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赐曲”之说及其所蕴含的曲学史意义
时间:2024/11/28 04:11:21 来源:《文化遗产》2018年第3期 作者:彭秋溪 点击:次
内容提要：考察“洪武赐曲”之说的来源，发现其本身矛盾、信息模糊之外，同时也与明初的礼乐制度、军事形势以及明太祖对戏曲的态度相抵牾。换言之，无论是从礼乐制度史、戏曲文化史的角度，还是从史源学的角度审查“洪武赐曲”，此说均无法获得任何有效的信息支持，亦没有得到同时代前后其他曲家的“追认”或“传袭”。不过，此说出现在正德、嘉靖间，而此时戏曲的外部环境较明初几十年前，已得到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南曲的社会地位逐渐上升；与此相应，“洪武赐曲”被李开先提及，不仅透露出嘉靖间北曲曲本流传稀少的事实，也反映了正德、嘉靖间北曲进一步衰微时，部分文人为维护北杂剧、散曲等音乐文学的社会地位所作出的努力。“洪武赐曲”虽不可信，但它对于现今研究中国戏曲史(尤其是明代戏曲史)，仍不失为一个透析明初至明中叶戏曲(乃至俗文学)变化发展的重要文化视点。 关 键 词：洪武赐曲/礼乐制度/军事形势/戏曲态度/曲学意义 作者简介：彭秋溪(1986- )，男，湖南人，广州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广东 广州 510632 基金项目：本文为第6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7M612835)，广东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GD17YZW01)的研究成果之一。 所谓“洪武赐曲”之说，即指：洪武初年明太祖在亲王前往所在封国就藩时，以一千余册词曲赐之。这个说法，最早见载于李开先(1502-1568)《〈张小山小令〉后序》。后来中国戏曲史(尤其是明代戏曲史)的研究者，屡屡援引此说。就笔者所见，现今论著援引“洪武赐曲”的用意，主要有三种。其一，用以证明朱元璋试图以戏曲声色消弭亲王的政治野心，以达到稳固中央政权的目的。①其二，据以表明明初即已将戏曲纳入“礼乐”系统。②其三，用来展现康海(1475-1541③)的曲学成就与明初戏曲文化之间的关系。④ 而援引此说的著述，几乎不作任何考辨，即信而从之。然而，笔者以为，在李开先之前，并未见“洪武赐曲”之说，而如果此说不虚，乃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对于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意义不可谓不大。因此，有必要考察此说的虚实信妄，以及其所蕴含的曲学史意义。 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中云：“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对山高祖名汝楫者，曾为燕邸长史，全得其本，传至对山，少有存者。”⑤此为目前所知载录“洪武赐曲”之说的渊薮。 嘉靖十年(1531)春，李开先输饷宁夏，中途经过陕西乾州(今乾县)，偶逢康海，归途中又前往鄠县(今户县)拜访王九思(1468-1551)。康海卒于嘉靖十九年冬，次年李开先被罢职还乡，而《〈张小山小令〉后序》作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⑥。从“对山高祖名汝楫者，曾为燕邸长史，全得其本，传至对山，少有存者”云云，来推想李开先的撰写语境，可知“洪武赐曲”之说，应来自康海无疑。而康海自正德五年(1510)赋闲于乡后，逐渐放浪形骸，寄情声乐与歌酒。则早在康、李初见的嘉靖十年或已谈及“洪武赐曲”，甚至早在正德五年康氏还乡后、寄情曲乐时，此说或即已在其友朋间传流。 然而，《太祖实录》、《大明集礼》(洪武三年成书)、《皇明典礼》(建文二年成书)、《大明会典》(弘治十五年成书)、《礼部志稿》(泰昌元年成书)等官修典章制度之书，只见载明初赐乐工于藩王，而无“赐曲”之说。此说若源于康汝楫，则有必要考察其大致履历。 《太宗实录》载记，永乐元年(1403)二月辛亥，升四川安岳县知县康汝楫等为北京行部左侍郎，并云“汝楫盖藩邸旧臣”⑦。何景明(1483-1521)《雍大记》载云：“康汝楫，字济川，武功人。洪武初，举明经，为县学训导。