纂机构。在北京成立总编辑部,指导各省市卷的编纂与审稿,其中《中国曲艺志》的主编为罗扬①,副主编为王波云、周良;《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的主编为孙慎,副主编为冯光钰、章鸣。《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由主编、副主编、总编辑及编审组成编委会;《中国曲艺志》未设编委会,由各省市卷各自设立地方卷编委会和编辑部,负责本省市的资料搜集与编辑工作。这样一来,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编纂人员班子,保证了整个编撰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是拨出专款。如此巨大的学术文化工程离不开物力、财力的有力支持,1986年1月,文化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国家重点艺术科研项目七部艺术〈集成〉、〈志〉编纂费请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的通知》,将编纂《中国曲艺志》《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的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随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陆续将两套曲艺志书的编纂列入国家重点项目。这些都从资金方面有力地保证了整个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是制定较为周密的编纂计划及编写体例。两书都编写有专门的编辑手册即《中国曲艺志编辑手册》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编辑手册》,中国曲艺志总编辑部还创办了《中国曲艺志通讯》。其后在编纂过程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后又陆续下发《〈中国曲艺志〉编辑方针》《〈中国曲艺志〉编纂机构设置》《〈中国曲艺志〉地方卷审稿程序》《〈中国曲艺志〉地方卷编纂说明》《〈中国曲艺志〉谱例书写规范》《〈中国曲艺志〉配图要求》《〈中国曲艺志〉地方卷体例(草案)补充说明》《关于〈中国曲艺志〉地方卷体例(草案)的几点说明》《关于〈中国曲艺志〉“志略·舞台美术”分类框架条目的设置》《中国曲艺音乐集成送审卷稿书写要求与格式》等指导性文件及相关资料。
    此外,两套曲艺志书的总编辑部为配合编写工作,还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座谈会。如:1985年1月召开的二人转音乐编辑工作协商座谈会,1986年6月召开的苏州弹词音乐编辑座谈会,1987年召开的北方地区大鼓音乐编辑协商会议,中国民族音乐集成少数民族戏曲音乐、曲艺音乐编辑工作会议,1988年11月召开的明清俗曲研讨会,1989年召开的少数民族曲种鉴定会、陕西曲子渊源与艺术特色研讨会等。通过这些会议的召开,编写人员得以及时地探讨编纂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充分交流体会经验。所有这些,保证了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
    随着《中国曲艺志》《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编纂工作的启动,全国范围内曲艺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全面展开,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文献资料普查工作可谓前所未有。随后,一些地市、县区开始编印具有本地特色的曲艺志及资料集,以备省卷采用,同时也为后面的编纂工作提供经验。
    这一阶段所刊行的地方曲艺志及资料集数量很多,几乎每个县区都编印有相关的书籍,或一册,或数册,至于总的数量,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精确的统计。限于条件,无法一一寓目,下面仅就笔者所知见者,列举一些。
    其中河南省刊行的有如下一些:
    《河南曲艺志史资料汇编》(自1988年起陆续刊行)、《新华区曲艺志》(新乡市新华区文化局编,1985年刊行)、《原阳县曲艺志》(原阳县文化局曲艺志编辑室编,1986年刊行)、《新野县曲艺志》(新野县文化馆编,1986年刊行)、《南阳县曲艺志》(南阳县曲艺志编委会编,1988年刊行)、《镇平县曲艺志》(镇平县曲艺志编委会编,1988年刊行)、《南阳市曲艺志》(南阳市文化局编,1989年刊行)、《淮滨县曲艺志》(淮滨县曲艺志编纂小组编,1988年刊行)、《中国曲艺志·邓县资料卷》(邓县文化局编,1988年刊行)、《中国曲艺志·西峡县卷》(西峡县《中国曲艺志》县卷本编纂小组编,1988年刊行)、《平顶山市市区曲艺志》(初稿,平顶山市文艺集成志编辑室编,1988年刊行)、《三门峡市曲艺志》(三门峡市文化局编,1989年刊行)、《三门峡市湖滨区曲艺志》(三门峡湖滨区文化局编,1989年刊行)、《郏县曲艺志》(郏县文化局曲艺志编纂组编,1988年刊行)、《淅川县曲艺志》(河南省淅川县文化局编,1988年刊行)、《淮阳县曲艺志》(淮阳县文化馆编,1988年刊行)、《陕县曲艺志》(陕县文化局、文化馆编,1989年刊行)、《内黄县曲艺志》(河南省内黄县文化局编,1989年刊行)、《唐河县曲艺志》(河南省唐河县文化局编,1989年刊行)、《汤阴县曲艺志》(汤阴县文化局编,1989年刊行)、《汝阳县曲艺志》(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曲艺志编辑室编,1989年刊行)、《修武县曲艺志》(修武县曲艺志领导小组编,1989年刊行)。
