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2000年上海双年展看作当代艺术在中国合法化转型的开始，2011年上海美术馆解体为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当代博物馆，以及拍卖业绩的衰落，这预示着当代艺术以一种硬着陆式的转型告一段落，并进入一个先天不足和被扭曲的发展瓶颈期。
    当代艺术如同一架飞机硬着陆式的坠地，不免伤痕累累遭受重创。这架飞机在十年转型中表现出四大困境：1. 合法化只取得一个“被统战”对象的地位，但其批判性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并未获准登堂入室;2. 艺术市场呈一种初级的“传销”状态，未能转型为一个行业自律和以学术为基础的成熟市场，大量资本被浪费在没有艺术史价值的油画投资上;3. 对西方艺术的学习暂告结束，但没有产生突破性的标志艺术家，反映出几代艺术家在艺术学养上的先天不足;4. 艺术投资、展示、传播和市场等领域新加盟的人口暴增，但大部分从业人员不懂艺术，使得这些领域呈一种低水平的表面繁荣，当代艺术总体上过度的商业化、时尚化，不再具有前卫主义的性质。
    798还是不是当代艺术中心?
    
    在经历了艺术家工作室区、商业画廊和民营美术馆聚集地两个阶段后，798艺术区正进入一个综合的展示、时尚和商业中心的第三阶段。有关798还是不是一个当代艺术中心的质疑进入了媒体讨论。
    798艺术区的展示内容不再是纯粹的前卫艺术或当代艺术，即包括商业艺术、劣质当代艺术、传统国画、时尚产品、民间工艺品、行画以及三流街头雕塑，甚至还有相当于文革宣传画和假大空风景的北朝鲜油画。这些展示艺术的乱局状态表明798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理论上，798艺术区正在从当代艺术展示中心向一个商业艺术和时尚中心转变。
    专门销售北朝鲜油画的名为万寿台创作中心的入住，是对798作为一个当代艺术中心形象的颠覆。北朝鲜油画仍然是一种极左意识形态和假大空美学的专制主义艺术，这样一家画廊不仅在798越做越红火，还在门口竖起了一个按原型比例缩小的金日成政治象征的飞马雕塑。理论上，798艺术区的非当代化，还不仅是商业化的原因，而是像万寿台画廊的入驻，对以否定文革和思想解放为背景的改革三十年艺术构成了一个讽刺。
    798的商业化也正在产生一种逆淘汰效应，越来越多的家具、首饰、皮包等设计店以及三流画廊入驻，一些好的画廊比如空白空间、麦勒画廊等一家家退出。当代艺术的过度商业化不仅体现在798艺术机构的“逆淘汰”现象，还表现在艺术创作本身的商业化，798近年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前卫展览，不少入住画廊和美术馆尽管也想展览创新，但实在找不到多少探索性作品。
    传销型的拍卖炒作走向衰败
    
    对三十年当代艺术成果的传销型和恶炒性拍卖，在2011年走向衰败是不争的事实。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 拍卖会上买不到什么好作品，当代和传统的好作品藏家都不再拿出来;2.天价垃圾的当代油画大面积流拍，明目张胆的做局难以为继;3. 著名拍卖行的拍卖预展亦假画盛行，在成交价格虚报和拍假画不承担责任两大拍卖业毒瘤不割除前，拍卖业呈现一片乱局。
    文交所是传销型的拍卖炒作一个极端例子，这种类似香港赌马式的艺术品份额化，不仅违反金融证券法(相当于可以遍地开证卷交易所)，在经历了2011年大起大落的过山车后，表面上反映了国人急功近利的资本主义疯狂，实质上跟2005年以来拍卖业天价做局模式的性质是一致的，即“资本万能论”，这一模式认为存在一个不需以学术体系为基础的艺术品的资本营销，通过拍卖会这个可规避法律惩戒的平台，可以任意操控社会舆论和市场信息，从而发展出一个操控性市场，任由幕后集团将三四流作品捧为天价。
    由于涉及到对国家金融格局的冲击，文交所在一年内被政府迅速整肃。但拍卖业整体上资本数额盘子小，其违法行为一直未能像文交所那样被迅速制止。拍卖业实际上成为市场诚信和洗钱等贪腐活动的重灾区，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文化部市场司牵头搞了一个行业公约，但这个公约形同花瓶摆设，拍卖的违法和违背职业道德的现象，通过行业自律显然做不到自我整顿，惟有修订拍卖法和加强政府监管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成熟的艺术市场。
    当代艺术体制化的异化及其批评
    
