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活动热点述评
时间:2024/11/28 06:11:48 来源:《民族艺术研究》2020年第 作者:安丽哲 点击:次
摘 要：2019年度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多场与艺术人类学相关的学术活动，这些活动讨论热烈、紧随时代、热点频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艺术人类学本土理论的建设与发展。本年度的艺术人类学学术活动主要分为以下三类：内容涵盖各个艺术门类的人类学研究以及艺术人类学本身的学科建设问题的大型综合性会议；以单个热点问题深入探讨的专题会议，如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会议，将艺术人类学置于史学视角的相关会议，民间服饰会议等；内容涵盖艺术人类学理论与田野各个问题探讨的系列会议，如2019年召开的七次当代艺术人类学论坛。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学术活动；艺术乡建；艺术史 作者简介： 安丽哲，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艺术研究院“2019中国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成果之一。 2019年度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多场与艺术人类学相关的学术活动，这些活动讨论的内容广泛且深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艺术人类学本土理论的建设与发展。 一、大型综合性学术活动 2019年10月24至26日，一年一度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在此次主题为“艺术人类学与文化复兴”的会议上，学者们就艺术人类学学科建设与理论探讨、艺术的社会功能与传达、艺术参与社会发展实践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在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研究方法上，都呈现出向纵深细化发展的态势。 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研究方法，不仅有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还包括了大量门类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具体表现在：第一，研究方法的拓展。在此次会议中，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提出“活历史”（费孝通：《重 读〈江村经济〉序言》，载费孝通著：《江村经济》，刘豪兴编，戴可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页）的研究方法是一个重点，即将艺术世界放在多维一刻的时间交融的格局下进行关照，将传统与现在、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从而形成对于人类发展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石庆秘提出了图像语言修饰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艺术民族志中，可以运用图像语言修辞的形式逻辑与非逻辑形式去体现艺术实践中的艺术体验与人类生命体验。 第二，在学科概念探讨以及理论反思方面也有长足的发展。如王建民抨击了当前研究中出现的艺术理论与实践之间“两张皮”的问题，提倡在研究中将艺术本体研究与文化的深层反思相结合。刘剑则从学科建设角度探讨了艺术人类学作为艺术学二级学科设置的可能性与现存的问题。董波论述了艺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形成与艺术人类学学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杨民康则提出人类学领域出现了由传统观念上的民族志研究转向“超民族志”研究的学术倾向。 第三，对艺术人类学关键词的探讨，这涉及艺术人类学研究对象的问题。如李心峰对“民族”与“艺术”的范畴的探讨，他认为民族艺术学的“民族”应该包括所有民族，不应该只是少数民族，而民族艺术学应当关注与生活生产日常密切相关的艺术，尤其需关注更接近民族艺术本质的一些艺术形态。他还提到只有通过反思传统的民族艺术学的观念与范式，才能建构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孟凡行则对民族艺术、艺术民族志与艺术人类学等关键词从个体研究者角度进行了层次上的探讨，并从整体的角度探讨了艺术人类学研究应涉及的范围与向度。吴昶对于艺术与手工艺的判断标准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最好是在逻辑、历史与能动性三个维度之间去把握这种具有变量关系的“边界”。 第四，关于门类艺术人类学的发展状况与方法。洛秦回溯和分析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总结和反思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的经验。邓佑玲对于舞蹈学中国学派的构成及其方向的总结与反思。 （二）从某一项具体的艺术“物”出发所做的社会功能阐释以及对艺术现象的文化分析。 第一，艺术何为一直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置身于文化视角，结合仪式，通过对具体艺术载体的研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艺术能够在人类的生活中发挥的作用。