    河北省刊行的有如下一些:
    《河北曲艺资料》(《中国曲艺志·河北卷》编辑部编,1988年刊行)、《廊坊市曲艺志》(廊坊市文化局编,1989刊行)、《承德地区曲艺志》(《承德地区曲艺志》编辑部编,1989刊行)。
    山西省刊行的有如下一些:
    《山西曲艺史料》(山西省文化局、中国曲艺家协会山西分会编,1983年版)、《山西省文化志·曲艺史料集》(山西省文化局《文化志》编纂办公室编,1983刊行)、《武乡曲艺志》(武乡县文化局编,1988年刊行)、《沁州三弦书》(中国曲艺志·曲艺音乐集成·山西卷长治集,沁县文化局编,1987年刊行)。
    广西壮族***刊行的有如下一些:
    《广西曲艺资料汇编》(第一、二、三、四辑,《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广西卷》编辑部编,1988-1991年刊行)、《中国曲艺志广西卷·钟山县曲艺资料汇编》(1988年刊行)。
    其他尚有《北京地区曲艺资料汇编》(第一辑,《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编辑部编,1987年刊行)、《曲艺志资料》(第一、二、三辑,《中国曲艺志·辽宁卷》编辑部编,1988、1989年刊行)、《曲艺资料汇编》(第一集,锦州曲艺志编辑社编,1989年刊行)等。
    总的来看,这些地方曲艺志及资料集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较为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地方曲艺的发展情况。这些书籍内容丰富,门类齐全,所收资料大多为实地调查而来,其中不少资料为第一次搜集、记录和整理,可信度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二是这些地方曲艺志大多按照统一制定的体例进行撰写和编排,因而体例较为统一。相关资料集则根据具体情况做不同的处理。
    三是大多采用内部刊印的方式。这些地方曲艺志、资料集或铅印,或油印,印数不多,有不少只印几百本,主要供内部交流,因此流传不广,如今要阅读利用并不容易。
    这一阶段为配合《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编纂而编写的地方曲艺音乐资料也有不少,据笔者所知见者,主要有如下一些:
    其中天津市刊行的有:
    《梅花大鼓音乐资料汇编》(天津市艺术研究所、《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天津卷编辑部编,1985年刊行)、《天津时调音乐资料汇编》(天津市艺术研究所、《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天津卷编辑部编,1986刊行)、《京韵大鼓音乐资料汇编》(天津市艺术研究所、《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天津卷编辑部编,1986年刊行)。
    江苏省刊行的有: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江苏卷·徐州分卷》(徐州市文化局、徐州市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编,1987年刊行)、《江苏连云港市曲艺音乐集成》(连云港市文化局曲艺音乐集成编辑室编,1987年刊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江苏卷·无锡分卷》(无锡编写委员会编,1987年刊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江苏卷·苏州分卷》(苏州编写委员会编,1987年刊行)。
    河南省刊行的有:
    《河南曲艺音乐集成资料汇编》(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河南省编辑办公室编)、《光州大鼓音乐》(征求意见稿,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河南省编辑办公室编,1983年刊行)、《新野县曲艺音乐集成》(新野县文化局编,1988年刊行)、《汤阴县曲艺音乐集成》(汤阴县文化局编,1989年刊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河南淮阳卷》(淮阳文化馆编,1989年刊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西卷临汾集浮山资料本》(浮山县曲艺音乐集成编委会编,1987年刊行)。
