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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艺术学研究新命题 朱平珍：近些年来，您开始转向艺术学研究，提出并阐释了“国民艺术素养”、“素养论转向”、“艺术公赏力”、“文化的物化”等一系列富有理论张力的新命题，为艺术学这一新的“学科门类”的建设作出了切实的贡献。想请您谈谈您个人由美学、文学而转向艺术学的这一过程，并谈谈您对艺术学科升格为“学科门类”之后的展望。 王一川：我这些年的思考重心逐渐从文艺美学转向艺术学，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文艺美学本身的跨学科特性的导向缘故，它促使我多年来习惯在文学与其他艺术之间来回跨越而无逾矩之虞；另一个是在学校的工作重心转移的缘故：当时的北师大校领导刘川生书记和钟秉林校长等派我到艺术与传媒学院任院长。这一新工作岗位让我不得不把更多精力放到各门艺术的理论思考和艺术概论课程教学中，而且还承担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具体组织工作。至于艺术在当前越来越受到国家战略的重视、艺术学又顺利实现“升门”之举等与艺术的社会影响力疾速提升相关的诸多因素，则是时运所致了。至于提出一些艺术学新命题，则是顺理成章的事。艺术学升门总的看是大好事，客观上反映了艺术及艺术学的社会影响力都获得提升的事实。但从中国艺术学的发展历史看，则需要冷静地看到存在的问题。例如，与中文、历史和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相比，艺术学的学术积累总体上要浅或薄些，所以急需以清醒的学科意识和冷静的治学态度去夯实基础。同时，艺术学在我国历来长于艺术创作、表演或实践，现在突然间裂变出五大一级学科来，它们如何真正具备文史哲那种“学”的基础？则实在需要艺术学界全体同行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这样的差距绝非一次来自学科体制上的升门决定就可以填平。所以，艺术学升门后更应该冷静地潜心从事艺术学理论与历史等基础建设，切莫急功近利。 “艺术公赏力”的提出和阐释 朱平珍：在您提出的一系列有关艺术学研究的新命题中，根据我个人的感觉，“艺术公赏力”是其中比较重要、也颇有影响的一个，请问您是如何提出“艺术公赏力”这一艺术学新命题的？ 王一川：我提出艺术公赏力概念，决非出于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了几年来的艰苦摸索。这样做首先来自一种迫切的需要：艺术研究范式如何顺应当前我国艺术新的存在方式及其必然要求而做出改变。 一般地说，特定的艺术研究范式的选择和建构，是服从于特定的艺术存在方式的需要的。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我们曾经经历过大约五种艺术研究范式的持续的和交叉的影响。第一种范式可称为艺术传记论范式，它强调艺术的魅力归根结底来自艺术家及其心灵，因而艺术研究的关键在于追溯艺术家的生平、情感、想象、天才、理想等心灵状况及其在艺术品中的投射。第二种是艺术社会论范式，认为艺术的力量来自它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以及评价，从而把艺术研究的重心对准艺术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第三种是艺术符号论范式，主张艺术文本的表层符号系统中蕴藏着更深隐的深层意义系统，需要借助20世纪初以来的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分析学、结构主义、现象学等方法去透视。第四种是艺术接受论范式，倡导艺术的效果在于公众的接受，要求运用20世纪后期的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等去分析。第五种是艺术文化论范式，注重艺术过程与特定个人、社群、民族、国家等的文化语境的复杂关联，主张运用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方法去阐释。这些研究范式诚然各有其学理背景及特质，也都曾经在艺术研究中起过特定的作用，但是，当新的艺术方式发起有力的挑战时，它们还能稳如泰山吗？ 因此，我们需要开拓和建构新的艺术素养论研究范式。这种艺术研究新范式把研究的焦点对准公众或国民的艺术素养，认为正是这种艺术素养有助于公众识别和享受越来越纷纭繁复的艺术的纯泛审美互渗状况。如果说，以往的五种艺术研究范式都不约而同地把焦点投寄到艺术家或艺术批评家身上，即使是热心关注读者接受的艺术接受论也只是表明专业研究者的重心转变而已，那么，正是艺术素养论才得以把研究焦点真正置放到公众的艺术素养及其培育和提升上，而这种素养得以让公众识别什么是纯泛审美互渗，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它产生自身的体验和估价。