罗易扉概括了当代西方学者布朗、罗卡与乔瓦瑟关于“物的社会生命史”方法，还谈到“物”可以作为一种国家认同的“武器”，实现文化政治上的身份认同。 第二，关于艺术现象的文化分析也出现了众多的个案，如袁晓莉通过梳理黎族龙被在清代各个时期的造型变化，分析了黎族信仰观念的变化。关祎从艺术发生学角度分析了岩画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在艺术人类学的眼中，岩画更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创作和存在同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紧密相关。吴平贞通过分析外销瓷中的鹰图案，探讨作为商品的“鹰”纹外销瓷图案背后体现出的中西文化差异及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程文凤、廖明君通过艺术家的空间体验和彩调艺术不同的空间表征来阐述彩调这一艺术实践活动与时空生存语境的联系，也为艺术体验与表达提供新的理论研究视角。何马玉涓对于民族民间艺术发展趋同性现象进行了文化分析，提出在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中，应注重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三）艺术参与社会发展与当代实践研究。 第一，关于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讨论。包括了对于其他国家艺术乡村建设经验的讨论，如张颖对于日本艺术乡村建设经验的探讨与研究；还包括当代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经验与反思，如贺瀚对于台湾的艺术乡村建设个案的探讨，李东对北戴河村个案的探讨；还包括民族传统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模式与思考，如黄朝斌对恩施一个古寨的研究，闻云峰提出的以当地民族艺术为资源的艺术乡村建设模式。 第二，关于以传统艺术项目作为文化产业开发的反思。如牛乐谈到“旅游”与“文化”的结合表现为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建构”的社会化策略与多层次的互动实践。苏俊杰探讨了传统艺术项目在商品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非遗的动态、多元价值的构建现象。高尚学以广西民歌为个案，探讨了文化生态壁龛”的方法。李贝以陶瓷唐卡的发展探讨了传统文化转换为文化资源的途径。 二、专题性学术活动 2019年度，也举行了一些专题性比较强的学术活动。本年度的专题性学术活动主要包括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会议，关于艺术人类学史与艺术史方面的会议，还有关于以艺术人类学视角研究传统刺绣的会议。 （一）艺术参与乡村建设 1.2019中国艺术乡村建设论坛 2019年3月23－25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民俗研究室承办的2019中国艺术乡村建设论坛在京召开。此次会议讨论的成果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提供了三个当代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实践案例。渠岩的实践案例的主题是“重估和重建中国的乡村价值”。他认为乡村的重建就是家园的重建，就是传统和血脉的接续，有了这些根基我们才会有走向未来的可能性。左靖案例的实践主题是“接续遗产，眺望未来”。他的主要理念是带领精英团队进入当地，整理出版当地的民间工艺、进行古建筑改造和再生利用、着手乡土文化的梳理展陈和复兴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等。靳勒的案例主题为“让艺术与村庄发生关系，让村民以新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历史与未来”，这个案例是以整个村庄的人与整体环境形成一个乡村美术馆，以艺术作为桥梁加强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的了解，消解城市与乡村人互相认识的鸿沟。当代艺术参与乡村建设体现的是精英文化对于乡土文化的尊重与怀念，也成为精英文化对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共生发展的尝试。 第二，关于艺术参与乡村建设工作的理论反思。萧放认为作为外来力量“介入”乡村建设时，必须要以谦卑的态度对待乡村文明，才能让艺术乡村建设工作持久。他认为如何产生内生性的动力是艺术乡建中非常重要的工作。王廷信则将山西河津的传统艺术复兴与前面三位艺术家的乡村建设实践结合起来，探讨了外来力量与其内生性的问题。他认为城乡文化的交流能够促进民间艺术的复兴，主体自信是传统艺术复兴，乃至乡村建设的重要因素。邢莉则以甘肃泾川西王母文化案例谈到了传统公共文化的建设的问题，她认为城乡区域文化可以进化到一个公共文化的信仰阶段。所以这种承载民族文化的深刻记忆，在现在农村具有公共文化的价值，这为我们的乡村活化方式提供了一个参考。于长江认为主流社会应改变对乡村的怀旧式思维，而应将乡村作为未来性的概念，艺术乡村建设则是其建设的未来。安丽哲认为在我国历史上艺术参与乡村建设是有着很多历史经验值得当代实践所借鉴的。方李莉认为农业文明是人类最重要的宝贵财富之一，农业文明获得的价值和经验能够对工业文明进行反哺。 第三，国家治理角度的艺术乡村建设思考。徐平认为在建设美好乡村的过程中，费孝通先生提到的无讼是非常值得参考的。董进智同样从治理角度谈到政府在乡村艺术化过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第四，对于企业参与艺术乡村建设的角色分析。