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学的时代话语建构
时间:2024/11/28 06:11:15 来源:《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 作者:夏燕靖 点击:次
内容摘要：新时代艺术学前行方向的问题，必然涉及艺术学的时代话语建构。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明确而深刻的阐释，即是要求将理论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这自然离不开文化自信，这也是我们建构艺术学时代话语的指路方向。不论是对于艺术学理论本体问题的深入思考，还是对当下艺术学领域诸多问题的热切关注，抑或是古典艺术理论研究，近年来的艺术学领域研究都呈现出了新突破。这表明在新时代的文化自信精神引领下，我国艺术学领域研究有条件，也有责任摆脱过往一味追随西方文论的研究路径，正积极建构新时代艺术学领域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包括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话语”，以解释新形势下的艺术观念、艺术思潮、艺术现象乃至艺术创作的种种问题，自主引导我国艺术学的前进方向。 关 键 词：艺术学时代话语文化自信与中国话语理论支持与精神食粮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 如今艺术学的概念，即包含整个艺术领域，从实践到理论，直至学科建设与发展。而其中的学科分支——艺术学理论，则具有为整个艺术学领域在理论上导平先路、执旗领军的作用。此话并不虚张，而是由该学科性质所决定的。既然是位列于艺术学领域之首的理论学科，自然要担负起理论研究的前沿之责，要为艺术学领域各种各样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给出新时代的答案。为此，以历史与现实交汇点为其坐标，围绕“前沿”与“热点”不断前移探索，追赶新时代的新思维与新话语势在必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深刻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励精图治、革故鼎新，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精神和伟大事业。在此背景下，凝聚广泛的思想共识，熔铸坚实的理论支柱，便是当务之急。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理论共鸣。自然，一个时代也应当有一个时代的理论构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要书写宏大史诗，同样也在召唤理论创新，这意味着要着眼于新现实、推动新实践、精练新话语，构建出与之相匹配的理论体系。以此理论研究之责置入艺术学领域，即是艺术学理论研究亟待突破的前沿课题。回顾艺术学理论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其理论资源与形成路径，以至论述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然而，如何与新时代的要求更好地接上轨，仍有许多理论上的深层问题值得探索，诸如，艺术学理论包括艺术学领域的许多基本概念、学术思想和阐释方式等，依然有着从西方舶来的强烈印迹，看起来很有体系、洋洋大观，终究还是来自西方路线或日本转介路线的多元合成，与中国文化艺术血脉多少有些渐离。有鉴于此，重塑与构建艺术学理论的当代价值，即是推进艺术学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更是当代中国艺术学领域创新建构的时代主题。 一、新时代需要孕育有特色的“中国话语” 不论是对于艺术学理论本体问题的深入思考，还是对当下艺术学领域诸多问题的热切关注，抑或是古典艺术理论研究，近年来的艺术学领域研究都呈现出了新突破，诸如，在研究内容与阐述方式上更趋多元，探究问题的理论范式也有颇多创新与突破。这表明在新时代的文化自信精神引领下，我国艺术学领域研究有条件、也有责任摆脱过往一味追随西方文论的研究路径，积极建构新时代艺术学领域，包括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话语”，以解释新形势下的艺术观念、艺术思潮、艺术现象乃至艺术创作的种种问题，自主引导我国艺术学的前进方向。 关于新时代艺术学前行方向的问题，在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关论述中已有明确而深刻的阐释，即是要求将理论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这离不开文化自信。既需要依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艺术资源给予丰富和支撑，又要吸取外来文化与艺术的营养，更需与时俱进面向未来，创新理论话语体系。列举史论领域研究来说，所谓历史的呈现均是以事实为依据，然如何选择事实，如何评价事实，又以怎样的历史视野来阐述历史进程，则是由历史书写者的立场、观点所决定的。过往较长时间里，反映中国现当代艺术史，甚至是古代艺术史的探究，但凡进入历史写作，大多是依据西方史学研究章法来构思谋篇的。研究者过度依赖西学史观或西学史学方法论，其结果很容易出现一个所谓中国“完整真实的艺术史”的描述与其历史演变、文化基础、社会风貌，尤其是与意识形态构成的影响范围发生较大的出入。因此，我们需要明确这样一种认识，文化自信的主题，应以自身文化历史和文化意识为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严肃指出：“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2]如此说来，对于契合中国历史演进和时代生长特点的史学观和史学方法论的建构应予重视。同样，对于艺术学领域的诸多理论研究，如艺术美学、艺术批评，以及创作论、鉴赏论等，也不应该滥用西方学术经验或范式盲目架构与裁剪，更不应该不加分辨地采用西方理论话语来强制阐释中国艺术学领域，包括艺术学理论的思想体系。