太祖皇帝选天下文学知名之士教太子、诸王，乃以训导为燕王相，参录其军国事。洪武末，出为安岳知县。……有子曰海，弘治壬戌状元，官翰林院修撰。”⑧ 另外，雷礼(1505-1581)《北京行部尚书侍郎年表》云：“康汝楫，陕西武功县人，洪武中儒士，永乐元年升行部左侍郎。二年，卒于官。”⑨又，《北京行部尚书侍郎行实》谓：“康汝楫，字□□，陕西西安府武功县人，洪武中以儒士荐授燕府训导，洪武三十一年，升四川安岳知县，永乐元年升行部左侍郎。二年，卒于官。”⑩据此可知，康汝楫卒于永乐二年(1404)。 康海撰《先平阳府君夫人张氏行状》，亦云其高祖康汝楫“至昭皇帝时，始赠资善大夫、工部尚书焉”。(11)又《先公墓碑》记云：“至仁宗皇帝时，侍郎始赠为资善大夫、工部尚书。”(12)与雷礼等所记对比，可知康海对其高祖履历的追述，已经较为模糊，毕竟距其高祖亡故，已七十余年。而至李开先《对山康修撰传》载记康汝楫事迹时，已部分偏离事实，甚至出现讹误：“永乐初任工部侍郎，殁赠尚书。”(13) 揆诸上文，《〈张小山小令〉后序》作于嘉靖四十五年，彼时距康海亡故已二十多年，而康海、李开先时代前后，并没有其他文献载记“洪武赐曲”之事及其相关文字，则李开先所记“赐曲”之说，也是追忆，而非别有所据。“赐曲”之说，也当是对康海追述其高祖事迹的转述，是否有误差，本身就值得思虑。 李开先之后，周晖(1546-？)《金陵琐事剩录》所谓明武宗南幸，好听杂剧散词，徐霖等进献曲本“不止数千本焉。此章丘李中麓云”(14)，即从李开先而来(按，《闲居集》嘉靖间已有刊本流行)，但却不提“洪武赐曲”之说。至万历，王骥德《曲律》中云“金元杂剧甚多，《辍耕录》《录鬼簿》及《太和正音谱》载六百余种，康太史谓于馆阁中见几千百种”(15)，则不知其所据。入清，梁清远(1606-1683)《雕丘杂录》(卷十五)亦提及“洪武赐曲”之说，文字与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全同，(16)亦当抄自《闲居集》无疑。再后来，焦循《剧说》(卷六)引述相关文字，即据《雕丘杂录》而来，同样未作辨析。(17) 若“洪武赐曲”为历史事实，且“洪武初年”泛指洪武十年以前，我们不妨先对这一时期亲王就藩的情况作一番考察。 据《明史》所记，明太祖诸子封王、就藩情况如下： 洪武三年(1370)封王者有秦王朱樉(1356-1395)、晋王朱(1359-1398)，同于洪武十一年(1378)分别就藩西安、太原。另外，周王朱橚(1361-1425)、齐王朱榑(1364-1428)、楚王朱桢(1364-1424)、潭王朱梓(1369-1390)、鲁王朱檀(1370-1389)，亦都在洪武三年封王，但分别在洪武十四年就藩开封、洪武十五年就藩青州、洪武十四年就藩武昌、洪武十八年就藩长沙、洪武十八年就藩兖州。洪武十一年封王者，则有蜀王朱椿(1371-1423)、湘王朱柏(1373-1399)、代王朱桂(1374-1466)，分别在洪武二十三年就藩成都、十八年就藩荆州、二十五年就藩大同。更晚封王者，如宁王朱权，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六年之大宁。(18) 朱棣(1360-1424)被封“燕王”，也在洪武三年，但就藩北平，乃在洪武十三年(1380)。很显然，康汝楫入燕府，自然在此之后。可见，“洪武初年”之“初年”，与诸亲王最早就藩的时间(洪武十一年)，已不能相合。则“初年”之说本身已自相矛盾，何来“初年”“赐曲”之举？(19) 再考康汝楫入王府的时间。明太祖征聘儒士教导太子、诸王学习之事，在洪武元年十一月左右： (洪武元年十一月)辛丑，宴东宫官及儒士，各赐冠服。先是，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图书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20)，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上时时赐宴赋诗、商确古今、评论文字无虚日。(21) 在此之前，洪武元年九月，太祖下诏访求贤达之士(所谓“诸儒”)共治国事。(22)但综合何景明《雍大记》、康海《先平阳府君夫人张氏行状》，康汝楫在元末曾任武功县县学训导，最早或在洪武元年即入南京教导诸王。考虑到朱棣封王、就藩的时间，“为燕王相”、“辟为燕府官”应是追记之词，则康汝楫入北平为燕王府长史，最早在洪武十三年。洪武三十一年康氏被调为安岳县令(见前引雷礼《行实》)，永乐元年复入燕府。