陈向宏从作为企业老总的经历出发，提出中国的任何乡镇或者乡村，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作为企业来说，每一个项目就是一种价值观的重新选择。任珏认为艺术乡村建设是由政府来主导方向，然后由企业作为一个开发工程，艺术家与学者则参与策划，乡民在其中延续传统文化艺术这样一种多主体参与的过程。金江波认为乡村建设是一个复杂和综合的系统。只有将政府、学者、艺术家、生产工作者、商家，乃至村民变成一个地方的利益共同体，才能让乡村成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引擎。 2. 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圆桌会议 2019年10月16日，由华侨城集团、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联合举办，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华侨城创新研究院共同承办的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圆桌会议在深圳华侨城召开。此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此次讨论中，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实践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当代艺术家参与的乡村建设，在这种类型中，应该注意的是艺术家不能只将乡村建设作为表达的作品，这样建设的结果只能是破坏乡村；另外一种是企业参与的乡村建设，这种类型尤其要注意乡村的主体问题。因为在艺术乡村建设中，不重视乡村本身的内在动力和文化逻辑，而只开发经济价值也会造成建设的不可延续性。 其次，关于艺术乡村建设中人的情感问题，情感在艺术参与乡村建设中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艺术是情感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表达形式，所以运用艺术对于乡村进行建设，是保护和传承乡村文脉的重要方式，就像麻国庆在此次会议中提到的“形”与“魂”的问题，他认为乡村的“根”在其精神层面的“魂”，乡村振兴永恒的主题在其精神层面，在其人文的世界里。另一方面，如杨晓华在此次会中提到的，情感还是一种方法论，只有情感能够使得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多重主体互相能够理解合作，共同建设出有精神，又有物质的美丽乡村来。 最后，艺术乡村建设的多元主体问题。王卫民认为在这些力量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乡民，各种力量在参与乡村建设的时候要多注意乡民的需求。他从政府角度上提了两个方面的建议：一个是赋权，即给农民权力；另一个是赋能，就是外界力量要承担帮助农民提升能力的使命。赵传建从企业的角度谈在整个美丽乡村建设和运营中的经验就是，必须依靠本土、本乡的老百姓，才能使得项目可持续发展，所以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提出了“共治、共享、共赢”的口号。方李莉在总结中谈到了艺术激活乡村建设的三种方式：第一，传统艺术产业可以作为产业资源开发，通过当代艺术的激活，使它能够成为建构我们中国式新生活样态的一种新的形式，从而达到振兴乡村的目标。第二，就是通过艺术激活当地传统的民俗文化，包括节日庆典、各种民间表演，从而复兴地方文化，达到乡村文化振兴的目的。第三，当代艺术家进入农村，会加速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从而使它们产生新的活力。 （二）以具体艺术对象研究为专题的会议 2019年11月29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中国传统刺绣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论坛”上，讨论的主题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中国民间刺绣如何能够得到传承并且进行创造性转化。孙舜尧、颜宗成、叶洪光、朱利峰、樊志勇等专家学者，设计师乃至传承人纷纷从商业、工艺和现代设计等角度，以多种个案为例讲解了刺绣的传承和创新问题。第二，对于中国传统刺绣研究意义的探讨。周星、崔荣荣、牛犁、王小潇等文化学者或传承人在此次会议的报告中，谈到了刺绣作为一种艺术表征，不仅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还由于其流变特征与服饰史发生了关联。第三，如何促进传承人对传统刺绣项目的传承与发展，也是此次会议探讨的焦点问题。这里面包括对高校举办传承人培训的意义探讨，如李珍与刘爱云的发言，还包括从传承人的角度讲述传承过程中的心得和体会、传承谱系以及其风格特征，如湘绣、蜀绣、苏绣、粤秀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爱云、杨德全、姚慧芬、康惠芳等的发言。此外，我们还看到了传统刺绣现代化成品的各种展示，如著名服装设计师杨贝贝以策展人的身份向我们展示了刺绣在应用和推广中的传承和创新；如恭王府博物馆中国非遗展览中心主任孙冬宁对于恭王府传统刺绣系列展演活动的介绍等。 （三）与史学视角相关的会议 第一，2019年6月6日，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在东南大学举行“艺术的文化、社会与历史研究研讨会暨东南大学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揭牌仪式”。在此次会议中，来自全国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知名学者和青年才俊汇聚一堂，就多项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取得诸多共识。