以艺术史中的“雅俗”观念为例来说，中国艺术史上的“雅”与“俗”的发展趋势是，雅俗共赏。尽管，古代中国的文化是以士大夫精英阶层为主体代表。然而，并不排斥大众阶层的通俗文化，“雅”与“俗”的观念作为价值尺度与审美标准，已然深深根植在传统士阶层的精神世界之中，影响着中国传统艺术的进程与发展。自然各家各派对于“雅”的阐释与见解虽不尽相同，比如，儒家以“和”“古”“中”“正”为雅，道家则以“清”“奇”“高”“逸”为雅，究其共同点，诸家仍坚执雅中有俗，俗中有雅的辨证观，中国古典艺术理论阐述的基本取向由此产生并形成。相反，在西方艺术史观念中“雅”与“俗”多呈现为对立，自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时代以来，戏剧、诗文向来归属于所倡举的“雅”文化主流范畴，始终与底层下里巴人的文化与艺术格格不入。由之可言，中西艺术观念实在是有许多的差异，不加分析地引用或以为评价标准，必然是违背不同区域艺术表达的原真性。 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国当代艺术学发展历程，实事求是地说，西方艺术理论的传入确实提供了学术滋养和有益借鉴，促进艺术学理论从“自发”走向“自觉”，推动了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发展。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随着形式美和形式问题讨论的不断深入，大批西方形式主义流派理论传入，如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英国克莱夫•贝尔的形式意味理论、德国卡西尔的艺术符号理论、美国苏珊•朗格的符号论美学等西方形式审美理论，多从“恢复人的感觉的丰富性、敏感性出发来谈艺术形式的本质和功用”，揭示人自我的感性存在，进一步让人“直观到平常被我们忽视的事物的本来面目，感受到生命的存在”。[3]至此，我国艺术学理论研究方法发生了转变，艺术学理论研究开始走向自觉。当然，这也为整个中国艺术学领域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助力。然而，西方艺术理论在其本土的有效性，并非意味着其传入或移植到中国就完全适应。发生理论误读，或是对中国问题出现的解读扭曲，甚至被用来强制阐释中国艺术学领域的现实现象等等，都会形成“倾向性需要”而失真，如滥用西方理论范式、体系或术语，反而离中国问题的探讨越来越远。抑或是理论研究和艺术批评陷入一种盲目崇洋的话语复制，即从理论到理论，以至于解释观点都远离中国艺术的现实。比较突出的是，近些年在艺术学理论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与文艺理论界相似的“强制阐释”的问题，即主观预设，其表现在主观愿望与实际结果的反差，暴露出学术研究囫囵吞枣，唯“西化论”的深层次问题。在艺术美学、艺术批评，乃至戏剧创作、影视评论、美术史论等阐述中，唯“西方范式”或“西学论理”为述说主体，缺少本土理论来作依据或支撑，隔靴搔痒，所谓“前沿观察”或“学术新见”竟成为域外艺术理论的试验场和移植场，甚至在阐述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上也硬要挂上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面具来解释传统的儒道观。这样的理论只是西方话语的传声筒，西方学术的模仿腔调，既发不出中国的声音、也反映不出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 好在自上世纪90年代起，学界开始逐渐反思和质疑西方理论对中国问题所谓全面有效性的评价观念，呼吁理论研究要注重“中国化”，发出中国的声音。如美学界提出要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文化界发出要大力传播“中华文明”，艺术学界则呼吁要提升“中国艺术的原创力”，推动中国古典艺术体系建构等。近年来“中国话语”已成为理论界，甚至是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热点，如笔者主持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课题研究，就被选列为2016年度国家社科文库出版。该课题以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为基本探讨思路，力求以“论”的综合面来探索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横向联系。从思想、论点、范畴等方面入手，不只限于考据，而是进行义理阐释，借助大量古典艺术理论文献求证，进而梳理其理论逻辑的内在联系，建构起符合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这些都反映出当代学界话语主体意识的觉醒，以“中国话语”的丰富性来克服中西文论交流中的“失语”的状态，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和文化自信的胸怀参与世界艺术的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4]建构新时代中国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应该说是基于文艺大繁荣的现实，基于中国综合国力和软实力的支撑，既是中国艺术学领域需要的自主创新的诉求，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唯此，建构中国艺术学理论的话语体系，就是坚定文化立场、彰显文化自信。 二、理论研究业已形成的基本共识 立足于中国视野的理论研究有一个基本立场，即以“中国话语”的社会与历史维度来推进阐释。这涉及对理论问题的事实确认、建构及评价体系，以至理论主张的现实合理性，继而建构具有唯物史观的阐释学，寻找符合理论研究共识的价值观。