    此外尚有《贤孝音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青海卷试编本,中国曲艺音乐集成·青海卷编辑部编,1989年刊行)、《黄梅文曲》(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湖北卷,黄梅县文化局编,1986年刊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永嘉县卷》(曲艺音乐集成永嘉县卷编委会编,1986年刊行)、《黑龙江省艺术史志集成资料汇编》(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编,1986年起刊行)、《北京地区曲艺资料汇编》(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编辑部编印,1987年起刊行)、《中国民族民间曲艺音乐集成·岳阳市郊区资料本)(岳阳市郊区文化馆音乐集成编辑室编,1988年刊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益阳县分册》(益阳县曲艺音乐集成编辑委员会编,1987年刊行)等。
    以《河南曲艺音乐集成资料汇编》为例,该书先后刊行十多册,其内容包括“各曲种文史、音乐资料、艺人专访调查、口碑传闻、专题论述、会议讲话、经验交流等,为集成的编辑工作提供资料。”②该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二个阶段为90年代,这是一个集中攻坚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为配合曲艺志书编撰而进行的文献资料普查工作基本结束,整个工作的重点转向对所搜集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着手省市卷的撰写。对各省市卷的稿件,全部采取三审制,即初审、复审和终审,然后再公开出版,出版采取分批的形式,其中《中国曲艺志》最早出版的是湖南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最早出版的是湖北卷。
    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国曲艺志》省市卷有如下几种:
    《中国曲艺志》(湖南卷),中国ISBN中心1992年刊行。[3]
    《中国曲艺志》(天津卷),中国ISBN中心1993年刊行。
    《中国曲艺志》(河南卷),中国ISBN中心1995年刊行。
    《中国曲艺志》(江苏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刊行。
    《中国曲艺志》(北京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刊行。[4-5]
    根据《〈中国曲艺志〉地方卷体例》(草案)的要求,各省市卷均按照统一的体例进行编纂,每卷分综述、图表、志略、传记四个大的部类。其中综述以历史年代为序,叙述本地区各民族曲艺的历史和现状。图表包括大事年表、曲种表和曲种分布图三个部分。志略分曲种、曲目(书目)、音乐、表演、舞台美术、机构、演出场所、演出习俗、文物古迹、报刊专著、轶闻传说、谚语口诀等小类。传记则包括作家、表演艺术家、理论家、评论家、教育家、乐师和组织活动家等。各卷所收资料的时间下限为1985年年底。每卷100万字左右,并配有大量彩色和黑白图片。
    除各省市正式出版的分卷之外,不少地方还以公开出版或内部印刷的形式出版了本地的曲艺志。
    其中河南省出版的主要是《河南曲艺志系列丛书》。该丛书计划出版17部,“统一采用《中国曲艺志》体例并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编纂,上限各卷据情而定,下限——1990年,全面、系统、翔实、科学地记述反映河南各地曲艺的历史和现状。”③据笔者所见,已公开出版者有如下各卷:《三门峡市曲艺志》(三门峡市文化局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南阳地区曲艺志》(南阳地区文化局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新乡市曲艺志》(新乡市文化局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安阳市曲艺志》(安阳市文化局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平顶山市曲艺志》(平顶山市文化局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商丘地区曲艺志》(商丘地区文化局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
    此外尚有《温县曲艺志》(温县文化局编,1990年刊行)、《获嘉县曲艺志》(获嘉县文化局编,1990年刊行)等。
    江苏省出版的有:《南京曲艺志》(查双禄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南京曲艺资料汇编》(中国曲艺志江苏卷南京分卷编,1993刊行)、《中国曲艺志江苏卷·盐城分卷》(盐城市文化局编,1992年刊行)、《连云港曲艺志》(连云港市文化局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年版)、《扬州曲艺志》(扬州曲艺志编委会编,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四川省出版的有:《宣汉县曲艺志》(宣汉县曲艺志办公室编,1991年刊行)、《中国曲艺志德阳市卷》(中国曲艺志德阳市卷编委会编,1992年刊行)、《遂宁市曲艺志》(遂宁市文化局1992年编印)、《绵阳市曲艺志》(绵阳市曲艺志编辑委员会、绵阳市文化局编,1991年刊行)、《四川省达县地区曲艺志》(四川省达县地区文化局编,1995年刊行)。
    黑龙江省出版的有:《鹤岗曲艺志》(黑龙江省文化厅编,1991年刊行)、《齐齐哈尔曲艺志》(齐齐哈尔市文化局编,1996年刊行)。
