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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没有雕塑家的中国雕塑史

http://www.newdu.com 2018-03-01 《中国艺术报》 冯骥才(中国文联 参加讨论

    ◎ 中国的雕塑从来没有解剖学的成分,就像绘画没有透视学的成分。但是必须强调,不因为没有解剖学中国雕塑就不“科学”、不“真实”,就“落后”了,中国雕塑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所建立的是“传神至上”的雕塑王国。在中国人看来,艺术的最高追求不是真实,而是传神。
    ◎ 乡土雕塑大量的存世杰作,具有千姿万态的美,且承载了大量和无形的文化信息,但它至今仍是没有真正揭开的雕塑史的一角。特别是那些反映着古代中国人精神向往的千姿万态、神奇又优美的民间偶像,在艺术上并不亚于那几大石窟的经典巨作,但是如今已多数无人识得,能叫雕塑史这一角成为永恒的空白吗?
    我国是雕塑大国,其历史成就堪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雕塑比肩并立。但是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中西雕塑相对封闭,除去在丝绸之路和佛教东渐时期,中国雕塑间接受到“西来”的影响,然不论其宗旨、法则、技艺、造型、审美语言,还是历史嬗变的历程,皆自成体系。本文设四题,对中国雕塑自身的一些特征进行探讨。
    一
    没有雕塑家的雕塑史
    我国对雕塑的鉴定没有个人风格的判定,只是时代风格和地域风格的判定。中国雕塑史有一定的模糊性。
    中国雕塑史始自远古,及至近代;数千年来景象万千,遗存杰作浩如烟海,然而若要从中寻找几位雕塑家,一定落得空茫。不像西方,从古希腊的菲狄亚斯、波利克里托斯、利西普斯到文艺复兴的米开朗琪罗、多那太罗,再到贝尼尼,及至罗丹,大师巨匠如满天星斗。西方的雕塑史既可以其名作串联起来,也可以雕塑家的名字贯穿;中国的雕塑史则不然,所有经典作品,几乎都没有作者姓名;那些史书上偶见人名者,却不见其作。我们的雕塑史只是作品史,或是佚名的作品史。原因是什么?
    其实艺史伊始,画工塑手全都是芸芸众生,渐渐才显露出声名。在我国由魏晋至唐,社会文化繁盛,楼阁寺观勃兴,一些擅长绘画与雕塑的人有了用武之地,才华如花绽放,颇受社会尊崇,他们的“大名”也为世人所知,如顾恺之、展子虔、陆探微、张僧繇、曹仲达、戴逵父子、僧祐、吴道子、周昉、杨惠之等等,这中间有“光耀古今”的大画家,也有大雕塑家,不少人还多才多艺。有的是民间画师、雕工中的佼佼者,也有的通晓诗词音律,本身就是文人。在那个时期画家和雕塑家是平起平坐的,彼此不分高低。《五代名更补遗》中是将绘画与“塑作门”和“雕木门”并列的,各种艺术互相影响,这情况挺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
    可是,有一点值得注意,我们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有一点不同——
    宗白华先生在谈到文艺复兴时期时,说到一个重要问题,即西方的绘画与雕塑的关系问题。他说“西方的绘画受雕塑的影响”。这可能因为西方雕塑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如日中天,其成熟先于绘画;在艺术上,成熟的一定要影响不成熟的。可是中国刚好相反——是绘画影响雕塑。比如,北齐时代佛造像出现的那种奇异又优美的“薄衣贴体”的风格,其来由一直令人困惑。我曾请教过钱绍武先生,他说“来自于中亚”。我想他对此肯定做过专题研究。因为北齐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绘画语言是曹仲达的“曹衣出水”。曹仲达来自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曹国)。正是这位画家从异域带来的时髦的画风,影响了风靡一时的北齐的雕塑风格。这是中国雕塑史上“绘画影响雕塑”一个突出例证。
    进而说,中国绘画对雕塑更本质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雕塑强调线条,这因为中国绘画是以线造型;二是中国雕塑看重二维的正面效果,而不是三维的立体形象。二维效果正是绘画效果。
    然而,西方文艺复兴与我们更“深刻”的不同是对人性的解放和对个人的肯定(布克哈特),这样就把艺术从神权下解放出来,并使艺术家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相对之下,中国的雕塑主要是服务于宗教,只能去诠释宗教的本义,没有个人的思想精神与艺术精神,也就没有创造,真正意义的雕塑家从何出现?
    这个问题到了宋代更加突出,宋代的绘画走向精英化。一方面是皇家建立画院,画家入朝封官,进入殿堂,身份由画工变为画师,个人才艺得到激扬,技术上日趋精熟;另一方面是文人画的出现,绘画在文人手中,渐渐成了个人心性与审美个性恣意抒发的文化方式,不再为神权也不为皇权服务,从而使绘画走上精英层面,真正意义的画家也就出现了,画家开始把自己的“大名”堂堂正正题写在画面上。
    但在这方面,绘画却没能影响到雕塑,雕塑始终站在原地没动。原因之一是这种与砖石木工打交道的事很难进入文人的书斋文房,也为文人所不屑;原因之二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中国雕塑绝少为人立像,故古代普通人的雕塑形象只有从“代人送死”的明器(俑)中寻找。古代中国造像的主题始终是宗教偶像。制作偶像的人是没有地位的。所以,雕塑作为一种行业始终在民间,从未进入过精英层面,再高超的雕工塑手也被视为皂隶之流,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何名之有?这便是中国雕塑史一直看不到雕塑家的缘故。
    没有雕塑家的雕塑,本身就不会有个人艺术上的自觉,也无理论;在我们的美术史籍中,有卷帙浩繁的画论,却几乎没有雕塑的论著。当然,也就很难看到明确的个人风格。
    故此,我国对雕塑的鉴定没有个人风格的判定,只是时代风格和地域风格的判定。从时代风格上判定是纵向的,比如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风尚与审美,这很明显。张大千先生当年对敦煌莫高窟的断代,就是从窟中壁画与雕塑的时代风格来划分;但往往在时代更迭期间,风格上就难以区分了。从地域风格上判定是横向的,如山西、陕西、四川、福建等;各地有各自特有的气质、传统与使用的材料,特征便彼此不同;可是由于地缘上的影响和交流,相互又难以辨清。至于那些湮没其中的无名无姓的无数的天才艺人更是无从得知!
    中国雕塑史有一定的模糊性。
    每次面对着云冈石窟,我常常有两种感情:一种是民族文化的博大雄厚,成就之灿烂与巍峨,使我感到骄傲与自豪。同时,由于找不到曾经那些千千万万才气横溢的创造者——具体的个人,又感到历史的空寥与不平。然而,历史是无法补救的,这恐怕就是充满遗憾的历史的本身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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