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文学艺术时，并不是将文学艺术视为一个自足体，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将文学艺术问题置于宏阔的历史视野当中，置于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的深刻考量之中。这一点值得借鉴和吸收，尤其是在当今艺术学研究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坚守“中国话语”的立场就显得越发重要。 艺术学研究是要应对“全球化”，但更要注重彰显“中国化”。总体而言，多数研究者还是主张在具有世界视野的立场观照下，应着力于“中国化”的实力展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在《面对新时代的艺术学学科建设——习近平文艺思想学习笔记》一文中所言：“中国自古以来，乃礼乐之邦……面对新时代的艺术学学科建设，首先要解决好艺术为人民、写人民、服务于人民的问题，即如何为历史性变革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如何为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华儿女谱写心史的问题。归根结底，这就是艺术学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问题，是艺术学学科建设这个审美意识形态领域里要不要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领导权的大是大非问题。”[5]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其实都是在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产生的。自然，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放眼世界，立足中国，在传统文论、画论、书论、乐论、曲论、舞赋和工艺文论等汲取养分。并且，将其作为“中国化”或“民族特征”的归属象征，这有利于中华民族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 还有研究则通过当前美学问题的探讨来思考艺术学理论建构的发展问题。北京大学叶朗教授在接受相关问题采访时说，“……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这和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紧密的联系。中国学者研究美学和艺术学，立足点应该是中国文化。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近代以来，我们的美学理论许多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上世纪60年代，周扬曾提出我们的文艺理论、美学理论应该有中国特色，当时虽然提出了这个要求，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仅仅是在讲到西方某个理论观点的时候，引用几句中国人的话，譬如引用刘勰《文心雕龙》里的话，表明这个观点中国人也有，这样的理论还不能说它呈现出了真正的中国特色。……中国传统的美学和艺术学，它们的理论品格，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十分重视精神的层面，十分重视心灵的作用，就是唐代画家张璪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认识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的核心品格，对于我们在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的核心区域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对于我们在美学和艺术学理论中建构带有中国色彩的理论内核，可能有某种指引的作用。”[6]（点击查看《当前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访美学家叶朗》）（点击查看《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4期目录）这样的认识，表明世界视野与“中国化”之间的融合，是厘清中国当代艺术学发展的前行方向。其核心充满了自信，也阐明了“中国化”这一命题的几个维度：传统性、内在性和民族性，在中国当代艺术学领域亟待突破的前沿课题与发展趋势上，展示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认识的合理性。 同样，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思想之乡——兼谈北大艺术学科传统的渊源与特征》一文，重点探讨了艺术学学科在培育有思想引领未来的艺术学人方面的主张，文章认为：“北大（传统）作为思想之乡的独特特征，不仅由于革新派的存在而被确证，同时也与同受优待的守成派或国粹派的存在和活跃的传统不可分割。正由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的保护和促进……”[7]这表明北大不仅对自己传统路标尊重，更对新时代艺术学人的发展路径提出期待，“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既有传统与当代，又有中国与域外的并包融合，而且是侧重于思想层面上的认识，以一种建立在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思维模式来彰显艺术学人的胸怀，而不是单单追问小学问的意义或价值判断，这是摆脱思想或思维局限的关键，用“兼容并包”的思想来处理艺术学领域的多元性学术资源，从而能够突破历史而超越到精神层面，来弘扬当今艺术学发展的“中国化”特性。 