例如：艺术学理论研究对于跨学科研究的需要，在跨学科的艺术研究中，文化和社会是最为重要的维度，而所有的艺术、文化和社会都基于一定的历史语境；只有将艺术的文化、社会与历史维度有机结合起来的艺术综合研究，才能真正推动本土艺术理论的发展；同时这样的研究对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2019年11月2至3日，由广西艺术学院、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主办，《艺术探索》编辑部承办的主题为“民族艺术与艺术人类学”的“第四届艺术史与民族艺术学术研讨会”在广西艺术学院召开。此次会议的个案讨论较多，也有较为集中的几个议题，包括艺术本体的形态以及微观艺术史的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之间的关系，艺术人类学与民族艺术的学科建设等问题。 三、当代艺术人类学系列论坛 201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举行了一系列的当代艺术人类学系列论坛，一共有七期。这些论坛为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各种范式，概括起来一共分为四类。 （一）通过田野研究个案探讨学术感悟与学术历程 2019年5月7日，主题为“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的“当代艺术人类学论坛”第三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本期论坛的主讲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研究室主任张继焦。他发言的题目为“新功能主义：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特色小镇、城市复兴中的新价值”，他以十年来对中华老字号企业所做的田野考察与研究为个案，探讨文化遗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价值。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他将自己的研究分为了三个层次：老字号企业的个案研究属于微观研究的层次；将老字号企业视为政府、市场、社会各种关系中的一部分，这属于宏观研究的层次；中观研究则可分为两类：一是将老字号企业放在某一个产业链、行业、价值链和供应链中进行考察，二是关注老字号企业周围的社会环境，即政府和市场之外对其产生影响的社会性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王剑锋在评议中指出，老字号是探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首先它体现了两点：一是老字号代表了一种文化符号，是一种历史的记忆；二是老字号代表了一种由旧到新、由过去到现在的历史沿袭性。所以老字号兼具着文化符号和企业组织的双重属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尉建文在评议时提到，张继焦的逻辑框架基于导师李培林先生的社会转型论（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 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其核心概念即如何处理国家、市场和社会间的关系。其次，关于老字号的研究，以伞式社会和蜂窝式社会来分析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最后是文化遗产和乡村振兴，最关键的是了解当地真正的文化内涵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2019年5月30日，主题为“艺术人类学：从田野到理论”的“当代艺术人类学论坛”第四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此次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担任主讲人。她此次主讲的题目“论文化生态的演替与文明转型之间的关系——来自艺术田野的观察”。在研究思路上，她传承费孝通先生从小个案做大目标的思想，同时又结合数十年来各种具体的田野调查和社会发展现实，对文化生态的演替与文明转型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提出了智能化“生态文明”“中国文化基因”“中国式文艺复兴”等一些重大命题，以此引发大家对中国文化何处去以及人类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更多的思考。赵旭东对方李莉的研究特点进行了概括，那就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过程——行、观、知、裱。他认为人类学家确实有责任从一个大视野上、大变化上以及从一个文化之间往来互动的基本模式上去思考文化生态的问题。色音认为方李莉的这些思考结合了费孝通晚年的思想，并将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涉及人类的文明转型，涉及人类的未来，这跨越了学科的界限，提升到了思想的领域。 2019年10月15日，以“田野工作：从文化阐释到促进变革”为主题的第六期“当代艺术人类学论坛”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孙庆忠担任主讲人，他在这16年中做过的田野工作主要集中在妙峰山追踪研究（2005－2012）、中国乡村教育调查研究（2011－2013）以及农业文化遗产和中国传统村落研究（2013－2019年）这三方面。通过自己16年的田野工作经历和对社会生活关注的不同视角，孙庆忠向我们展示并探讨了处在转型时期的乡土社会这样一个特殊社会语境下，我们如何让自己的专业以及田野工作深入到以人为工具的研究中来这一核心话题。