若“赐曲”之说有所凭据，且“初年”所指时间段再往后延展五年——洪武十五年之前，则最早被封为藩王的秦王、晋王、燕王，分别在洪武十一、十三年就藩时，必在“赐曲”之列。 按，“定封建诸王国邑及官署之制”(23)，在洪武二年四月。次年四月，太祖封建诸子，诏中即谓：“(诸王)皆授以册宝，设置相傅、官属及诸礼仪，已有定制。”(24)与此相应，就明初内廷文献记载而言，当时亲王就藩，所获赐物之中，并未见“曲本”在列。亲王之国，明太祖的确赐给藩王乐工二十七户。这为当时文献明确载记。但是，赐予藩府乐工的初衷，在于明太祖及其侍臣意欲扫清“胡俗”、重建汉唐礼乐系统。(25)因此，当时京师、王府、地方政府均须配置乐工，以备祭祀、朝贺、宴会礼乐之需，而非单独赐给王府乐工，也并非仅仅为了娱情。戏曲作为“逸乐”的代表，在洪武时还没有进入“礼乐系统”的契机与渠道。而且，洪武初年被赐给藩王的乐工，无疑是元末以来的旧乐工，当时庆贺、祭祀所用的乐章尚不被赐予藩王，更何况并不被纳入礼乐系统的戏剧曲本？ 笔者这一看法，还可以从后来大明皇室成员与中央政权的往来文书中得到印证： (一)洪熙元年八月，赵王朱高燧获赐“乐工二十七户，及乐器、衣服”。(26) (二)宣德二年二月，宁王朱权奏请补赐乐器、衣服：“宁王权奏，已赐乐工，而乐器、衣服之类未给。上命行在工部制给之。”(27) (三)宣德十年九月，“赐梁王瞻垍乐工二十四户及乐器、衣服，从王奏请也。”(28) 由上可知，亲王之国，被赐之礼乐系统，只有乐工、乐器、(乐工)服饰，并无曲本、乐章之类。 再退一步，即时在洪武三年四月，太祖昭告天下、分封诸亲王，当时的军事形势，亦不容太祖有“赐曲”之举，致生后患。 虽然早在洪武元年秋，朱明武装即已占领元大都，标志着元政权统治结束，但因元朝残余势力的争衡，东北、西北、西南战事并未因此消歇。这些史实，均可见于《大明太祖皇帝御制集》、《明实录》、《明史》等书。当其时，尤其是北方、西南地区尚未彻底平定，军事倥偬，国体未稳，太祖如何选择以“词曲”本子赐给亲王、消弭其政治野心？更何况，太祖一直视“优伶”为贱辈、戏曲为“淫哇”之俗曲，早在洪武初年，即便是将军饮酒、听乐，太祖即已因此而调离各军所在地的乐户，聚于京师(南京)，以免妨害军务： 朕平定天下，勋业已成，而琐琐残胡，不能尽讨，致连年出师，劳民扰众，孰任其咎？朕姑为尔言之。今驻师去处，皆有房宇妻妾，身虽在外，实同家居，一也。肥马轻裘，纵意驰骋，不知下人饥寒之忧，二也。燕乐玩惕，因循苟且，不能谋事，三也。(29) 这与永乐间刘辰(1335-1412)《国初事迹》载记相合(30)：“太祖立富乐院于乾道桥……专令礼房典吏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及舍人(31)，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太祖又为各处将官妓饮生事，尽起赴京入院居住。”(32) 可见太祖对于边事之警惕，断不至于以“优伶”之辈，自埋隐患。何况太祖锐意以诸亲王镇守边地，牵掣地方军事力量，以图朱明王朝之更加稳固之余，尚且忧虑诸王性命(典型者见《谕晋燕二王勑》、《谕燕王勑》)。而且，明初亲王与中央政权政治斗争，大致在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朱标病亡前后，则把“赐曲”之说与“消弭诸王政治野心”关联起来的看法，显然混淆了史事的前后时间。 研究者或据《南词叙录》所载明太祖称赏《琵琶记》，用以展现明初内廷的演剧情形(33)，或是用来阐明太祖对戏曲的喜爱与“洪武赐曲”间的关系，亦有待商榷。 实际上，考察一下明太祖对戏曲的真实态度，《南词叙录》的载记，更偏向于“传闻之词”。《南词叙录》云： 我高皇帝即位，闻其名，使使征之，则诚佯狂不出，高皇不复强。亡何，卒。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既而曰：惜哉，以宫锦而制鞋也。由是日令优人进演。寻思其不可入絃索，命教坊奉銮史忠计之，色长刘杲者，遂撰腔以献。南曲北调可于筝琶被之，然终柔缓散戾，不若北之铿锵入耳也。(34) 然而，《闲中今古录》所载却与之不同： 元末，永嘉高明……因编《琵琶记》，用雪蔡伯喈之耻。其曲调拔萃前人。入国朝，遣使征辟，辞以心恙不就。使复命，上曰：朕闻其名，欲用之，原来无福。既卒，有以其《记》进，上览毕，曰：五经四书如五谷，家家不可缺；高明《琵琶记》如珍羞百味，富贵家岂可缺耶？其见推许如此。今流传华夷，不负所学云。(35) 两相对比，二者不同之处在于，一记作读剧本(所谓“有以其《记》进，上览毕”)，一记为观戏。 