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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造物之“道”


    华夏民族深厚的传统造物文化独树一帜,造物之道的精神已代代相传了几千年,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面对人与自然界所存在的种种危机,我们更应继承和发扬传统造物精神,为构建自然、和谐、生态的可持续的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视“道”为宇宙的本源,万事万物皆因“道”而生,这对中国传统的“创物”“造物”文化影响深远。
    传统造物“自然之道”
    《周易·系辞》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阐明了中国古代造物活动中“道”与“器”之间的关系,即“器以载道”。“道”作为自然中无形的存在,是事物的本源和精神所在,并通过有形的“器”为载体来显现。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进一步阐述了“人、地、天、道、自然”的逻辑关系,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效法于地,而地又效法于天,天则效法于道,道又来源于自然。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古人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造物活动中都顺应着天、地、自然之道,不违背自然界内在的规律。
    《考工记》所载“轮人为轮,斩三材必以其时。三材既具,巧者和之”,指出轮人制作车轮时“毂、辐、牙”所用的三种木材,其砍伐必须依照一定的季节,这样工匠才能制作出优良的车轮。《管子·乘马》中所言“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指出古代都城选址时为保国家兴旺、百姓安居,要依据自然地形地貌加以考量。明代计成在《园治》中提到园林建造要“因地制宜”,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境界,这种“师法自然”的造园艺术遵行着“自然之道”。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人们在造物活动中不止于满足“形”下之致用之器,更不断探寻着“形”上之“自然之道”。
    传统造物“有无之道”
    “有”与“无”是老子提出的非常重要的辩证哲学观点,其在《道德经》中提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认为“无”是“有”之本源,而“有”是万物之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老子认为“有”与“无”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相对而生,是永恒的真理。“有”与“无”的辩证哲学观念不仅对后世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对传统造物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道德经》所载“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段话深刻揭示了人们在创造、制作器物时,“有”只是器物的外在物质形体,但真正能被人所用,能实现器物价值的地方却是其中的“无”,其崇“有”而贵“无”,两者对立统一于器物之中。
    现代人造物往往注重“有之以为利”,忽略了“无之以为用”,将精力放在有形的器物造型之上,而没有注意到造型之外“无”的设计。中国古代众多造物活动,诸如都城规划、“亭台楼阁、轩榭廊舫”等建筑和造园设计、青铜器皿、瓷器、漆器、家具、玉器等的制作,以及中国传统绘画作品中“留白”,无不体现出“有无之道”思想在造物实践中的应用。
    传统造物“合和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深厚的“合”“和”思想,其渗透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周易·文言》中提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认为圣人要与天地、日月、四季相合。《道德经》所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其朴素的二元论认为世间万物都有“阴”“阳”之分,彼此相和才能生生不息。“合”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和道家对“和”的理解极为相似,无论是道家所倡导的与自然“和谐”共处,还是儒家所说的“中庸”之道,其本质都是“以和为美”“以和为贵”。
    中国传统造物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天人合一”。《考工记》所载“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指出好的器物制作所需之“美材”必须要符合“天时地气”,然后“巧者合之”才能做出完美的器物; “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无不是先“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斩三材必以其时”,然后能工巧匠加以制作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提倡“以和为美”,同时也强调“和而不同”。西周思想家史伯认为“和”是在差异中寻求平衡与统一,而非简单的趋同,中国传统造物活动正是不断地调和“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从自然万物周而复始发展变化规律中,探究“和谐共生”之道。
    传统造物“尚象之道”
    从上古时期开始,中国古人在观察宇宙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过程中,就善于用图案来记载和描绘它们。早在距今6000年前,半坡遗址中出土的彩陶上就描绘着人面、鱼、鹿、植物等各种纹样,古人用象形图案记载着宇宙中“日、月、星辰”,自然界中动物“老虎、麋鹿、仙鹤、蝙蝠、鲤鱼、蟾蜍”等,植物“葡萄、石榴、月桂、葫芦、荷花、牡丹”等,自然现象“云纹、波纹、涡纹”等,以及各种几何纹样和生产生活场景,中国“文字”创造也起源于“象形”的方式。商末周初的《易经》是上古“尚象”造物思想的集中体现,《周易·系辞上传》所载“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提出“《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其中之一便是“以制器者尚其象”,“制器尚象”完美诠释了中国传统造物方式。
    中国传统造物不仅在装饰上广泛采用“尚象”的方式,在器物造型中也很常见此方式,诸如秦始皇陵“兵马俑”、战国晚期“漆木虎座鸟架鼓”、西汉“长信宫灯”、唐朝“唐三彩女立俑”等。除了采用“具象”的造物手法外,中国古人充满智慧地用“想象”“抽象”“卦象”来描绘宇宙自然,创造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来表示“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据西汉《周髀算经》所载“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天圆地方”形象被古人广泛地运用在各类造物活动中。
    传统造物“技艺之道”
    《考工记》所载“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知者”应是通“天地之道”“自然之道”的圣人、智慧之人,能开创出“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物质器具,然后由“巧者”运用高超的技艺制造出来。“巧者”乃能工巧匠,是庄子所言“技进乎道”和魏源所说“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的“通艺通道”之人。中国传统建筑榫卯、斗拱、井干等结构设计,“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艺术,青铜器“合范法、失蜡法”等铸造工艺,漆器“螺钿镶嵌、金银平脱、莳绘”等技法,古代十大传统乐器琵琶、二胡、编钟、箫、笛、瑟、琴、埙、笙和鼓等的制作工艺;宋代钧窑、汝窑、官窑、定窑、哥窑五大名窑瓷器制作,传统四大名绣苏绣、蜀绣、粤绣、湘绣的刺绣技术,明式家具“古、雅、丽、精”的精湛技艺,等等,举不胜举。中国传统造物艺术的辉煌成就,得利于其上可通“道”下可达“艺”,“知者”站在宇宙自然的境界来创造人类生产生活所需之器物,“百工”则精益求精、切磋琢磨,才能不断地通于艺、游于艺而达于道。
    综上所述,华夏民族深厚的传统造物文化独树一帜,造物之道的精神已代代相传了几千年,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工业化进程席卷全球,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平衡遭到了一定的破坏。面对人与自然界所存在的种种危机,我们更应继承和发扬传统造物精神,为构建自然、和谐、生态的可持续的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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