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学和文学理论边界论争的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着基本观念、文化立场和思维方式的对立，并且暗含了话语权的争夺和转移问题。学术要前进固然必须继承和赓续，但更加不能缺少超越和变革，特别是质的超越和变革。“电信技术”、“电子媒介”这最富有活力和潜力的生产力的大发展，带来当今世界的巨变及当下人类生存境界和审美文化实践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带给文艺学研究的绝不仅仅是扩容的需要，而是包括文艺学研究在内的整体人文学科的治学方式及学术活动样态的重要变化。其主要表征就是：学科研究→问题研究。突破学科壁垒的“问题”研究，在今天是一种有效地介入现实、且具有实践意义的方式。
    【关 键 词】守界/扩容/电信技术/学科研究/问题研究
    目前的中国学术界，有文学和文艺学的所谓“边界”问题的讨论，正在许多学者间热烈展开。近一两年来，北京和全国各地举行的各类文艺学学术会议，几乎都涉及“文学边界”和“文艺学边界”问题。有的则完全以“边界问题”为中心。我国具有广泛影响的、重量级文学理论刊物《文学评论》，自2004年第6期起，开辟了“关于‘文学理论边界’的讨论”专栏，至今已出版的两期，发表了几位著名学者的文章，其中就有在“边界”问题论争中处于“台风中心”的钱中文、童庆炳、陶东风等先生的大作。近年来的其他一些刊物，如长春的《文艺争鸣》、石家庄的《河北学刊》、南昌的《江西社会科学》等等，也有不少讨论“边界”问题的文章发表。特别是2002年以来《文艺研究》发表的许多关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有关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方面的文章，也都涉及文学艺术和文艺研究的边界问题。作为一个人文科学研究者，应当从什么地方进入这个问题，以什么眼光去审视和评述这场争论呢？
    在表面现象背后
    问题哪里是“扩容”和“守界”这么简单！
    第一，在父辈与子辈学者上述表面文字的背后，隐藏着基本观念甚至根本文化立场和思维方式的对立，因而也决定了他们双方言说立场的对立。双方提出问题和阐述问题的方式和立场根本不同，如今年第1期《文学评论》发表的李春青教授《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解读》一文所点出的：父辈学者大都持守人道主义精神和精英意识，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道德理想主义，张扬一种以审美为中心的纯文学观念和纯粹精神生活方式；子辈学者则大都带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的后现代倾向，视传统文学理论研究模式为僵化的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传统知识分子乌托邦精神价值观念的产物，是过时的、已经无法应对现实文化现象的陈旧方法和观念。
    第二，这里还存在着两个时代所赋予的不同知识分子角色的基本冲突——是做“立法者”还是做“阐释者”？以往的历史赋予知识分子做学问以“立法者”自居，做“一元主义”的学术之王，为学术立法；如今时代变了，在“多元”的时代氛围中，那“立法者”的王位已经或正在摇摇欲坠。于是多元时代的学术“阐释者”应运而生了。我特别赞赏李教授如下见解：“这种‘阐释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认同多元主义的不可逆转性，放弃‘对于普遍性和不可动摇的真理基础的哲学探求’，将话语行为改造为一种以平等的态度进行的‘有教养的交谈活动’。”（注：李春青：《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解读》，《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第三，这里也确实存在着李教授所指出的话语权的争夺和转移问题。前辈学者钱中文先生在《交叉与融通：文艺学学科建设2005高峰论坛》上做主题发言之余，指出了子辈学者要“弑父”，要剥夺父辈学者话语权的问题。（钱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辈学者，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杜书瀛研究员攻读博士学位时，也得到过钱先生和其他许多前辈学者的诸多教诲，至今难以忘怀。）撇开情感因素站在一种纯学术的立场，我想说，这种学术上所谓的“弑父”能够避免吗？学术上的变革即使是质的变革，也包含着吸纳的成分。子辈与父辈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学术继承和赓续关系，在学术继承和赓续中进行着变革和超越。父与子当携手共图学术大业。
    在学术论争中首先必须坚持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文风，必须以学术真理为追求目标，并以实践为检验学术真理的标准。要尽力摒除学术之外的东西，以一种平和的研究问题的心态去参与讨论。
    变革超越：学术发展之常态
    然而，学术正是在论争中前行的，在以学术真理为目标的批评与反批评中发展繁荣的。在论争中，吐故纳新，涤旧催新。学术要前进固然必须继承和赓续，但更加不能缺少的是超越和变革，特别是质的超越和变革。不超越、不变革，学术就成为死水一潭，故步自封，失去阐释对象的生命活力。
    学术正道是沧桑。“沧桑”者，就是说的超越和变革，也可以叫做“革命”和“反叛”，在哲学上也可以叫做“否定之否定”。美国科学哲学家、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注：[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另有一个版本是由李宝恒、纪树立翻译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出版。）中曾经描述过科学革命中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一般过程：常规→危机→革命→常规……在常规状态下，科学研究的范式趋于稳定，以它决定科学研究的方向、方法、过程、标准等等，并解决理论中的疑点。后来，反常现象逐渐增加，常规科学渐入危机并逐步加深；此时，新范式应运而生，成功解决了不断出现的新的疑难问题，得到认可，于是新范式取代了旧范式。这就是科学革命。此后，渐渐步入常规。然后，常规科学又会遇到新的挑战，又会走“常规→危机→革命……”的路。
    库恩所说的是科学革命，同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文学科变革可能有所不同。尤其是库恩说科学中的新旧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这在人文学科似乎并不完全适用。在科学（包括某些社会科学）上，当旧科学思想被新科学思想代替之后，旧的就可能失去意义、失去价值，但人文学科中却很难说后代思想产生了，前代思想就完全失去意义、失去价值。但是任何一种理论之生命力保持仍然在于能否阐释新的对象和解决新的问题。库恩的理论仍然可以给我们启发，供我们参考。总体上说，人文学科也是在不断“反叛”中前行，在不断“革命”中发展的，只是不应该把这“反叛”与“革命”，简单理解为“弑父”，而是应该理解为不断赓续与超越，继承与革新。学术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如：亚里士多德之于柏拉图，马克思之于黑格尔等等。