二书孰先孰后，可以根据作者、成书年代推得。《闲中今古录》作者黄溥，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天顺元年在任四川提刑按察司(36)，官至广东按察使。黄氏生卒年今虽不详，但据其登第之年，假如黄氏二十五岁及第，至正德十六年，已年近百岁；而徐渭生于正德十六年，其明年即是嘉靖元年(1522)。由是可知，《今古录》的成书，远在《南词叙录》前。(37)从史源学的角度、太祖对女乐的态度(见后文)来看，《今古录》的载记，远比《南词叙录》可信。 此外，戏曲研究者，或援引周观政谏阻太祖纳女乐之事，用以说明太祖与明初演戏之关系。按，此事见《明史》“周观政”传：“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奉面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38) 但“女乐”不等同于“戏子”。“女乐”虽然是宋元以来对女性乐人的称呼，明代内廷各种节庆(元旦、圣诞等)礼仪中的承应者，也有被呼为“妇人”的女性乐人，但这类“妇人”承应的乐、舞，乃是被视为朝廷正乐、雅乐系统之一部分者。这从《明史》“礼乐志”所载可知，亦可从《元史》(卷七十一)“乐队”的记录，得到充分的理解。兹引《元史》“乐队”条下的“礼乐队”，加以明示： 礼乐队(朝会用之)：引队礼官乐工大乐冠服，并同乐音王队。次二队，妇女十人，冠黑漆弁冠，服青素袍，方心曲领，白裙，束带，执圭；次妇女一人，冠九龙冠，服绣红袍，玉束带，进至御前，立定，乐止，念致语毕，乐作，奏《长春柳》之曲。……次八队，妇女二十人，冠笼巾，服紫袍，金带，执笏，歌《新水令》之曲……次九队，妇女二十人，冠车髻冠，服销金蓝衣，云肩，佩绶，执孔雀幢，舞唱与前队相和。次十队，妇女八人，冠翠花唐巾，服锦绣衣，执宝盖，舞唱前曲。……次妇女三人，歌《新水令》、《沽美酒》、《太平令》之曲终，念口号毕，舞唱相和，以次而出。(39) 而朱元璋征所谓“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云云，并非巧言虚饰，确属实情。因为，“宫中音乐废缺”，乃是明初因裁革女乐之后，南京内廷用乐的实况。(40) 不仅如此，明太祖对优伶之辈始终保持距离之外，(41)亦多次告诫子孙毋得亲近优伶，臣子戒听逸乐。(42)洪武六年正月，太祖对儒臣詹同云：“朕尝思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苟不知远之，则小人乘间纳其淫邪，不为迷惑者几人焉？况创业垂统之君，为子孙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谨。”(43)因此，宋濂在《洪武圣政记》“新旧俗”中亦举此为一圣政：“上平日持身之道，无优伶近狎之失、酣歌夜饮之欢。”(44)洪武十一年、十三年，太祖又训诸子，重申此意。(45) 太祖强调其“无优伶近狎之失”，虽不能据此断言太祖从未接触优伶，但至少表明太祖始终与优伶之辈保持距离。笔者的这个看法，还可以从太祖的以下史实得到佐证： 其一，太祖在《谕驸马都尉李祺还乡勑》中，斥责驸马“同诸小人日狎优伶以为至友”。(46)按，李祺尚临安公主在洪武九年，则太祖指责李氏狎优伶，当在此前后。 其二，《国初事迹》载洪武建元不久，“徐达围苏州，太祖特命指挥傅友德领军马三百，与同徐州陞[陆]参政出哨济宁，以警中原。赐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拨与歌妓十余人。太祖令内官觇视，得国珍令妓妇脱去皂冠、皂禙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太祖怒，令壮士拘执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劓去鼻。叶国珍称说：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锁。太祖曰：尔不遵我分别贵贱，故以此等贱人辱之。鞭讫[数]十，发瓜州做坝夫。后释之。”(47) 可见明初乐户的社会地位之低下，而太祖等视之为“贱人”(48)的事实。而且，因为如此，太祖锐意以服饰制度，来区别庶人、优伶，则可以想见，太祖主观上绝无意于默许优伶随意进入王府、朝廷(藩府)礼乐系统。 揆诸前文所考，“洪武赐曲”已不可信，“一千七百本”之数，看似言之凿凿，而实际上应是捏合朝廷“赐乐工”、皇室藩府藏曲，以及明宪宗、武宗大力搜求词本诸事，附会而来。