事实上，在近代以来中西方关系中，但凡论及艺术学领域的前沿性话题，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理论探究一直处在现代与民族、世界与本土这一悖论中艰难地去寻找平衡的处境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艺术的本土经验开始有生动的呈现，反映了中国当代艺术自信力的增强。然而，这份自信又曲折多变，既有一切照搬西方，又或变成了民族主义。艺术的生产活动确实有超民族性，总有些意蕴是超越地域、民族、国家，乃至阶级的界限，能够引起全人类的共鸣，但并非就是一味追求所谓的超民族性。因为艺术生产活动同样如同文学一样，是“人学”的组成部分，民族性，抑或本土性总是有力量能够拨动人的心弦。应当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自觉探索人的内心，保持关注现实的品格，尤其是从空间维度上如何处理好现代性与“中国化”之间的关系，即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举例来说，抽象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便是西方现代艺术在国内产生极广影响力的艺术实验，对此，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周宪《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的视觉形式与哲学意味》一文给出了解释，认为：“抽象艺术在中国虽处边缘，却对当代中国艺术的生态多样性不可或缺。改革开放以来，抽象艺术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在西方现代主义、本土艺术传统和中国社会文化当代性三元张力中，中国抽象艺术独树一帜，成为艺术界的一道独特景观，但也存在着一些亟需研究的问题。较之于写实绘画的丰富多样性，抽象绘画很容易类型化与重复。因此，中国抽象绘画的发展向艺术家提出了某种视觉形而上学的观念问题。……抽象是一种艺术的独特精神存在方式，它有自身存在的合法性。”[8]这表明在接受西方艺术及文化意识形态过程中，要关注纷繁复杂的艺术史存在的方式，弄清楚艺术史中各种艺术运动或风格所处的特定位置。归根到底还是体现在文化自信上，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还是源自传统与现实构成的文化继承的脉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9]由之可言，文化自信、文化兴国依然是基本准则。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动艺术事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自觉担负起艺术学理论发展的“中国化”新使命，在历史进步中实现艺术学理论的完善与进步是完全有可能的。 三、深耕理论是托举艺术创作高峰的力量 为繁荣社会主义艺术创作筑基铺路，是艺术理论责无旁贷的重要义务。就艺术发展而言，艺术创作的高峰自然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形成，总是与时代和社会进步相呼应，与人民群众对艺术的需求息息相关，与人民群众艺术审美力的提高相关联，与艺术家的开阔视野和学养胸襟提升至关密切。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给中央美院八位老教授的回信中特别提出的，要“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就是告诫大家，要重视美育，尤其是要重视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弘扬与传播，以美育培养时代新人，这是指明繁荣社会主义艺术创作的必由之路。有了这样的明确导向，社会主义艺术创作的高峰就会形成，也就有了理论指针、现实依据和建设目标。而这其中的理论指针尤为关键，这是为社会主义艺术创作建立基础。故而，深耕理论便成为重中之重，甚而是托举艺术创作高峰的擎天之力。 众所周知，深耕艺术理论，提升艺术理论的品质与传播力，关键在于理论平台的建设，这是艺术家接受再教育、洗礼新思想的基地。而更重要的是，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可增强全体从业者对艺术的感知力和理解力，进而获得对艺术创作的现实问题的真正理解，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更确切地说，对理论学习的深刻领会与导向把握是航向、是关键，这也是艺术家洞察世情、培育情商、追求美好的重要途径。因而，回到今天座谈会[10]的主题来说，《中国文艺评论》必然是艺术界（包括文艺界）理论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平台，更是用理论陶冶人的窗口。创刊仅三年的《中国文艺评论》将理想信念贯穿始终，坚持正确办刊导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风，赢得了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和从事文艺创作工作者的信赖。尤其是看重导向问题，这既是刊物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开展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批评，推动艺术界创新发展的需要；又是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这就是最为重要的导向。 如是说来，坚持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批评的导向不动摇，就是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进而推动艺术界的发展与创新。创刊三年来《中国文艺评论》可说是按照这一导向服务全局，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要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这六个方面。