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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三星堆文化中的器物造型各异，祭祀崇拜活动丰富复杂，但都贯穿着祖先崇拜这一主脉。祖先崇拜是三星堆文化造型艺术的一个“母题”，其自然崇拜的艺术造型中隐含着祖先崇拜的信息，图腾崇拜的艺术造型中传达着祖先崇拜的先声，人像群的造型更是直接以人的容貌来象征祖先的形象。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的过程，是古蜀人不断强化人的尺度的过程。由此其造型艺术的审美风貌也呈现为“张扬之美”。 【关 键 词】三星堆文化/造型艺术/祖先崇拜/张扬之美 【作者简介】李社教，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黄石理工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武汉 430079） 中图分类号：J01；J19；G12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1.020 一、自然崇拜的艺术造型中隐含着祖先崇拜的信息 一般说来，自然崇拜是对自然精灵的崇拜，在艺术造型中通过对自然物象模仿、夸张、变形来象征自然精灵，但古蜀人表现自然崇拜的具有代表性的艺术造型是山、树、太阳，这三类造型无不与祖先崇拜相关联。 刻图边璋(文物编号K2③：201—4，下同)中的祭山场景、青铜神树(K2②：194)圆座上的三圆弧棱、“神殿层盖”(K2②：143)和“铜神殿顶部”(K2②：143—1)的“山”形纹，还有大量的玉璋等等都是古蜀人山崇拜观念的符号化、象征化。古蜀人的山崇拜观念显然与其先祖蚕丛氏发祥于岷山有关。另外，古蜀人的山崇拜观念与祖先崇拜的关系在有关古蜀的文献资料中也能找到暗示。《华阳国志·蜀志》载：“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1]113，“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1]118，杜宇“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1]118。可以说古蜀人“山”的形象中隐含着一部族属来源，牵徙发展的历史，也潜藏着一个追怀祖先的历史情结。 三星堆遗址二号器物坑出土青铜神树六件，是其它上古遗址所不见的艺术造型。青铜神树是众神下凡的天梯，这众神之中自然包括古蜀人的祖先。邱登成认为：“金杖与神树较集中地反映了蜀人祖先崇拜这一社会内容。”[2]罗开玉指出：“古代部分西南民族在墓上插树枝、木竿、栽种树木，甚至死后直接置尸于树上等，反映了欲让死者灵魂上树的意愿，是一种祖先崇拜的反映。”[3]在苗族的传说中始祖神蝴蝶妈妈是由枫树生出，在侗族的传说中是龟婆孵卵生出了始祖神松思、松桑，松思、松桑又生出了人类的始祖张良、丈美，至今纳西族每年正月的祭天大典中，还以柏、栗、松来象征祖先，进行膜拜。可见在上古西南地区奉“树”为祖神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树”具有祭祖的功能，或者直接是祖先的象征。 太阳崇拜在三星堆文化中极为普遍，笔者曾专文论及[4]。太阳崇拜与祖先崇拜交织广为存在。古埃及的天神奥西里斯既是太阳神，又是埃及人的祖先神；印加神话中的创世神阿亚尔四兄弟和玛玛四姊妹都是太阳之子；日本人的祖先天照大神同时也是太阳神；殷人的祖先也是太阳的后代。三星堆文化的艺术造型以鸟、眼、神树来象征太阳就是二者交织的又一表现。 山、树、太阳的艺术造型反映了古蜀人已经有了“天”的朦胧观念，对这些自然物象的祭拜也就是对天的祭拜。古人总认为，祖先的神灵就住在天上。甲骨文中有“宾帝”的卜辞，就是指先祖上宾于天，伴随“帝”之左右。《诗经·大雅·文王》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5]意思就更加明白。所以古人祭天与祭祖相配，“祭天，……须人为主，天神乃至，故尊始祖以配天神”[6]。《孔子家语·郊问》载：“定公问于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对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7]天为万物之本，祖为人之本，二者具有共通性。 二、图腾崇拜的艺术造型中传达着祖先崇拜的先声 图腾崇拜是先民对自身生命来源和血缘关系的解释，反映了原始人类的寻根意识。他们认为自己族类的始祖是某一自然的动物或植物，因此奉之为崇拜物、标志物，逐渐演化为本氏族、部落的徽记。图腾崇拜的本质还是对祖先的崇拜，是祖先崇拜的缘起和原始样式，只不过是以特定的自然物来象征祖先而对之膜拜。这在三星堆文化中不乏其例。 (一)以鸟、鱼、虎、蚕等自然界的动物为图腾崇拜物 三星堆文化中有大量的鸟的艺术造型，可见其崇鸟之风极盛，学者们推测以“鸟”为图腾的部族在当时占主流的地位。