这其中，“赐乐工”制度的推行，是“洪武赐曲”之说产生的关键所在。 明初即已设立“教坊司”管理乐户，因长期战乱，當時“乐工”中多有“优伶”“娼妓”“娼夫”之流充任。(49)如此一来，其中所谓的“乐工”传藏元代以来的曲本，在所难免。这些曲本，随着“乐工”进入各地藩府，亦在情理之中。需要指出的是，“乐工”进入藩府(或所管辖区)，作为地方礼乐系统的重要部分，是经过礼部的干预、作为中央政府关联藩王的一项文化制度而得到执行的，是明初重要的文化举措之一。因此，“乐工”的被“赐”，本身已沾染“皇权”的色彩，而“曲本”因乐工进入“藩府”，被附会为皇帝所赐，显然是非常容易的。 而燕王府本为元代戏曲繁盛之地的大都，且家臣中不乏汤式、杨讷、贾仲明等曲学才人，曲本的创作、搜集，自然为王府的曲籍储藏，提供了基础。参酌宁王朱权、周王朱有燉的戏曲活动(包括剧本创作)，可以想见其他藩府唱曲、演戏之盛，以及收藏曲本之富。所谓“一千七百本”，当与此直接相关。洪武十一年以后，康汝楫曾任职于北平，并预谋“靖难”诸事，直至洪武三十一年被调离燕王府，则其曾得曲本于燕府，也非完全没有可能，“受赐”之说，顺理成章。更何况“靖难”前后，燕府所处地位的“特殊性”(50)，也为“赐曲”之说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至于为何到正德五年(1510)康海削职归田、六年王九思亦解职归里、嘉靖二十年(1541)李开先被罢职还乡，“赐曲”之说才随之出现，笔者以为，应与当时戏曲的社会地位整体上升、北曲衰微有关。 如果从现存文人所作剧本来看，宣德、正统，尤其是成化、弘治以后，戏曲的发展，与明初几十年相比，明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可以从何良俊(1506-1573)《四友斋丛说》(隆庆三年初刻)所记，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证： 皇甫司勋子循尝语余语曰：小时见林小泉(廷 余应之曰：公奕叶簪缨，处通都大邑之中，所见如此，固不为异。余农家子也，世居东海上，乃僻远斥卤之处。……余家自先祖以来即有戏剧。我辈有识后，即延二师儒训以经学，又有乐工二人教童子声乐，习箫鼓絃索。余小时好嬉，每放学即往听之。见大人亦闲晏无事，喜招延文学之士，四方之贤日至，常张燕为乐，终岁无意外之虞。今百姓十九在官，十一在家，身无完衣，腹无饱食……(51) 按，皇甫司勋，即皇甫汸(1497-1582)(52)。其任苏州知府，在正德三年至七年间(53)。可知皇甫氏谓其“小时”所见云云，即在正德初年。当时苏州(所谓“通都大邑”)地区演戏，似已相当发达，故长、吴二县专门提供戏资。而根据何良俊所述其“先祖以来即有戏剧”，则早在天顺、成化间，何家似已蓄养家班，至良俊少时(正德间)，甚至聘请乐工教子弟学习声乐，而文人集会、“张燕为乐”，已成为常事。这些载记，已粗略显示出明代中叶以后的戏曲发展状况。 李开先本人藏曲丰富，却感慨当时元代旧曲本传流稀少，追慕“洪武赐曲”、宪宗武宗搜罗曲本之力度，则当时元代以来的旧曲籍，的确少见。李氏谓“今宜词曲少，而小山者更少”，“词曲”实指北曲(主要是散曲)(54)。也因此李开先序文中不仅以“小山”乐府来对称，而且以宪宗蒐罗杂剧、散曲，以及武宗搜集乐府、小令等故实，来作为叙述背景。这些文字，意在说明北曲本子在当时传流稀少的状况，故整理张小山乐府时，李开先特意强调“每样曲终，镂板不剔空，以待博学君子，词山曲海，不惜寄示”，以望大成。 李开先对北曲衰微的感慨，显然透露出其对俗文学发展中“喜新厌旧”(或“推陈出新”)的文艺规律的无奈，而戏曲、散曲作为俗文学的代表，恰在其中。成化、弘治以后，戏曲的发展已取得新的成就，尤其是南戏、传奇，在以江浙为代表的江南地区，正悄然蓬勃发展。(55)而家居山东的李开先，却汲汲于北曲的蒐辑整理，似有意重振弦索、维护北曲的社会地位。当然，这与康、王、李三人的交游、曲学渊源或不无关系。 细寻“洪武赐曲”之说的产生、流传，以及此说之所以能附会成言的缘由所在，似与当时朝廷“赐乐户”制度的衰落有关： (一)宣德十年九月，英宗赐梁王“乐工”二十四户，十一月赐襄王“二十余户”(均见前引) (二)正统八年五月，英宗从礼部尚书胡濙等奏，“梁府原设乐工十二户、厨役十人，今梁庄王已薨，宜存留乐工三户、厨役四人，其余乐工宜发有司为民，厨役起送光禄寺应役。”(56) (三)继宣德十年三月，英宗“放教坊司乐工三千八百余人为民”(57)，天顺元年五月再放教坊司“乐工、乐妇四百八十六名，各还原籍从良”。