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代美育的生态转型
时间:2024/11/28 12:11:31 来源:未知 作者:曾繁仁 点击:次
摘要：疫情的泛滥唤起我们对于当代美育生态转型的反思，即由人类中心转向生态共生。这是生态文明时代的需要，也是学科与学术发展的需要。生态转型包括对于美育作用与哲学基础的重新认识，也包括审美内涵由纯粹的艺术审美转向包括生态行走等自然审美与地方性审美，在美育资源上则更多包含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美育；生态转型；生态行走；地方性审美；天人合一 作者简介：曾繁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此次新冠肺炎病毒的泛滥，酿成人类大祸，至今没有终止，给我们以空前的震撼与深深的反思。反思人类的生存方式，也反思我们现有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反思在人与自然关系这一最基本问题上，如何由传统的人类中心论转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里就包括当代美育研究的生态转型。只有实现这样的转型才能使得美育真正起到“培根铸魂”的作用，即培生态文明时代之根，铸生态文明时代之魂。只有这样，美育才能在面对生态灾难时发挥出“生态救赎”的作用。 一 美育从1795年席勒提出，迄今已经200多年，我国从1903年王国维将之引进，也已经100多年，当今为什么要实现美育的生态转型呢？ 首先是时代的需要。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一文中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美育作为哲学的组成部分也应该成为时代精神的反映。我们的时代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会议之后就跨入了生态文明时代。1972年国际环境会议概括的生态文明时代的两个基本特征是：其一，人与自然的共生；其二，发展与环保的双赢。包括美育在内的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都要反映这两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总之，时代的转型要求美育的转型，美育的生态转型是时代之需要。众所周知，美育是18世纪末期由席勒在著名的《美育书简》中提出的，所针对的是封建残余与工具理性对于人的自由的双重剥夺，因而席勒倡导美育以“自由”为其标志。席勒还以继承康德理性论哲学为其追求。席勒与康德距今均已200多年，他们的哲学与美学均是工业革命时期的哲学形态，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美学早就被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宣布完成历史使命；而我国是1903年王国维最早倡导美育，20世纪初期蔡元培倡导“以美育代宗教”，也是在启蒙主义提倡“科学”与“民主”的背景之下产生的，距今100多年了。从20世纪初的启蒙到21世纪的新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当今后工业的“生态文明”新时代，美育的生态转型乃时代发展之必然趋势！ 同时，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当前地球已经进入“人类世”时代，所谓“人类世”就是说人类的活动极大地或者说从根本上影响到地球与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矛盾空前加剧，环境压力十分剧烈，人类的“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早就超越应有负荷的1.5倍。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什么是“生态足迹”。所谓“生态足迹”就是指“这个星球的人类需求和地球能提供的容量之间的关系”，具体指满足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并吸收其所产生的废物的土地面积。这个生态足迹负荷目前已经严重超标，从而导致生态灾难频发，包括“非典”与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此后将成为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急需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人与自然的对立走向生态共生，实现新时代的生态转型。目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仍然在蔓延，这就是现今时代的状况，急需人类改变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在一切领域尽快实现生态转型。总之，包括美育在内的人文学科的生态转型，是时代的需要，只有实现这样的转型，才能使美育真正发挥作用。 其次是学术发展的需要。我国人文学科面对生态文明新时代，都有一个哲学基础理论调整的紧迫问题。传统人文学科的哲学基础是“人类中心论”，在生态文明新时代需要调整到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整体论。所谓“人类中心论”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力主人类高于自然，为自然立法，特别是试图“战胜自然”。但这是错误的，所谓人与自然的对立或者说盲目的战胜自然，必将导致如此次疫情这样的“生态灾难”的严重后果。