    江西省出版的有:《中国曲艺志·江西卷·上饶地区分卷》(上饶地区曲艺志编辑委员会编,1996年刊行)、《宜春地区曲艺志》(宜春地区曲艺志编辑部编,1996年刊行)、《中国曲艺志赣州市卷》(赣州市文化局、赣州市曲艺志编辑部编,1996年刊行)。
    湖北省出版的有:《黄州市曲艺志》(黄州市文化馆编,1993年刊行)、《英山县曲艺志》(英山县文化馆编,1991年刊行)。
    安徽省出版的有:《宿州曲艺志》(宿州曲艺志编委会编,1995年刊行)、《安徽省六安地区曲艺志》(沈晓富主编,黄山书社1999年版)。
    此外尚有《吉林市曲艺志(附皮影志)资料汇编》(第一辑,吉林市曲艺志编辑组编,1992年刊行)、《辽阳曲艺志》(虞德荣、田维威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曲艺志·甘肃卷张掖分卷》(张掖地区文化处编,1990年刊行)、《中国曲艺志内蒙古卷呼伦贝尔盟分卷》(1991年刊行)、《中国曲艺志·湖南卷·株洲分卷》(株洲市曲艺志编辑部编印)、《中国曲艺志陕西卷·延安地区分册》(延安地区文化文物局编,1993年刊行)、《百色地区曲艺志》(百色地区曲艺志编辑部编,1991年刊行)、《玉溪地区曲艺志》(玉溪地区文化局、群众艺术馆编,1996年刊行)、《宁波曲艺志》(宁波出版社1999年版)、《衢州市曲艺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福州曲艺志资料集》(第一集,福州分卷编辑委员会编,1995年刊行)、《肇庆曲艺》(肇庆曲艺志编辑组编,1996刊行)、《肇庆市端州区曲艺志》(端州区曲艺志编辑组编,1995年刊行)等。
    与《中国曲艺志》相比,由于启动较早,这一时期《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省市卷出版的较多,这里将出版情况列表显示如下:
    
    各卷均按照统一的体例进行编纂、编排。全书分综述、概述、人物介绍三个大的部分,其中,综述介绍本地曲艺音乐的源流沿革、流布情况及方言声韵特点;概述介绍各曲种唱腔曲牌的衍变、发展及音乐形态、结构特点及规律;人物介绍本地各民族曲种代表艺人、演员的主要艺术生平、艺术成就和贡献。各省卷先依民族、后依曲种立目,各曲种音乐由概述、基本唱腔、器乐曲牌、选段、人物介绍组成。所有唱腔选段均依据录音记谱。各卷收有各曲种演出形式、代表人物及历史资料照片共2000余幅,每卷约150万字。
    在各省市正式出版的分卷之外,有的地方还编撰了本地的曲艺音乐集成本。如:河南省就有《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南阳地区卷》(南阳地区文化局1990年编印)、《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封丘县卷》(封丘县文化局编,1990年刊行)、《安阳市曲艺音乐集成》(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云南省还编有《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云南卷》丛书,相继出版《姚安莲花落》(楚雄彝族自治州文化局编,1990年刊行)、《玉溪地区曲艺音乐》(玉溪地区行政公署文化局、玉溪地区群众艺术馆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
    其他尚有《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江西卷宜春地区分卷》(宜春地区行署文化局编,1996年刊行)、《赣州地区曲艺音乐集成》(赣州地区文化局编,1997年刊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甘肃卷兰州分卷永登县资料本》(永登县文化馆编,1991年刊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四川卷甘孜藏族自治州资料卷》(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艺术集成办公室编,1991年刊行)、《齐齐哈尔曲艺音乐集成》(齐齐哈尔市文化局编,1998年刊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安徽卷·六安地区分卷》(安徽省六安行署文化局编,1992年刊行)等。
    第三个阶段为进入21世纪的前十年,这是一个完成收工的阶段。到2004年,《中国曲艺志》《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各省市卷已全部完稿,接下来是审稿、修订、出版等工作。这一年12月,文化部等单位在北京召开第四届全国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出版成果表彰暨总结大会。原计划到2006年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全部出版,但因各地进度不一等原因,未能如愿,直到2009年10月才全部出齐。目前有关部门正准备编纂澳门卷。
    以下将这一阶段《中国曲艺志》各省市卷的出版情况列表显示如下:
    
    各省市卷出版的同时,各地仍陆续刊行相关的曲艺志,笔者所知见者有如下一些:
    四川省出版的有《泸州曲艺志》(童祥铭编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成都曲艺志》(成都市文化局编,2007年刊行)。