(58)天顺八年正月，昭告将内府医生、厨役、乐工等“年老不堪应役无丁替者，悉放为民，有司另行签补。其起取乐工原係良人者，仍发原籍从良当差”。(59) (四)成化二十一年七月，礼部奏言教坊司乐工所奏中和韶乐“多不谐协，而善弹瑟及箜篌、击钟罄者殊少，恐因循失传，渐致大乐不备”。(60) 从这些内廷文献的记录，可以大略见出明代中叶以后“赐乐工”制度逐渐衰落的事实。(61)随之而来，朝廷坚守的“雅乐”，由此亦受到冲击，后人也因此对“赐乐”一事渐生隔膜。这无疑在客观上，为后人信从“洪武赐曲”之说，营造了一个“雾里看花”似的文化氛围。 虽然“赐曲”之说已不可信，然而“赐乐户”却是明初中央政府确立的关联封建王国的礼乐制度之一。这是中国古代前所未有的“创举”。戏曲怎样由此获得发展的推力，以及“赐乐户”制度的衰落对戏曲的影响，均有待探考。 注释： ①此说较为普遍，凡述及明初杂剧发展史的著述，多持此论。 ②如李舜华《礼乐与明代前中期演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③关于康海的卒年，参见金宁芬《明代戏曲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84页。 ④参见王瑜瑜《中国古代戏曲目录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413-414页。 ⑤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44页。 ⑥原刻本该序末尾署“季冬腊日中麓再书”，则当为十二月。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中册，第644页)误作“十一月”。 ⑦《太宗实录》第6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302页。 ⑧何景明：《雍大记》卷二十九“志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第18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250页。 ⑨雷礼：《国朝列卿纪》卷六十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第93册，第776页。 ⑩《国朝列卿记》卷六十八，第777页。 (11)康海：《先平阳府君夫人张氏行状》，贾三强、余春柯点校《康对山先生集》卷四十五，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725页。 (12)康海：《先公墓碑》，贾三强、余春柯点校《康对山先生集》卷三十五，第611页。 (13)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中册)，第917页。 (14)周晖：《金陵琐事剩录》卷二“进词本”条，转引自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前言》(增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0页。 (15)王骥德：《曲律》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7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2页。 (16)梁清远：《雕丘杂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3册，第772页。 (17)按，《雕丘杂录》此条之前，有所谓“传奇凡十二科”条，故《剧说》亦引之。 (18)参见张廷玉等纂《明史》卷一一六、一一七。 (19)按，令人李昌集曾对比朱权《太和正音谱》与《录鬼簿》《录鬼簿续编》所录剧目，对“洪武赐曲”之说已有所怀疑：“果如此，则朱权当得其赐，其《谱》中则应有相当数量的新资料，但《正音谱》录杂剧作家无一出《录鬼簿》，剧目亦绝大部分与之同，总不致所赐‘词曲’皆词与散曲(明中叶后人所云‘词曲’通常指散曲与戏曲)。作何解释，颇难斟酌。”显然，李氏对此说有所怀疑。惜其未再作考察，且未注意到“初年”的限定与其所举朱权之例并不合适(因为朱权就藩国，时间乃在洪武二十六年，已远非李开先所谓“洪武初年”)。