岳永逸在评议中提到，这些田野工作不仅记录了孙庆忠对民间文化传承的反思与发现，对乡村文明的记录与阐释以及对乡村重建的研究思路，也映射出其浓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以及对中国传统乡村文化与自我生命意义的认识。黄旭涛在评议中，分析了孙庆中田野工作的几个阶段，即阐释文化现象，发现社会问题，促进生命变革。这也是一个人文学者在追求真理并将它反馈于社会，完成学术使命与追求的一个过程。 （二）关于微观艺术文化史的建构 这里讲的微观是指一个具体研究事项，一个历史阶段，这种纵向具体艺术形式的研究，往往伴随着同时期横向的社会文化分析。如2019年6月14日，主题为“中华服饰的百年实践”的“当代艺术人类学论坛”第五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此次论坛的主讲人分别是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ICCS）所长周星和江南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崔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长莉担任评议人。周星梳理了中山装在100年来的发展变化，揭示了每一次变化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主因，他认为中山装的建构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即它既有个人的建构，也有群体的实践，最后是人民的选择。崔荣荣的讲座主题是中国女装在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这段时间的演变。通过对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女装变化的分析，崔荣荣总结出在现代设计中，如何续写传统的文化基因符号，从而传承传统文化理念。李长莉评议指出，服装在传统社会中是礼制最重要的方面，其不仅具有遮体御寒的功能，而且是一种文化符号，人在社会上的角色定位即由服装外化体现的，这也是人类文化史与具体门类艺术发展史相结合的重要基础。 （三）关于功能的阐释与意义的建构 2019年4月18日，第二期“当代艺术人类学论坛”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此次论坛的两位主讲人是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的牛乐和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的董菲菲。牛乐运用图像学的方法研究洮岷民间信仰，他认为民间信仰是民间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基层社会重要的群体性精神平衡和治愈机制，而这种机制可将复杂的文化记忆和生存逻辑转移到相对简单的表演仪式中，并实现其功能。董菲菲则探讨了在文化变迁的语境下裕固族服饰传承的文化生态和社会功能，她认为裕固族服饰不仅是其生活环境与物质生产的体现，同时也是其与周边各民族共同发展，相互交流、借鉴的结果。方李莉在评议中指出，艺术人类学是一种阐释和翻译，将表面现象背后的因素阐释出来、翻译出来，形成一套逻辑清晰、体系分明的知识，所以从事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现象背后意义的挖掘。王建民则在评议中对牛乐教授的观点展开讨论，他认为民间信仰的文化逻辑是混杂交融的，而非二元对立结构。 2019年11月15日，以“走进他者的舞蹈世界：田野民族志阐述与反思” 为主题的当代艺术人类学论坛第七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此次论坛的主讲人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王阳文，她以白马人舞蹈为研究对象，从研究缘起、白马人的信仰体系、舞蹈蕴含的文化意义与象征分类以及白马人舞蹈文化带来的思考这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朴永光在评议中指出，舞蹈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是人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存在的，是一个功能的、形式化的建构和实践过程。所以舞蹈研究，应以人为本，不要受框架的限制而局限于某一种研究方式。在此基础上，舞蹈的研究过程是一个功能与形式的实现过程，包括对意义的建构。 （四）跨学科角度的艺术理论探讨 2019年3月18日，主题为“跨学科视野：人类学、社会学与艺术理论”的当代艺术人类学论坛第一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东南大学孟凡行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艺术理论中的一个问题——灵韵的发生过程，他认为因为通过身体的实践（手工劳作），灵韵会再次回归，人会发展成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而不是被异化。东南大学卢文超则探讨了艺术社会学的两种面相：一面是社会学，一面是艺术理论。他认为只有理解了艺术社会学自身所处的社会学之网和艺术理论之网，我们才可以对它有更深切的认识。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长方李莉在评议中指出人类学不是不仰望星空，只是仰望的方法不一样。作为艺术人类学来讲，艺术发生的现场永远最重要。艺术的社会事实也永远是最重要的，它可以给我们新的灵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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