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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艺术教育正史无前例地接近和站在全球境域与本土关怀的共生格局的中心，接近和站在传统艺术与新媒体艺术共生格局的中心，接近和站在严肃人文关怀和时尚娱乐潮流共生格局的中心。面对国画、书法、油画、版画、雕塑等传统艺术的创新性发展和新技术媒体的创造性转化的双重命题，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深耕社会大地，开掘创新性资源，深化美术艺术的学术内涵，壮大艺术表现的新媒体力量，用饱满的创造吸引青年的创造性力量；另一方面要不断地回返传统文化的根源，从那里接续原生原创的品质内涵，活化诸如中国书法、东方山水以及素描等一系列根本性素质课题，再兴独特的多元力量。艺术教育有责任以其明晰的导向，联系青年，把握未来，为人类生活不断地提供新的活力。 ”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描述的这一背景下，由中国美术学院主办、中国艺术教育研究院承办的“二十一世纪艺术/教育圆桌会议——前沿，我们何以可能讨论未来？ ” 3月26日、 27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本次圆桌会议邀请到了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瑞典隆德大学视觉艺术理论与艺术系教授耶特鲁德·桑德奎斯特、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策展实践专业主任史蒂文·亨利·马多夫、欧洲艺术研究网络主席翰克·斯劳格等艺术家、哲学家、策展人与教育者，许江和中国美院副院长高士明、中国美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曹意强等为学术主持，共同梳理艺术与教育的前沿信息，共同辨析当下艺术发展之要素。 如何更好地选拔人才 高士明说，去年曾有法国艺术家专程到杭州拍摄纪录片。10年前他来杭州看国美的招生考试，考生只有三四万人，但是当他去年来拍的时候已经变成了8万人。他非常震惊，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人希望学习艺术。相比中国美院，中央美院每年也有4万个考生在争取800个入学指标。如何在这样一种现实状况和社会状况中来讨论艺术和教育，来思考和筹谋它的未来，显得十分重要。 现代教育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曹意强认为，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包括它的评估标准，是沿用了工业革命时代所创立起来的一套标准化体系，这套标准化体系是要求大家遵从某种规则，遵从某种指标，在当时的条件下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今天就出了问题，这种标准化的遵从体系，决定着我们的学术标准，造成了教育的误区和盲目，扼杀了我们的创造性。除此之外还有学科等级制度，曹意强说，我们把学科分成“有用的”和“无用的”两种，比如科学、技术、数学等被称为“有用的”学科，人文学科被认为是“无用的” 。人文学科中也分出了等级制度，比如语言、哲学都放得比较高，而艺术相对低一些。他表示，教育是学术能力和艺术自信完美的结合，因为学术能力基于已知的知识，而艺术自信是基于创造的敏感性，它激发想象力，激发创造力，激发创新能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的。在21世纪激烈的竞争当中，艺术教育、艺术自信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范迪安认为，面对未来的艺术教育我们首先要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更好地选拔人才，第二是让他们以什么样的出发点进入受教育的空间。“这么多年我也观察了西方的教育，西方从战后开始，随着抽象表现主义的盛行，反映到艺术教育中，基本上是一个‘抽象+’的模式。 ”范迪安说。所谓“抽象+”就是无论进入哪一类艺术院校，都是在抽象艺术的起点上开始实施教育，这点令很多从中国到西方学习的学生很难适应，因为西方很多的艺术教授，只要看到画有具象的作业就扔掉，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抛弃具象基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到今天，无论西方是否有所调整，但至少在中国我们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模式—— “现实+” ，要促使学生从一开始就认识了解现实，要培养对现实关注的一种敏感。在这方面中央美院最明显的调整就是在招生考试上，“素描人物是所有中国的艺术院校里考试必考的题目，在中央美院，我们加长考试时间至6个小时，还有色彩的考试也是如此。