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是中国数代封建王朝都城所在，其升平歌舞、似锦繁花并非文学描述，而是浩浩史册中查有实据的历史实景。礼乐的雅与俗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从长时段看，那些流传久远富有生命力的，恰恰是洗却铅华、雅俗共赏的音乐形态。”2014年冬天，一个温暖的午后，在素朴典雅的办公室，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西安音乐学院院长赵季平娓娓道来。 源于民间更显厚重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安等地盛行的鼓乐（或称长安古乐），千百年来之所以能绵延不绝，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当地厚重的历史文化根基和开放多元的文化取向，这里既有民间艺人、宗教界的一份执著，更有传统文化自身所具有的质地坚硬、沁人心脾的精神魅力。对此，您能否从音乐专业本身予以解读？ 赵季平：人类的音乐创作非常古远。就具体的乐曲说，原始的乐曲是民间的集体创作或民间艺人的个人创作，专业的乐曲是音乐家汲取了宗教精神或艺术原料创作而成的。《诗经·国风》大都是民间歌谣，《楚辞》中有些作品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加工改编的，魏晋六朝上层社会流行的琴曲也有不少直接来自当时的相和歌及相和大曲。描写秦汉之际楚汉鏖战的琵琶曲《十面埋伏》，两段尾声是来自民间曲牌《五声佛》和《撼动山》的曲调。 许多研究者发现，西安鼓乐与唐宋大曲或俗乐的曲体形式，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很自然地关注到民间鼓乐的结构方式。古乐学者对于西安鼓乐的行乐、坐乐、歌章、鼓段、套曲、散曲以及鼓乐所用之民间术语等，均有研究和考察。西安鼓乐在师承关系、演奏风格以及人员构成上可分为僧、道、俗三个流派。其中，僧派演奏者多为平民、僧人，其音调较高，悠扬而热烈，这种演奏风格应该与其传经、适应听众习惯有关。而道派主要为城隍庙道士所传，音调较低，平和、幽雅。俗派则是由于僧派中的一部分乐曲长期掌握在农民手中，不断吸收民间音乐，逐渐和僧派有了区别，形成音调高扬、浑厚、热烈的风格。 这种风格的分化，其实至少在唐代已经奠定。当时，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扶植，佛教和道教均极为兴盛， 宗教音乐也随之兴盛一时，数量众多的僧人、道士构成了一个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特殊群体，他们中的不少人即是宗教音乐演奏者。而在中国古代，作为宗教活动中心的寺院、道观，往往同时也是人们进行文化交流的场所。唐代以来，终南山北麓一带遍布佛教寺院，佛寺中讲经的高僧大德为使其“俗讲”更加形象、轻松，往往采用音乐伴奏直观解经。西安鼓乐的厚重优雅从这里可以找到一些根由。 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天的西安鼓乐，看起来大多数是器乐演奏，似乎没有了手舞足蹈、歌以咏志的形态，这种存在方式也是历史传承的结果吗？ 赵季平：加上必要的历史前提，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从宫廷燕乐脱胎而出或者说与宫廷燕乐高度契合的古乐形态，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有一个市民化、世俗化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与伴随着朝代更迭的“正声”式微也都是封建历史的常态。学界的定位是：唐传西安鼓乐是脱胎于唐代燕乐并在多方面继承唐宋音乐传统、在发展中不断吸收元明清历代艺术及各地民间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至今仍存活于我国民间的传统音乐形式。它采用宋代“俗字谱”记谱形式，曲目丰富，内容广泛，调式风格各异多变，曲式结构庞大复杂，是吹奏乐器、弹弦乐器以及击奏乐器有机结合的大型合奏乐，是最具中国古代音乐特质的古老乐种，因而被称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活化石”。我以为这种看法是恰当的。 从现状看，西安鼓乐主要是器乐演奏，从历史看，它可能是歌、舞、奏混为一体的艺术品种。作为研究一个乐种的基本的也是主要的材料，单就乐谱来说，西安鼓乐的乐谱和其他民间乐谱一样，都只记出一个大概轮廓，要付诸演奏，须有艺人的再创造。西安鼓乐，是先由乐社先生“韵曲”，即将乐谱韵唱成能演奏的曲子，然后艺人根据先生的“韵曲”进行演练。而它的很多曲目，原来就是有歌词（诗、词、曲）可以唱的。如见于《教坊记》（唐·崔令钦撰）的《后庭花》、《遐方怨》、《柳含烟》、《鹊踏枝》、《望月婆罗门》等，见于《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的《啄木儿》（此曲名在宋“诸宫调”中已出现）、《端正好》、《倘秀才》等，就属于这类乐曲。这些乐曲经过长期的传承、衍变，作为西安鼓乐的曲目，已成为器乐曲而不是声乐曲了，而且在曲调、节奏、情趣等方面肯定有了不少变化，甚至已面目全非；而有的乐曲却又可能较多地保留原有的结构形态。这都需要今天的人们重新整理、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