作为一种新的艺术研究范式，艺术素养论首要地关注的是国民或公众所具备的感知艺术的素养，特别是如下两方面的艺术素养：一是在剩余信息的狂轰滥炸中清醒地辨识真假优劣的素养，二是在辨识基础上合理吸纳真善美价值的素养。既然艺术素养论首要地关注的是国民或公众所具备的在剩余信息的狂轰滥炸中清醒地辨识真假优劣的素养，以及在辨识基础上合理吸纳真善美价值的素养，那么，对于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就有了一个与过去判然有别的新的知识论假定：艺术的符号表意世界诚然可以激发个体想象与幻想，但需要履行公共伦理责任。这应当属于公民社会中一种美学与伦理学结合的新型知识论假定，具体地体现为一种新型的公共伦理的形成。这样，根据上述新的知识论假定，不再是艺术的审美品质而是艺术的公赏力，成为新的艺术素养论范式的研究重心或关键概念。 朱平珍：希望您能对“艺术公赏力”这一艺术学新命题作一简要阐释。 王一川：艺术公赏力，是我经过多年思考，参照传播学中的“媒介公信力”(public trust of media)或“媒介可信度”(media credibility)概念，根据对于艺术素养的研究需要，而尝试新造的概念。与传播学把媒介是否可信或可靠作为优先的价值标准从而提出媒介公信力不同，当今艺术对于公众来说，诚然需要辨识其可信度，但最终需要的却不仅是可信度，而且更是建立于可信度基础上的可予以共通地鉴赏的审美品质，或者简称为可赏质。如果说传播学通过媒介公信力概念而突出媒介的信疑问题，那么，艺术学与美学则需要通过艺术公赏力概念而强调艺术的可赏与否问题。可以说，可信度基础上的可赏质才是当今艺术至关重要的品质。但这种可信度基础上的可赏质靠谁去判定和估价呢？显然不再是仅仅依靠以往艺术学与美学所崇尚的艺术家、理论家或批评家，而是那些具备特定的艺术素养的独立自主的公众，正是他们才拥有艺术识别力和鉴赏力。由于如此，艺术研究需首先考虑的正是艺术的满足公众鉴赏需求的品质和相应的主体能力，这就是艺术公赏力。艺术公赏力，在我的初步界定中，是指艺术的可供公众鉴赏的品质和相应的公众能力，包括可感、可思、可玩、可信、可悲、可想象、可幻想、可同情、可实行等在内的可供公众鉴赏的综合品质以及相应的公众素养。艺术公赏力作为一个有关艺术的可供公众鉴赏的品质和相应的公众能力的概念，包括如下具体内涵：从社会对艺术的基本要求看，艺术公赏力表现为艺术品所具备的满足公众信赖的可信度；从社会对艺术的审美需求看，标举艺术公赏力意味着，艺术需要具备满足公众鉴赏的可赏质；从公众的信任素养看，艺术公赏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公众对艺术是否可信所具备的主体辨识力；从公众的审美素养看，艺术公赏力还表现为公众对艺术是否美所具备的鉴赏力；从艺术的生存语境看，艺术公赏力概念力图揭示如下现实：艺术不再是传统美学所标举的那种独立个体的纯审美体验，而是在纯审美与泛审美的互渗中呈现出越来越突出的公共性。艺术公赏力，就是这样在艺术可信度与辨识力、艺术可赏质与鉴赏力、艺术公共性等概念的交汇中生成并产生作用。 自觉应对“艺术学”新挑战 朱平珍：“艺术学”从在2011年起成为统辖五个一级学科的独立的学科门类即第13个学科门类，这应该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您认为这已经和正在给全国艺术学界的研究与教学带来怎样的新变化？ 王一川：当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时，研究上的新挑战便接踵而至。简要地看，以下几个矛盾性问题是值得重点关注的，第一，社会影响力提升但学科实力薄弱；第二，艺术特殊性凸显而艺术普遍性淡忘；第三，普通艺术学独立而与部门艺术学分离；第四，普通艺术史与部门艺术史关系成疑；第五，部门艺术学科群的内在逻辑亟待梳理；第六，两大视觉艺术学科之间的分离代价应予重视。以上只是简要的矛盾问题列举，其实远远不止这些。沉浸在升门喜悦中的我们，确实有必要随处保持清醒的头脑。带着忧思去面对矛盾，正是为了更加冷静地迎接复杂的挑战。 同上面的艺术学研究新挑战相应，艺术学教学也随之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其实，研究上的问题与教学上的问题本来就是不可分离地相互缠绕在一起的，它们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教学上的问题更能暴露研究上的深层症结或症候，而且表露得更加急迫。一是急需建构五个一级学科教学与教材体系；二是根据五个一级学科设置而重新认识各部门艺术的特性，特别是重新认识音乐与舞蹈的艺术群特性，以及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的艺术群特性；三是认真研究跨媒介艺术交融在当前艺术中的作用；四是分析中国当代艺术体制对艺术的构型作用；五是研究当前中国艺术创作新趋势，并探索中国艺术美学传统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六是关注当代艺术批评的新格局；七是重视当代艺术观众在艺术生产中的新角色。这些只是列举，当然还可能更多。我想，梳理和应对这些问题，可能推动艺术学逐步地走向成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