    江苏省出版的有《无锡曲艺志》(无锡曲艺志编辑委员会编,2003刊行)、《邳州市曲艺志》(陈登芹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镇江曲艺志》(镇江市文化局编,2007年刊行)。
    其他尚有《长春曲艺史料》(长春市文化局文艺集成史志办公室编印,2001年刊行)、《张家口曲艺资料集》(张家口市文化局、张家口文化艺术研究所编,2004年刊行)、《唐山曲艺志》(《唐山曲艺志》编辑部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五华区曲艺志》(宋海昆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衢州市曲艺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金华曲艺志》(金华曲艺协会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漳州曲艺集成》(漳州市文化与出版局编印,2003年刊行)、《环县道情皮影志》(康秀林主编,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等。
    这一时期,《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各省市卷也全部出版,以下将其出版情况列表显示如下:
    
    省市卷的正式出版之外,各地仍继续出版相关的曲艺音乐集成,如《辽阳市曲艺音乐集成》(侯长力、田维威主编,吉林音像出版社2000年版)、《曲艺音乐集成青岛分卷》(青岛市艺术研究所编,2004年刊行)、《长子曲艺音乐集成》(政协长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2006年刊行)等。
    围绕着以《中国曲艺志》《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为代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和出版,有关部门和个人还出版了一批著述,如文化部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所编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概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群言揽粹:文艺集成志书学术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北京市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所编的《全国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北京卷编纂纪事》(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李坚主编的《功崇惟志写春秋——十大文艺集成志书江西卷编纂纪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等。这些著述介绍两套曲艺志书的编纂经过,总结编纂经验,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为最终成果的《中国曲艺志》《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按省市设卷(海南市因历史原因,未单独立卷),各有共29卷,字数都在数千万字,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这里列举一些具体数字,可见两套曲艺志书内容之一斑:
    《中国曲艺志》已出版的前14卷中,收录曲种608个,曲目16984个,报刊专著256条,总字数为1218万。[15]
    《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已出版的前24卷中,共收入曲种489个,基本唱腔9187首,器乐曲牌995首,曲目选段2759段,人物1489个,照片1461张,总字数为4073万。[16-17]
    总的来看,这类曲艺志书文献具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从文献来源看,地域范围广泛,搜集方式多样。
    为编纂《中国曲艺志》《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相关政府部门用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以行政方式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对全国范围内的曲艺文献资料进行广泛的调查和搜集,参与的人数达到上万人,涉及的地域遍及全国各地。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如此广泛的地域,如此长的时间,以各种方式搜集整理文献,这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无疑是一个创举。
    其文献搜集方式也是多元的,既有各藏书机构文献资料的查找,也有对艺人进行的田野调查,还有对文物文献的征集。文献的记录方式也是多样的,既有传统文字记录、记谱,也有录音、录像。