正如恩格斯在著名的《自然辩证法》中所发出的警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我们确实都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取消了。”实践完全证明了恩格斯的正确和人类中心论所谓战胜自然的严重后果！这里我们需要划清人类中心论与生态整体论的界限，摒弃人类中心论，走向生态整体论。 同时，生态转型也是美育学科自身建设的需要，需要由单纯的人性解放过渡到兼顾自然万物的权利与保护，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这里需要划清“人的解放”与“人与自然万物共生”的界限。由单纯对于人的关心走向关心包括人类的生态共同体。众所周知，席勒在《美育书简》中提出，他所谓的美育即是人性的自由解放，他说，“正是因此通过美，人们才可以找到自由”，又说“想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它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再没有其他的途径”。很明显，席勒仍然立足于传统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论，须加以改造，使之由传统的人道主义转到人与自然共生，即新的生态人文主义。传统人道主义只强调人自身的“自由与权利”，完全漠视自然万物的“自由与权利”，属于典型的“人类中心论”，而新的生态人文主义则力图将“自由与权利”的范围扩大到自然万物，实现人与自然万物的共生，唯其“共生”，人类才得以美好生存！ 当然，生态转型也是中国当代美学改造的需要，由“美是人化的自然”转到“美是生命共同体的稳定和谐与美丽”。中国当代美学以“实践论美学”为其标志，力主“人本体”“实践本体”“工具本体”与“人化的自然”，以上诸多“本体”与“人化”其出发点是“人类中心论”是十分明显的。这是与生态文明时代相悖的，必须加以改造，由“美是人化的自然”转到“美是生命共同体的稳定和谐与美丽”。这是一种新的美学概念，由生态伦理学的诞生为其标志。著名的生态伦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著名的“土地伦理学”并阐释了新的伦理观与美学观。他说，“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他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 二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论述，当代美育生态转型的内涵。首先从美育的作用来看，必须从传统的人的“个体的情感教育”转型到包括生态伦理的“人类终极关怀”。传统美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席勒认为美育是在力量的王国与法则的王国之间建立一个愉快的王国，运用了康德情乃知与意之桥梁的观点。席勒认为这种情感教育是人摆脱了动物性之后与现实世界建立的“第一个自由的关系”。很明显，这里的“情感教育”是一种人类对于个体自身的关怀，而新的生态文明的时代的人类仅有对于人的自身的关怀远远不够，还需要将其关怀的视角拓展到自然，拓展到生命共同体，这就要求美育必须包含生态伦理的内涵。正如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先驱利奥波德所言：“只有当人们在一个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承担起一个公民角色的时候，保护主义才会真正可能；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相互依赖，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占据阳光下的一个位置。” 其次，从哲学基础上看，从传统的人类中心转型到生态平等，也由人与自然对立转型到敬畏自然。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中心论就占据压倒地位，成为哲学、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对于中国当代美学与美育具有极大影响的德国古典哲学与古典美学就是人类中心论的代表性理论，美育领域受康德与席勒的人类中心论影响极大。在当前生态文明新时代必须将之调整到生态平等与敬畏自然的正确轨道上来。试想，如果审美仍然被界定为“人化的自然”而没有生态的平等，那么不是鼓励对于自然的没有节制的“肆意人化”而造成生态灾难吗？这是一种严重的后果！而生态整体论要求生命共同体的平衡、稳定与和谐，就是对于“人化”行为的一种必要的限制！ 再次，从审美对象上看，由传统的艺术审美转型到包括自然的审美，也由区分性审美转型到融入性与进入性审美。传统美学基本上是一种艺术美学，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自然审美，而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美学必须包含自然审美，这正是当代环境美学产生的一种机缘。环境美学就是产生于纠正单纯的艺术美学对于自然美的遗忘，划清了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的界限。艺术审美是一种区分性的对象性审美，而自然审美则是一种融入性的参与式审美。这两种审美反映了人与自然的截然不同的关系，艺术审美之中人与自然是一种相互对立的关系，而自然审美则是人与自然的一种亲密的融入性关系。这种自然审美是一种身体的审美，也是一种走进自然的审美，学者们将之称为是一种具有生态意义的“生态行走”（ecology walk）。使我们在自然审美中以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亲近自然，走进自然，与自然共生，尊重自然万物在环链中的生存权利，尽量不去打扰自然万物！ 其四，从审美类型上看，由共通性审美转型到地方性审美，也由单一性审美转型到多样性审美，也就是目前环境美学所倡导的“place”即“地方”理论。