《三星堆祭祀坑》认为：“玉璋标本K①：235射前端有镂空的鸟形，也许与文献记载的‘鱼凫氏’有关。”[8]445赵殿增认为：“树上的飞鸟既是来往于人神之间的精灵，又可能代表着太阳和光明(金乌、踆乌)，还可能是被崇拜的图腾的标志，……联系到金杖上的四组鱼鸟纹图案，我们认为这种鹰鸟可能是三星堆古人信奉的主要图腾之一，被作为氏族部落的标志和保佑神灵的代表。”[9]“其中以鸟的图腾数量最多，地位最显著，形态最丰富，可能就是当时的主要民族的图腾。……三星堆古国时作为王杖和神杖的一柄‘金杖’上面出现以鱼和鸟组成的四组规整标准的徽记，置之于首领头顶之上，说明它就是古国的‘中心图腾’，所代表的可能就是曾在古蜀历史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鱼凫’族”[10]。邱登成认为：“金杖上的鱼鸟图案分别象征了柏灌、鱼凫、杜宇祖先是没有疑义的。”[2]陈德安等认为：“在这个时期蜀的柏灌、鱼凫、杜宇之氏君王都是崇拜鸟的，并以鸟为图腾，因而鸟在蜀人心目中有至尊神的地位。”[11]孙华认为：三星堆文化的“诸王朝的名称中，柏灌、鱼凫和蒲卑(指杜宇——引者注)这些名称都可以和鸟发生奇妙的关联”[12]。江章华、李明斌认为：“柏灌、鱼凫、杜宇均与鸟有关，尤其是杜宇魂魄化杜鹃之说更是流传久远。”[13]“鸟”在三星堆文化中，既是天地、神人的使者及崇拜的对象，又是太阳的象征和图腾崇拜演化而来的部族的标志。 “鱼”的形象反复出现，甚至刻之于金杖、形之于玉璋，说明鱼也是古蜀人的图腾。 虎形器(K1：62)、虎形金箔饰(K1：11—1)说明古蜀人有崇虎的习俗。“虎”为古蜀人的图腾得到了学者们的公认。汤清琦认为：“金虎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古蜀人的虎崇拜遗迹。在古代西部民族中，这是比较普遍的一种图腾。”[14]黄剑华认为：“在古代蜀人的图腾观念中，对虎的崇拜显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5]198 三星堆文化的许多艺术造型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以“蚕”体为主，融蚕、虎、龙为一形。张文指出：“在巴蜀铜器饰纹及巴蜀符号中，几乎所有的‘虎纹’都呈现这种蚕样的形状，而很少有真正条状的‘虎纹’。由此可见，蚕在巴蜀符号中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灵，既可幻化为蛇，也可神化为虎。”[16]杨正苞指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虎形饰“除去下颌及前后肢外，从头至尾通体粗细相当，呈弯曲圆棍形，且节纹显著，实为一弯曲的蚕体……它也是一以蚕为主体而附以虎形的结合物，可称之为‘虎蚕’”[17]。屈小强认为：“青铜龙柱形器(K1：36)”上的龙“圆而短的身躯，与其纵目四羊角大头很不成比例，也不同于众所熟知的曲虬浑长苍劲的龙的形象。因此，我们以为这‘烛龙’之身乃是蚕身。……在这些巴蜀符号中，有三种出现次数较多的符号，较为明显地演示出古羌—蜀人观念中，蚕化龙、化虎，蚕—龙—虎三位一体的思维定式”[18]136-137。黄剑华指出：“青铜龙虎尊上用高浮雕方法塑造的虎首也长着蚕身，兼具虎和蚕的特征。”[15]198这一艺术造型的特点说明了“蚕”在古蜀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另外“蚕”作为饰纹出现于大青铜立人(K②：149、150)的华衮，也是古蜀人崇拜蚕的证明。“蜀”在甲骨文中象为上目下虫之形。《说文》释“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云：‘蜎蜎者蜀’。”[19]神话中与养蚕、纺织有关的黄帝元妃西陵氏(嫘祖)、蚕女至今在蜀地广为流传。《方舆胜览》卷五十一载：“蚕丛氏教人养蚕。”[20]可见蚕丛的得名，与其教民养蚕的功绩有关。以蚕为图腾，是古蜀人对先祖的纪念。 (二)以人心营构之龙为图腾崇拜物 龙之为先民的崇拜物和图腾虽通见于中华各地，但古蜀的“龙”的艺术造型，却反映了其地域特色。爬立于“青铜龙柱形器”上的那条龙，大耳，犄角，下颌有须，头部极象“羊”的造型，和尊、罍上所铸的羊有相似之处。林向认为：“这是一条长着羊头的神龙，龙的形象或说像猪、像鳄等等。而此龙则像羊，透露出是与众不同的羊种民族的神龙传说。羌、姜均从‘羊’，相传‘禹兴于西羌’，如此看来，这正是兴于西羌的夏禹的亲族——蜀王所有的羊头龙金权杖。”[21]蜀人的一支，源于西羌，羊首之龙，正有其图腾的痕迹。在对该件器物的众多研究成果中屈小强的一段话值得特别注意，他认为：“此乃集烛龙、羊、蚕、虎等古羌——蜀族集团在长达一两千年乃至两三千年以上的发生，发展史上曾拥有过的多种图腾于一体的复合图腾。”[18]200这个聚龙、羊、蚕、虎为一体的复合图腾，明显不同于其它上古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龙”的造型，它不仅是古蜀人由不同部族走向融合的形象写照，而且以其自身的演变，从一个方面揭示了中华之“龙”的形象的结构过程，揭示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终成一体的文化历程。