    二、从文献内容来看,《中国曲艺志》《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以及大量的地方曲艺志及资料集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可以说,举凡与曲艺有关的资料皆在搜罗范围之内,其中有不少是过去研究者没有涉及的。因此这种范围的广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横向的,指这类文献涉及曲艺这一学科的各个门类;二是纵向的时间之广,截止编纂时间之前各个阶段的文献资料皆在搜罗之列。当然,这些文献资料在时间上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主要集中在晚清以降这个时段内,相比之下清代之前的文献比较少。
    两套志书的重要文献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首先是抢救、记录了不少重要的曲艺文献,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为配合编纂《中国曲艺志》《中国曲艺音乐集成》进行的文献资料普查,使许多濒临失传的重要资料得到抢救和记录。其中的不少曲种如今已经失传,艺人已经去世,这些资料更是显得弥足珍贵。
    其次是为整个学科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此前的曲艺研究多为作者的个人行为,因主客观条件所限,只能关注部分曲种,涉及的范围及搜集资料的数量都是有限的,难以涵盖整个学科。编纂《中国曲艺志》《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所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文献普查涉及这一学科的各个方面,由此所奠定的文献基础对整个学科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是可以想见的。
    最后是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使这一学科得到重视。这些专业人才大多是在田野调查、编纂志书过程中成长的,其中不少人从编纂两套志书起步,如今成为骨干力量,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总的来说,两套曲艺志书的编纂意义和价值是重大的,也是多方面的,正如一位论者所总结的:“基本摸清了中国曲艺丰富多彩的历史家底,考订确认了数百个曲艺品种的源流关系,大体廓清了构成曲艺艺术学科框架的逻辑边际,梳理保存了大批曲艺文化的珍贵资料,初步回答了有关曲艺艺术文化构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聚拢锻炼出一大批比较精通有关曲艺艺术史志研究的学术队伍。”[18]从文献的角度来看,通过两套曲艺志书的编纂,所得到的文献资料极为丰富,为这一学科的持续、深入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会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
    自然,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遗憾。两套曲艺志书的最终成果是由全国各省、市分卷组成的《中国曲艺志》《中国音乐集成》,其重要的文献价值是无可置疑的,需要指出的是,为配合这两套曲艺志书所编的地方曲艺志和资料集同样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其中有很多未被收入省市卷,这些地方曲艺志和资料集数量十分庞大,但公开出版者不多,大多为内部印刷,印量很少,供文化局系统内部交流之用,这样,不仅市面上的书店里买不到,各类图书馆中也收藏不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辛苦搜集整理的文献资料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未能得到充分的研究,利用率不高,这就造成文献资源的闲置与浪费,是很可惜的。因此,两套曲艺志书的全部出版不应该看作是全部工作的结束,如果将这些资料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编排,予以公开出版,其对整个学科研究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可以想见的。也许相关部门已想到这一点,期待这些重要文献的早日公开出版。
    目前对说唱艺术志书类文献的利用和开发还远远不够,存在很大的学术空间。有关部门已经利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丰富文献资源建立中国民族民间基础资源数据库,该数据库将文献资料实行数字化,实现资源共享,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好消息。
    注释
    ①罗扬后发表《盛世创举曲艺大典——〈中国曲艺志〉编纂工作略述》(《曲艺》2009年第9期)一文,对整套丛书的编纂过程进行回顾和总结。
    ②各册前《编辑前言》。
    ③各书卷首《前言》。
    ④其后湖南省文化厅组织人员对《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湖南卷进行修订,以《湖南曲艺音乐集成》为名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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