“地方”是当代西方环境美学与生态批评的重要论题。诚如布伊尔所言：“我的住所是‘我的地方’而非‘我的空间’，因为我感觉它不同于一间陌生的酒店客房。地方可以引起浓厚的联想，空间引起的联想是薄弱的，除了被当做‘神圣’而分离出来的崇高‘空间’。这种空间会引起无限共鸣，很接近‘地方’引发的日常特有的亲密感。”很明显，所谓“地方”乃是活生生的人居住的“家园”，具有人气，具有亲密感，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而不是缺少人气的“空间”。而传统的艺术审美常常是一种具有极大共通性的形式性的审美，仅仅是一个“空间”。但自然审美则是一种具有丰富色彩与人气的“地方性”审美。欧亚大陆与南北各方乃至不同的地区甚至每个村庄城市作为不同人群的“家园”均有不同的人气，成为各具特色的美景，都有其个性特色。这就是生态审美的“地方性”与“生命性”所在，是生态之多样性与生命性的体现，也体现了“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城市建设原则。这是对于当前千城一面的城市与乡村建设的批判。 其五，从生活方式上看，由消费主义转型到简约生活。当前的疫情发展与居家隔离的状态，使我们意识到生活方式转型的必要性，从什么都敢吃，到拒吃野生动物，从消费主义转向简约生活。“够了就行”，成为生态审美的必要内涵，融入我们的生活方式之中。这次疫情可能成为生活方式革命的一种契机，“简约生活”原则体现了每个人保护“生态环链平衡”的高度自觉性。所谓“生态环链平衡”，即指每个物种都仅仅享受生态环链之上的权利而不加超越，从而保护了环链的平衡，使生命共同体得以自然运转。在生态环链之中只有人这个物种才是有自己的意识的，才能自觉保护环链的平衡。但人处于环链之最高端，又是最重要的，人的自觉保护就为环链的平衡奠定了基础。而简约生活，贯彻“够了就行”，就是自觉保护环链平衡的最重要行动！这是人的终极关怀的体现，是一种超越人类利益的高尚行为和崇高品德，应该将这种高尚行为与崇高品德教于下一代，传承到年轻人，确保人类永续安宁！ 三 美育的生态转型还标志着，我们的美育教学和科研重心将由单方面重视西方美育资源的运用，逐步转型到中西兼顾，更加重视中国本土资源的运用。 长期以来，由于美学与美育作为现代意义之上的学科是最早出现于西方的，其学科意义上的资源也相对较为集中于西方，而我们又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文化自信。所以美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发展是一种“以西释中”的路径，主要学术资源运用的是西方资源，美育更是如此。但美育的生态转型却告诉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富有生态意味的美育，西方反而不如中国丰富。中国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以农为本，遵循“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是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生态文化，生态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一种原生性文化，中国文化之中包含丰富的生态资源。首先，《易传》之“生生之谓易也”即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最基本表达。所谓“生生之谓易也，成像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阴阳不测之谓神”；“一阴一阳之谓道也，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里以“生生之谓易”与“一阴一阳之谓道”，概括了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万事万物均在生生与阴阳之道中发生、发展、变迁、成长，最后衰落。这是人类，万物，与艺术之规律，包含丰富的生态意蕴。其具体表现是儒家之爱生，所谓“仁者爱人”；道家之养生，所谓“道法自然”；佛家之护生，所谓“众生平等”。这均包含浓浓的“生”之意味。至于传统文化中有关生态格言更是不胜枚举：“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吉凶”；“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无比丰富，成为生态文化建设极好的资源，也成为美育建设的极好教材。国家明确提出“文化自信”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给我们以鼓励与支持。这次疫情之中中医发挥了巨大作用，充分说明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我们要以此为榜样与鼓舞，在未来的美育建设中努力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育精神，运用好传统文化中的美育资源，建设好新时代中国自己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美育话语。这是我们光荣的学术义务。 最后，笔者要特别强调，当代美育的生态转型不是在传统美育之外建设一个与之并列的生态美育，而是对于传统美育的超越与彻底改造，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后美育时代”也即“后理论”时代，就是对于现代主义的“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进行反思与超越的美育建设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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