龙之最终成为华夏各族的至上之神，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就是以蛇图腾为主体，不断整合其它部族的图腾而形成的。对此，闻一多在其《伏羲考》中有详尽的论证。“青铜龙柱形器”上的整合羊形、蚕形、虎形为一体之龙，正是中华之龙的早期整合。它历岁月的沧桑，终于融入了中华文化的浩瀚大海。 (三)以人的眼睛为图腾崇拜物 “眼睛”在三星堆文化中造型极多，是古蜀人特殊的崇拜对象。“蜀”字与眼，在形象和意义上都有关联。“眼”既是古蜀人太阳崇拜的象征，也是古蜀人的图腾。赵殿增认为：“不仅是突目大眼型的面具，人兽饰纹中的‘眼睛’母题，以及各式单独的人眼造型，都是用来代表以‘纵目’为特征的始祖神蚕丛的，是三星堆蜀人以‘眼睛’崇拜的形式表达祖先崇拜观念的实物见证。”[22]《三星堆祭祀坑》还根据蚕丛纵目的特点推测，“菱形眼形器就应当是代表蜀人的天神或祖神的形象”[8]439。 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是由多个部族融合而成的复合型群体，他们各自都有自己部族的图腾。随着这些部族融入三星堆王国的大家庭，他们崇拜的图腾逐渐转型为古蜀人共同崇拜的神灵和祖先。三星堆遗址中大量图腾崇拜的造型遗存，正是古蜀人生命意识的形象表达，也是古蜀人寻找血亲、种族来源的象征符号。 三、“人像群”与祖先崇拜 在三星堆王国，祖先崇拜是古蜀人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宗教活动。汤清琦认为：“在三星堆宗教文化中祖先崇拜居于核心地位。”[14]苏宁认为：三星堆文化表现了“以祖先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23]。巴家云认为：“观一、二号坑之情况，可见其祭祀对象之一是享先王，……据此可见，对祖先的崇拜是深入蜀人心中的”[24]。陈德安指出：“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25]研究者们获得这一共识的最主要的依据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人像群”。 三星堆文化造型艺术中，最能引人注目，最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是其风貌独特的“人像群”，如此大量的人像艺术造型是世界其它同时期的上古文化遗址所不见的，“人像群”反映的就是古蜀人的祖先崇拜。 《三星堆祭祀坑》认为：“这两个坑出土的不同形式的铜人头像和铜人面具，可能是代表不同世代或不同身份的接受其祭祀的祖先形象。……两个坑出土的面具，……其功能是在祭祀仪式的作用下，让祖先亡灵降居宗庙的面具上，由面具代表祖先接受祭祀。二号坑出土的侧跪和正跪人像头上戴面具，形象颇似甲骨文的‘兄’(祝)字。我们推测，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两手抚膝的跪坐人像有可能表现的是巫祝的形象，他们都是祭祀祈祷者。二号坑的两种立人像的手势和造型基本相同，都呈现抱拳状。二号坑出土的K2③296神坛上的小立人像，手握弯曲的藤状物作献祭的大祭司之类，为祭祀中的主祭形象。”[8]443《三星堆祭祀坑》将铜人头像、铜面具和立人像、跪坐人像分为神像、神灵和巫祝两大类，这是具有代表性的意见。另外，金杖上的人头图案和刻图玉边璋、铜神坛上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亦可以归为以上两类。 人头像、人面具与后世象征先人亡灵的“神主”具有同样的性质，只不过前者更形象化而后者则演化为木制牌位或木制四方柱等等抽象的象征符号。古蜀人塑造这些人头像、人面具是将之作为先祖的形象来进行祭拜的。至于立人像、跪坐人像的身份则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是“人”。从高冠深衣，手持祭器，站立于神台的大青铜立人，铜神坛(K2③：296)的“人界”中四个身穿鸟衣，手持祭器的立人，青铜神树(K2②：194)下的跪坐披甲武士像，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K2③：48)，玉边璋上刻绘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等等艺术造型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是主祭的巫祝而不是受祭的神灵。由于三星堆王国是神权与王权统一的社会，这些巫祝同时又是三星堆王国统治集团的成员，或为蜀王，或为部族首领，或为贵族；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神”。作为巫祝他们有着协同天地、交通神人的非凡能力。