参见李昌集《中国古代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1页)。 (20)按，“太子、诸王”，当是追记之词。另外，依照明初王国礼制度，亲王十五岁“选婚出居京邸，至长始之国”，“之国不拘年岁”。参见《大明会典》卷五十六，《续修四库全书》第790册，第147页。 (21)《太祖实录》第2册，第665页。另外，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四载记与此同，文字略异。按，张铨《国史纪闻》(卷二)载记同《皇明通纪》，而《礼部志稿》卷六十七记为洪武二年十一月，实误。 (22)《太祖实录》第1册，第629-630页。 (23)《太祖实录》第2册，第818页。按，洪武三年正月甲午，“定王府官制：王相府，左右相各一人，正二品；左右傅各一人，从二品；参军府，参军一人，正五品；录事二人，正七品；纪善一人，正七品。其班位，各以其品秩列朝官之次。”参见《太祖实录》第2册，第951页。 (24)《太祖实录》第2册，第1001页。 (25)参见拙文《论明太祖反“胡俗”及其与明初戏曲发展之关系》(待刊)。 (26)《宣宗实录》第10册，第213页。 (27)《宣宗实录》第10册，第652页。 (28)《英宗实录》第13册，第168页。 (29)朱元璋：《谕大将军徐达等勑》，《大明太祖皇帝御制集》(明内府钞本)卷三，中华书局编《稀见明史研究资料五种》(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09页。 (30)按，笔者所见诸版《国初事迹》未见此条标有年代。陈艳《明初教化思想对戏曲的影响》(《四川戏剧》2008年第6期)云此事在洪武十三年，不知何据。今不从此说。 (31)舍人，太祖心腹之人。刘辰《国初事迹》：“太祖于国初立君子、舍人二卫为心腹，选文官子姪居君子卫，武官子姪居舍人卫，以宣使李谦安子李中领之，昼则侍从，夜则直宿更番不违。”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6册，第16页。 (3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6册，第12页。另外，此书尚有《借月山房汇抄》本、《泽古斋重抄》本、《金华丛书》本。另外，《客座赘语》卷六“立院”、“平话”条，即录自《国初事迹》。其中“立院”条末尾，顾起元曰：“彼时良贱之分如此，今澜倒尽矣。”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3册，第365页。 (33)持此类说法者，如李舜华《礼乐与明代前中期演剧》“第一章”、李真瑜《明代宫廷戏剧史》“第一章”等。 (34)徐渭：《南词叙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758册，第411页。 (35)按，笔者未见《闲中今古录》原书，所见只有明沈节甫所辑《纪录汇编》本、陶珽辑《说郛续》本。二书均为节本(《说郛续》题“四明黄溥言”撰)。本文所引此条，二书文字同。参见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纪录汇编》本)，《丛书集成初编》第289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16页；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第9册)卷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74页。 (36)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三十五)“潜溪先生集”条，《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27页。 (37)按，笔者所见《今古录》，为《纪录汇编》摘录本，已非该书原貌。四库馆臣批评《纪录汇编》：“诸书有全载者，有摘抄者，甚或有一书而全录其半，摘抄其半者，为例亦复不纯，卷帙虽富，不足取也。” (38)张廷玉等：《明史》(第13册)卷一三九，第3983-3984页。 (39)宋濂等：《元史》(第六册)卷七十一，第1775-1776页。 (40)徐学聚辑：《国朝典汇》卷一百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5册，第749页。 (41)按，太祖对平民艺术，并非毫无接触。如刘辰《国初事迹》载录太祖曾命人说书：“太祖命乐人张良才说平话，良才因做场，擅写省委教坊司招子，贴市门柱上。有近侍入言，太祖曰：‘贱人小辈，不宜宠用。’令小先锋张焕缚投于水，尽[发]乐人为穿甲匠，月支米五斗。”参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6册，第19页。 (42)朱元璋《谕勉群臣》：“恐群臣以天下无事，便欲逸乐，股肱既墮，元首丛脞，民何所赖？”参见何乔远辑《皇明文征》卷二十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28册，第472页。 (43)《太祖实录》第3册，第1431-1432页。 (44)宋濂：《洪武圣政记》，沈云龙选辑《明清史料汇编初集》第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41页。 (45)《国朝典汇》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64册，第374页。 (46)朱元璋：《谕驸马都尉李祺还乡勑》，《大明太祖皇帝御制集》卷五，第16页。按，李祺被迁往崇明之事，应与当时党争有关，日狎优伶的“罪过”，仅是其中之一。 (47)刘辰：《国初事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6册，第20页。方括号内容为笔者据《丛书集成初编》本补。按，此条《丛书集成初编》本文字略有不同。 (48)按，宋元以来，乐户即被社会普遍视为贱籍，明初依然如故，明太祖在《御制大诰》(初编)、榜文(如洪武二十二年榜禁军官人等习唱，斥之为“高贵复贱”)即是明证。 (49)参见邱仲麟《明清的乐户：基于一种特殊官方体制的考察》(《明代研究》2015年6月第二十四期，第117页)引弘治三年国子监祭酒郑纪(1438-1513)《东园文集·修明祀典疏》：“教坊司本身以作乐为职，妻女以接客为生，其于交神之道，诚有不可窃记。国初人民稀少，京师寥落，故宽其法禁，以填实之。” (50)洪武二十五年四月太子朱标病殁后，秦、晋二王亦分别在洪武二十八年、三十一年相继亡故，诸亲王中实以燕王朱棣为长，故朱元璋在《谕燕王敕》中云：“朕之诸子，独汝才智克堪其任，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参见《大明太祖皇帝御制集》卷四，第424页。 (51)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第103册，第374页。 (52)皇甫汸，字子循，号百泉、百泉子。著有《长洲艺文志》二十四卷、《百泉子绪论》、《解颐新语》、《皇甫司勋集》等。传见《明史》卷二百八十七。 (53)参见冯桂芬等纂《(同治)苏州府志》(三)卷五十二“职官(一)”，《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区)第五种，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1435页。 (54)明前期社会重视的仍旧是成于文人之手的散曲，明后期才逐渐对剧曲的价值加以重视。元代刊行的《太平乐府》《阳春白雪》，以及明中叶以后所刊《盛世新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所收均以散曲为主，即是表征。参见小松谦、金文京撰《试论〈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版本性质》，黄仕忠译，《文化遗产》2008年第2期。 (55)参见黄仕忠《〈香囊记〉作者、创作年代及其在戏曲史上的影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56)《英宗实录》第15册，第2106页。 (57)《英宗实录》第13册，第65页。 (58)《英宗实录》第20册，第5947页。 (59)《宪宗实录》第22册，第20页。 (60)《宪宗实录》第27册，第4536页。 (61)按，台湾学者邱仲麟对明中叶以后朝廷赐给藩王乐工的情形亦有所考述，见氏撰《明清的乐户：基于一种特殊官方体制的考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