[11]如2015年创刊号发表的陆贵山《文艺批评的“四大观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发展》一文，就明确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艺批评的四大观点，即“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的新发展，这“四大观点”作为文艺批评理论的基本原则，对从事文艺批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不久，在《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6期上就发表了张世英《我的学术道路》一文，就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未来走向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弘扬中国传统审美观，发扬传统文化精神仍需要去掉消极的东西，在中国“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基础上，吸取西学有益的思想，建构一种“新的天人合一”或者说“新的万物一体”的更高级的文化形态，即真正做到和谐共生“万有相通”。2016年第12期及时发表“学习贯彻十次文代会精神笔谈”，反映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首次组团参会，代表们认真学习十次文代会精神的感想与体会，呈现出代表们的认识观点，即文化自信才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只有坚持文化自信才能真正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 2017年第4期发表董学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集中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从多方面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由此确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放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它的继承性、原创性、时代性、民族性，看到它对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和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巨大价值与意义。2018年第6期发表李屹《学习贯彻习近平文艺思想 潜心创作无愧于新时代的精品力作》，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中最重要的理论品格是实践性，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是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 在抓住导向问题的同时，《中国文艺评论》还热切关注时评时论，针对热点问题组织文章进行深度的理论探讨，这是从创刊伊始就有的切入点。如在2015年第2期发表的彭锋《中国艺术的三个维度：自然、心灵和文化》一文，以郑板桥题竹诗句为例，借喻“眼中之竹”“胸中之竹”和“手中之竹”之间的交叠关系，从审美角度来论述中国艺术的关键，即自然与心灵之间、心灵与文化之间的交叉影响。进而强调中国艺术的欣赏不仅要欣赏艺术家所描绘的自然对象（“眼中之竹”），而且要与艺术家进行精神上的沟通和交流，进入艺术家的心灵世界（“胸中之竹”），同时还要能够欣赏艺术语言的表达（“手中之竹”）。这就点明了中国艺术的文化世界和历史语境的存在特性和价值，开启了刊物关于中国传统艺术与美学问题的讨论。紧接着，在2015年第3期开辟了“特别策划”栏目，发表了杜学文《略论中国审美之重建》（点击查看全文），余开亮《中国古代“文道观”的当代价值》等五篇专论。之后，此类策划选题在2016年至2018年近三个年度里大约推出了11个相关专题板块，计有：“中西古今话传统”“文化自信与中华美学”“中华文艺之美”“中华美学精神研究”“文艺评论与中华文化创新”“中国传统艺术及其当代呈现”和“新时代视野下的传统艺术”等选题。 例如，张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如何进入文艺美学》（2016年第7期），旨在探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现实价值，其侧重点是为了文艺美学进一步焕发活力。黄维樑《试论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西合璧的文艺批评体系》（2016年第9期），透视大量例证，说明《文心雕龙》的“逻辑运用相当可观”，体现出“情采通变体系”的特色，既有中国特色，然其解说、铺陈，则有中西文论并列，且颇能中西兼容。汪涌豪《文艺评论亟待开显汉语性》（2017年第10期），强调当今中国的文艺评论要发展，必须坚持主体的自我主张。故开显其特有的“汉语性”，不仅对当代中国人的文艺创造有根本性的规范意义，对人类整体性的艺术创造也能发挥极为有效的影响。李永东《传统的征用、转化与慢的艺术》（2017年第11期），探讨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与现代性冲突问题，揭示传统艺术境界给人以“慢”的感觉，而这种“慢”的艺术则让人从喧嚣世界得以抽身而出，与生活达成谅解，为当代人提供另一种现代审美的体验。