一方面他们是祭祀者，祭祀的对象和内容与祖先崇拜有关；另一方面他们由质地珍贵的青铜、黄金、玉石所雕塑，所刻绘，并被放置于祭台、神坛之上，说明他们本身也是后代古蜀人祭祀、膜拜的先人。古蜀人巫祝的面部造型与人头像、人面具的面部造型大同小异，都是“刀状眉，吊杏眼，直蒜鼻；个个挣着大而无光的眼睛，以致令人怀疑是‘瞽’的造型；嘴部阔长，而且闭不露齿；尤其是脸庞上形颧弓线和云雷纹形的大立耳几乎是千篇一律”[26]，既表现了三星堆文化艺术造型的“程式化”特点，又暗示了他们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所以有着大致相同的容貌。 反映三星堆文化中祖先崇拜的最典型的形制是二号坑出土的三尊纵目面具。三尊纵目面具对眼睛的处理极为奇特，眼球呈柱状夸张突出，中部还有一圆镯似的箍。《华阳国志》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1]。据此研究者都认为这三尊面具是古蜀人的祖先——蚕丛的写照，也揭示了三星堆文化崇“眼”的根源。另外，三尊纵目面具向外伸张的双耳极象鸟展开的翅膀，高耸的鼻子和宽阔的大嘴是鸟喙的变形。很明显三尊纵目面具兼有人面和鸟首的双重特点(几乎所有的人像面部都具有这一人鸟同体的特点)，上面已经论及“眼”和“鸟”与太阳崇拜的关系，所以三尊纵目人面具既“是人鸟同体的太阳神形象，同时它又是蜀人的祖神”[27]。这是一种糅合了人、鸟外形，运用了夸张、变形、象征手法，涵盖了自然崇拜(太阳崇拜)、图腾崇拜(眼和鸟崇拜)、祖先崇拜的复合形象，内容丰富，意蕴深广，形制独特，表现了古蜀人奇妙的想象能力和高超的表现能力。它半人半兽的形制“说明了蜀人的始祖神是动物神，人格神是后来才出现的”[8]443。 以“人像群”来象征祖先，标志着三星堆文化中的“社会的崇拜对象从以自然神为主过渡到以社会神为主，祭祀祖先成为祭祀活动的主要内容”[8]444。它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有着渊源，是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演变发展而来，甚至在造型上还明显保留着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的痕迹，但不同的是，祖先形象不再是自然神灵或图腾而是“人”，不再是古蜀人想象的关联物像而是与他们有着相同或相似容貌，有着事实的血缘传递的“人”。这不仅反映出古蜀人对生命产生，人的繁殖的正确认识，更重要的是古蜀人把“人”(祖先)抬高到“神”的地位，使“人”(祖先)跻身于“神”的行列。 综上所述，在三星堆文化的艺术造型中，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显或隐秘，或虚或实，或多或少地渗入了祖先崇拜的内容，表现出以祖先崇拜为纽结点，辐射几乎所有艺术造型的特征。山、树、太阳等自然性意象中或隐含着族属变迁的历史，或能引起人们对祖先的联想；鸟、鱼、虎、蚕、龙等图腾性意象或影射自我生命、族属的来源，或暗示族属的整合过程。也就是说，三星堆文化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是一脉相承的，贯穿着祖先崇拜的主脉。 这个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古蜀人生命意识变迁的内在轨迹：在对象上是由自然的无生命物山、树、太阳，向自然的有生命物鸟、鱼、虎、蚕、龙，再向自然的高级生命物——眼睛、人像演变；在性质上是由对与人联系不甚紧密的自然现象的崇拜，到对解释人的生命起源和族属来源的图腾崇拜，再到对与人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祖先崇拜的推移。这个过程是自然的因素逐渐减少，人的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是不断地靠近人，指向人，对人的尺度的不断强化的过程。 祖先崇拜反映了古蜀人神化祖先的意愿。由于祖先与他们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是他们过去的“自我”，所以神化祖先也就意味着人的神化，神的人化，其结果是人越来越趋近于神，神和人之间的疏远和隔离逐渐被解除。其实质是借神化祖先来提升自己，借神来扬人。特别是在造型艺术中以人像来象征祖先，作为神的祖先以人的面目出现，说明古蜀人造像有着清醒的意识：祖先和我一样，我的相貌如何，祖先的面目也就如何。通过造像，人对象化为祖先的偶像，作为对象的祖先偶像已经人化。这样，古蜀人通过艺术使人成了自己崇拜的对象、观照的对象，而古蜀人的造型艺术也呈现为肯定人、弘扬人的“张扬之美”的风貌。 【参考文献】 [1]常璩.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M].任乃强，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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