    对上海美术馆的拆分、威尼斯国家馆以及成都双年展的批评，反映了艺术圈对当代艺术体制化的失望。
    这种失望表现在：当代艺术的体制化这一成果，没有转化为更高层次的学术和探索机制，反而为少数利益集团中途拦截并控制，成为由一个左右逢源的美术官僚群体独享的肥水不外流的“麻将”游戏。在体制内推进当代艺术的官僚群体由此形成一个“伪改革”群体，对这一群体的批评声音在2011年达到高潮，尤其是针对上海美术馆及上海双年展、威尼斯国家馆的体制批评，这一体制遭人非议之处，在于打着当代艺术的改革旗号退回到全国美展的官僚主义的操控模式。
    近五年市场资本和官方机构的结合，造成当代艺术体制的异化，对这一现象的争议集中在对成都双年展的批评。成都双年展背后的资本支持，创办初期就来自民营资本和官方共同持股的联合体。随着金融危机的加深，成都双年展的幕后资本亦产生国进民退，其结果即是双年展的“嘉年华”或“旅游节”化，消减了双年展对当代文化的独立表态。
    双(三)年展变成“嘉年华”、“旅游节”以及官僚操控等异化现象，在上海双年展、成都双年展、北京双年展等都愈演愈烈，这一问题成为艺术圈路人皆知的现象，双年展、国家馆以及各种政府大展的形象由此急剧下降，其后果则是当代艺术体制重回当年全国美展的“和稀泥”文化。
    明星领衔的展览不再有号召力
    
    艺术明星在市场价格、媒体知名度以及展览评价上的过度出场和拔高，同时他们的形象不断企业家化、娱乐化和商业化，但创作上却乏善可陈，不断重复、内容空洞和故作姿态，使得对他们的展览出场产生“逆反应”，即他们的个展和由他们领衔的大型群展，不仅没有因为他们的参加令人兴奋，反而只要他们一参加，这个展览就让人有厌倦感或“审美疲劳”。
    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由明星领衔的号称要“改造历史”的超级展，以及尤伦斯中心推出的“一个名人加一个学生”展，几乎一反常态的反应平平。这种走到尽头的“名人效应”还体现在各种民营美术馆推出的三十年回顾展、名人大型回顾性个展。
    对有关“改造历史”大展的资本来源及其异化模式的争议，亦成为一个网络和媒体批评的议题。诸多当代艺术大展的运作模式正产生一种明星疲劳症的怪圈，即这种由市场操盘资本支持的民间大展，越来越类似于大片投资，只有某些明星的作品加盟展览，投资人才会同意出钱，然而，只要这些明星的无聊重复的作品一旦参展，这个展览又没什么意思了。但没有这些明星参加，又傻又市侩的投资人就一毛不拔了。
    与此相应，反而各种小型的艺术探索展逐渐受到欢迎，可见艺术展的影响不是靠钱、权力和明星砸出来的。
    青年美展和艺术院校的实验艺术教学的人文缺失
    
    “技术先行、人文缺失”成为当代艺术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艺术病症。2011年度的上海青年美展和中央美院举办的“全国艺术院校实验艺术教学成果展”，一度引发了网络和媒体热议。
    年轻一代的艺术事实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状况，比如新媒体、时尚娱乐和商业化，以及观念艺术和装置艺术进入院校教学，这些领域铺天盖地的渗透影响了下一代的艺术。新一代的艺术有进步的一面，比如在制作技术和对国际新潮流的形式跟进上，但年轻一代艺术的最大缺陷则是精神内容退回到时尚杂志的水平，这被叫做“人文缺陷”。
    另一个缺陷是，年轻一代在创作模式上仍然没有超出八五新潮一代，依然是拿来主义，即拿国外的新潮形式和概念模仿改造一下。他们的困境在于，一方面，上几代人在前二十年靠引进新潮语言在国人面前扮演“前卫”以及打中国牌的后殖民政治的红利效应，彻底被上几代人消费一空，但新的学院训练和价值观体系并未形成。造成年轻一代打不出什么牌，甚至在学术训练上并未超越徐冰这一代人的瓶颈现象。
    中央美院搞的全国院校实验艺术教学成果展正反映这一窘境，实验艺术被设计成类似写实造型的素描、写生或艺术设计的构成训练等课程，过于偏重形式练习、波普和观念艺术的模仿，但几乎没有艺术思想、文史哲以及电影、音乐、建筑等其他先锋艺术的知识训练，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当代艺术的新一代创造性的突破可能几乎为零。
    对批评家和策展人的批评
    