但这些年我们更多地加强了学生对社会感知的表达，并逐步上升为对文化的思考。比如，近两年我们出的考题就不仅仅是表达一个物质性的形态，把鲍勃·迪伦的歌词《答案在风中飘荡》作为考题，以此让学生在短短的时间里调动他的社会感知或者说一点初步的文化思考。 ”范迪安表示，如果考生有才华的话，在他的笔触、色调和构图中都能体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现象学的考试，让他去掉很多的遮蔽，使本质呈现出来，这个本质就是学生的天赋和修养。 幕间时刻当何去何从 高士明将中央美院建院百年、中国美院建院九十年的纪念之季，概括为是艺术史上的幕间时刻，一幕已经结束，下一幕还未开启。范迪安对此十分赞同，他认为，两个“幕” ，其实也划定了两个空间，幕间也就是在边界，边界有政治、军事、地缘等这些可以看得见的边界，当然更有不同学科领域所构筑的知识领域所导致的边界，是我们身处不同领域碰撞、交融、交叉的边界，对于艺术和艺术教育而言，我们更是直接处在现实与虚拟现实、日常生活经验与视觉表达方式、作为信息的图像和作为艺术的图像等这些方面的边界。其实在一个具体的领域中眺望别人的领域是很困难的，面对陌生的知识，我们首先会抱有犹疑，所以，对话、交流是最为有效的方式。 于尔约·索塔玛是一个来自芬兰的设计者，他称自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说， 50年后的职业生涯跟今天绝对不一样，那是一种对话式的未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技术的碰撞、人性的碰撞、不同职业的碰撞。设计不仅是理解世界，而且是找到解决世界上出现的各种“疑难杂症”的办法。近几年中国在经济、文化、工业和社会方面取得巨大进步，正在成为世界主要的知识型工业化国家之一，中国的宏伟目标是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这个过程中设计被看作是现代社会达成此目标的基石， 21世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设计和创新的世纪，而艺术和科学的结合能帮助我们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和思考方式。 这些年美国的大学有一个STEAM计划，就是把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加在一起。范迪安认为中国的艺术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更多在艺术教育基础上与科技形成更多的融合。最近埃利亚松的展览在北京比较活跃，他曾经做过许多类似于博物馆里面的太阳、大桥下面的瀑布，以及城市空中的彩虹等运用新科技、新材料、新技术所构成的艺术。大家都觉得他的作品不仅提供的是新的奇观和体验，其实更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和艺术之间交融的许多可能性。这对于今天中国的社会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新产业的产生尤为重要。“比如说已经有一些企业家来和我探讨如何在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充电插头上建立更多和艺术的结合，虽然新能源汽车的功能还没有完全达到人们期许的高度，但发展是非常快的，而且无人驾驶汽车在中国已经不是神话了，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告在北京将会建120公里长的无人驾驶汽车的车道。当然，这些汽车不仅是以新的性能吸引人，还需要有新的造型、新的产品美学等等。所以，科技和艺术的结合对艺术院校来说应该会带来新的时代。 ” 于尔约·索塔玛在发言中提到了当代设计之父维克多· J ·帕帕奈克，他是20世纪60年代的人物，曾经出版过《环境和百万人类》 《为真实世界设计》等著作，不过那个年代他的主张并不主流，他曾说很少有职业能够像工业设计一样有杀伤力。而他所追问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设计什么、为谁的利益服务，他认为对于设计者来说最关键的事情就是将设计与人类关联。“这是设计师要认识到的责任。 ”于尔约·索塔玛说，其实这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 2008年京都设计宣言的签署，就涉及以人类为导向的设计思维，这样的思维方式对于教育界是非常关键的。于尔约·索塔玛说，因为我们所做的就是要以人类为目的、以人类为导向。要思考艺术家花费了时间与精力的同时，想要获得什么样的影响力？日本工业设计界先驱荣久庵宪司，于1961年设计的“龟甲万餐桌酱油瓶”大受欢迎，成为全球热销品，还曾参与秋田新干线“小町”号、成田特快、雅马哈的摩托车等各种工业设计，以及大阪世博会等展会设计。荣久庵宪司在中国讲学时曾有学生提问，你的人生中做了这么多的设计，想拥有的影响力是什么？他的答案是，“我想试着为世界增加美丽”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