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倾向于把现代性看作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体，特别是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合理化、工具化和科层化现象；与其文化的尤其是审美冲动之间的紧张关系。
    许多西方思想家都从不同角度论及这一冲突。韦伯指出了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哈贝马斯把这一冲突描述为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价值上的对立；贝尔则形象地比喻为企业家的经济冲动与艺术家的文化冲动之间的碰撞；卡利奈斯库认为存在着社会现代化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抗；鲍曼指出现代性的和谐就是其文化与其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张；维尔默则径直把这一冲突概括为启蒙现代性与浪漫现代性的对峙。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冲突既不是传统性（前现代）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而是现代性自身的内部张力。......
    通过社会理论的视野，美学的思考便不再局限于学科化、抽象化的路数，而是更多地强调其对社会文化实践的直接反思，强调非学科化和跨学科的方法，强调政治和道德的价值论立场。也就是说，现代性的美学研究应有跨学科的视野和鲜明的价值论态度。于是，社会理论的广阔视野和价值论立场被引入审美现代性的研究，将使我们摆脱原有的美学研究的某种局限性，为审美现代性寻找到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参照系，以及更加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性。这样一来，我们对审美现代性所具有的“反思性”的认识便进入了更高的层面：反思不仅是对现代性现象的反思，也包含了对我们审视现代性的审视本身的反思。社会理论的反思性与美学传统的融合，建构了我们重新考察现代性的视角。正如布尔迪厄所提倡的那样：
    “一种真正的反思社会学必须不断地保护自己以抵御认识论中心主义，‘科学家种族中心主义’，这种‘中心主义’的偏见所以会形成，是因为分析者把自己放到一个外在于对象的位置上，他是从远处、从高处来考察一切事物的，而且分析者把这种忽略一切、目空一切的观念贯注到了他对客体的感知之中。……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说理论知识毫无用处，而是试图提醒我们必须了解理论知识的局限，并用一种具有局限性的解释和科学阐释的局限性，来伴随所有的科学解释：理论知识应该把它最主要的成就归功于如下事实，即产生它的条件并不是实践的条件。”（注：包亚明主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103页。）
    经典美学的局限性（精英主义、资产阶级趣味、客观性、普遍知识和原理等）尚缺少对自身的反思性，在研讨审美现代性问题时，这些局限性将会歪曲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因此，引入社会理论的反思性，恰恰是为了改变美学局限进而使之具有反思功能。诚然，社会理论本身也包含了对其自身的理论设定、价值立场和批判性的反思，没有这一点它也将失去自身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总而言之，不断地反省我们据以思考审美现代性的思考本身，不断地提醒自己这种思考本身与思考对象的复杂缠结关系，正是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关键所在。
    由此，我们便进入了审美这个关键词的解析。从词源学上说，审美的本义在于它的感性直觉性质。美
    学之父鲍姆加通命名美学的理由之一便是Aesthetica这个词的希腊文含义是感觉或直觉，它不同于理性和推理思维。在鲍姆加通的时代，理性被认为是探求真理的惟一途径，它高于并优于其他任何形式。鲍姆加通为美学命名其实隐含了一个潜在的目的，那就是对大陆理性主义的唯理倾向的反拨和纠偏。假如说在鲍姆加通那里这个倾向尚不明显的话，那么到了康德、席勒和黑格尔那里，看似简单的美学命名其实与现代性问题不期而遇了。康德强调了审美的无功利性，席勒关注审美弥合现代人性分裂的功能，黑格尔指出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所有这些表述均彰显了审美在现代社会中的独特性质。这种思想到了韦伯那里，径直被表述为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化为审美的世俗救赎提供了可能性。这个主题后来成为当代思想的一种主潮。回到一个基本主题上来，两种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或文化、或浪漫）现代性——之间的冲突，构造了审美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内在发展逻辑。换言之，审美现代性的问题必须在与启蒙现代性的参照中才可以得到解答，它的文化意义是相对于启蒙现代性而存在的。
    我主张审美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和价值，但是需要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种参照或相对的意义。在德国美学传统中，有一种夸大审美现代性功能的倾向。从某个角度说，这种夸大审美功能和乌托邦性质的美学理论，确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功效，因为它把被遮蔽和忽略的审美现代性的独特功能凸现出来。但是，无论席勒、康德抑或黑格尔，以及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某些程度上都有一种夸大审美现代性的倾向，在那些宏大的审美解放的方案中，包含了太多的理想和乌托邦成分。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在两种现代性张力的格局中，审美现代性的确发挥着其他力量所不可取代的独特功能。但是，我们对审美现代性的理解和解释必须放在这个格局中来考虑。任何脱离这一格局片面夸大审美功能的做法都是不妥的。即是说，我们可以把审美现代性设想为一种启蒙现代性的“他性”。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它不同于认知——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话语，属于审美——表现理性话语。这种“他性”如果脱离了前者的参照便失去其相对意义。可以肯定，启蒙现代性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恰如前引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双重现象所发现的那样，其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同时存在。而审美现代性决不可能取代启蒙现代性的正面功能，它只是相对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负面影响而有所作为。那就是说，审美现代性作为启蒙现代性的一种“他者”存在，旨在克服或改善启蒙现代性所带来的消极的负面作用。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的张力格局造就了它的重要机能，但从根本上说，它本身又是启蒙现代性的产物。因此，对审美现代性的思考一定要关联这种复杂的语境。

责任编辑：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