    对批评家和策展人的强烈不满在2011年尘嚣甚上，主要集中在批评家和策展人的收费和责难批评家、策展人没有为当代艺术提供学术支持。
    当代艺术圈确实有一批学术水平不高甚至不学无术的批评家、策展人，甚至有一些经纪人、画廊老板、官员以批评家、策展人的名义从事欺世盗名和借艺术敛财的活动。对批评家和策展人的批评，反映经过五年的资本导向、市场先行和脱离学术的资本营销的艺术模式走到了尽头，人们厌倦了天价明星、资本恶炒、当代艺术推广娱乐化，以及唯利是图的艺术家、经纪人和拍卖业，期待有一种真正的艺术批评。
    但针对艺术批评的不足以及对艺术批评的批评，仍有纸上谈兵以及表面议论之嫌。比如大家光是鞭策别人批评做得不好，但自己不身体力行拯救学术;有关批评家和策展人的职业收费，这应是商业社会有关学术职业的正常之举，问题不在该不该收费，而是如何谨守收费后的职业操守。正如伟大艺术家的作品可以卖天价，但他自己不该参与到销售环节，或者找枪手创作。
    前五年新兴资本加入当代艺术，但是这些资金大部分投入市场交易环节，资本只管收割前三十年的艺术探索成果，恶炒新艺术品，但对学术和批评的基础建设一毛不拔，这不仅使前景甚好的新艺术体制变成一摊乱局，丧失了良性提升的最好时机，而且误导了社会和年轻一代对当代艺术的错误认识，比如价值观上的金钱和明星崇拜，将三流艺术家看作大师。
    对艺术批评和策展的批评，实际上体现了经过市场的第一轮狂欢后，人们终于认识到一个没有批评和艺术史研究作为基础的艺术市场是没有前途的。没有一个真正的批评和学术体系的支持，光是靠资本传销和娱乐化的媒体推广，即使把一个三流艺术家推上大师宝座，这个宝座也只能霸占短暂的时光，不用很久会被赶下来。2011年人们对明星效应的疲倦症就是一个明证。
    总体上，2011年预示着当代艺术三十年形成的创作、市场和体制化的初级模式彻底难以为继的落幕，主要表现在：艺术创作上，改造模仿外国语言的拿来主义效应不再，创造性的新方向尚未出现;在市场营销上，脱离批评和学术的击鼓传花式的传销和恶炒做局，以及娱乐化的艺术推广亦走到尽头;年轻一代艺术家在技术上追上了国际潮流，但在艺术思想上的学院训练尚未建立，造成他们与上两代一样，在本科期间先天不足的知识训练，既不懂西方亦不懂传统。
    学术研究和学院训练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不似资本炒作可以在几年内闹成“大跃进”，但这种大跃进的结果即使达到繁荣了，也只是一个悲剧，因为大量资本收购了一堆堆垃圾作品。从中短期看，当代艺术首先要做得是整顿和加强拍卖业，加快对拍卖业的两大弊端“假价格”和“假画”开刀，在立法和监管上不让拍卖会上成为一个对社会任意说谎和制造骗局却可以不受任何法律追究的平台，才能使艺术市场成为一个促进文化繁荣的平台，但这取决于政府的行动。
    当代艺术的发展进入瓶颈期，这个领域的大部分人会被堵在瓶子里，甚至永世在瓶子里折腾，只有少数探索者能最终出来。未来十年，当代艺术需要出现少数标志性的艺术家、批评家和策展人来带动艺术和市场的前进，但这种标志性现象不再可能像前二十年产生群体运动或现象了。前二十年大部分所谓重要艺术家，实际上没有能力继续突破了，这是由于他们的先天知识不足造成的，现在补课似乎也来不及了。不过，这不也不重要了，因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突破，只要有三、五个人足已。
    市场资本中短期依然会保持“宁愿出一百万买一张天价垃圾，也不出一万元赞助学术研究”的现象。不仅资本不会出现大量赞助学术的局面，国家亦不会建立庞大的基金赞助当代艺术研究，所以一切只能靠少数艺术批评家和学者的个人努力。

责任编辑：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