夏燕靖《建构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之当代话语体系的价值与路径》（2018年第2期），主张建构的目的是不让这一理论成为过去式，而是在传承中不断获得发展，赋予其应有的时代价值，即明确中国特色艺术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应有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从古至今有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逐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自然，作为一本文艺评论刊物，在根本方向和“双百”方针引领下，又有多方面的文艺问题或专题艺术理论问题的组织探讨，形成对文艺界更加广泛的联系，不仅有文艺理论、美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还涉及文学、音乐与舞蹈、影视与戏剧戏曲、美术、设计以及曲艺和杂技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创作）问题的讨论。非常突出的一点是刊物始终将问题讨论与时俱进，组织和引导文艺工作者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把握人民需求，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文艺精神为己任，确保理论探讨或研究的方向正确。与此同时，刊物发表的文章努力做到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主题实践为基础，让理论阐释“接地气”“打深井”，将最前沿的理论吸收进来，让理论作为指导实践的基础。三年来，但凡是文艺理论界和艺术界呈现的大事在刊物上均有适时触及，抓住问题探讨的根本和有利时机，及时开展文艺理论和艺术领域多种形式的讨论，传递正能量，激励从业者在新的征程上向新的目标奋进。 四、结语 新时代的中国艺术学话语体系建构，要基于中国艺术学领域的现实，即进一步推动艺术学理论的“中国化”进程的诉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联系在一起。面向世界，立足中国，以社会主义先进方向为引领，我们才能为人类文明提供中国经验，中国艺术也才能为世界贡献自己特殊的表现，而这样的艺术才能说“中国话”，自然也就形成“世界语”的丰富性。这样的中国艺术学理论才能有效阐释中国道路，才能推动建成新时代艺术高峰，为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独特精神价值。我们坚信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中国文艺评论》将会愈加办出特色，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面貌，努力反映广大艺术工作者坚持中华文化的立场，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历程中，焕发出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书写中华民族的新史诗。为艺术界的繁荣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提供更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 *本文由“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艺评论的回顾与前瞻”暨《中国文艺评论》创刊三周年座谈会发言扩充而成。 注释：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参考新华社：此次座谈会于2016年5月17日在北京举行，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10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座谈会于2014年10月15日举行。 [3]黄芟：《艺术形式与人的感觉的异化——现代西方主要艺术形式理论述评》，《社会科学动态》1992年第3期。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第1版。 [5]仲呈祥：《面对新时代的艺术学学科建设——习近平文艺思想学习笔记》，《中国艺术报》2017年12月5日第3版。 [6]顾春芳：《当前美学和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访美学家叶朗》，《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4期。 [7]王一川《思想之乡——兼谈北大艺术学科传统的渊源与特征》，《中国文艺评论》2018年第8期。 [8]周宪：《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的视觉形式与哲学意味》，《文艺研究》2018年第2期。 [9]专题报道：《中共十九大开幕，习近平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直播全文）》，来源：中国网，2017年10月18日，http://www.china.com.cn/cppcc/2017-10/18/content_41752399.htm [10]2018年10月15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在北京举办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艺评论的回顾与前瞻”暨《中国文艺评论》创刊三周年座谈会，笔者应邀参加会议并发言。 [11]专题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反响》，来源：新华社，2016年2月22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22/c_1118122184.htm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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