    人文学科的“反叛”、“革命”也常常会异常激烈。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和他的同志们响亮地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建立理论并付诸实践，中国的文艺理论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传统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转换。其间不但学术的思维对象发生了变化，而且更根本的是思维方式、治学方法，范畴、命题、观念、术语，价值取向，哲学基础等等都发生了变化。在研究对象上由以诗文等抒情文学为中心和重心转向以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为中心和重心；在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上由经验、直观、体察、感悟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理论命题、范畴、概念、术语等涵义的模糊、多义、不确定和批评形态上的印象式、点评式，转向理性、思辨、推理、归纳，理论命题、范畴、概念、术语的严格界定以及批评形态上的理性化、科学化、逻辑化、系统化。古典文论的哲学基础多是中国传统的以“善”为中心的伦理哲学或“人生哲学”（注：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在中国根本无哲学，在西方人眼光下，中国仅有一种‘伦理学’而已。中国亦无严格的宗教，中国宗教亦已伦理化了。故中国即以伦理学，或称‘人生哲学’，便可包括了西方的宗教与哲学。而西方哲学中之宇宙论、形而上学、知识论等，中国亦只在伦理学中。”见《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6页。）；而现代文艺学则多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以“真”为中心的现代形态的认识论哲学和进化论、阶级论、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古典文论多强调“征圣”、“宗经”、“道统”、“文统”、“以道统文”、“文以载道”，强调文学“劝善惩恶”的道德内涵和“温柔敦厚”、“思无邪”的诗教；而现代文艺学则更多地从现代哲学和世界观、人生观基础上关注文学与社会生活、人生价值的关系，关注文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关注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审美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文学艺术的独立品格，文学自身的价值、规律，等等。（注：参见杜书瀛为《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四卷本）写的《全书序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更近一点，则是20世纪70、8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对传统“工具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唯政治论”（文艺为政治服务）、“唯认识论”（文艺只是认识）、“唯意识形态论”（文艺只是意识形态）等等僵化和陈旧思想的强烈冲击和“反叛”，紧接着诸多相邻学科的“新方法”被大量借鉴、一系列新的文艺理论思想被不断提出。应当说这次学术“反叛”、“革命”的强烈程度也是相当巨大的。
    大变革：现在进行时
    
    眼下又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信息高科技时代的电子技术之“风”席卷中国大地，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无一“幸免”。文艺学赖以生存成长的文化土壤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我们最关心的是“电信技术王国时代”对审美文化、特别是对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的影响。因为它将要和正在对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造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冲击。这也是引起目前我们学界关于“边界”问题论争的根源。2001年，美国的米勒教授在中国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借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话宣告：“……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米勒说：“德里达就是这样断言的：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他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再也不要写什么情书了！”米勒和德里达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全信。我并不认为文学和文艺学从此走向终结，文学艺术的精灵还会换一种形式“发言”。童庆炳教授在《文艺学边界三题》中为文学永生所做的辩护是有力和可信的。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正视和重视电信技术王国时代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巨大冲击。尽管我们同米勒、德里达关于文学命运的结论不同，但又不能不承认，米勒和德里达们关于“文学终结”的理由相当具有震撼力。米勒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那么，“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是怎样被“改变”的呢？请看米勒下面的话：“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无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和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我们都知道这些装置是什么，而且深刻地领会到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怎样在过去的150年间，变得越来越大。”于是就渐渐造成了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如下状况：“民族独立国家自治权力的衰落或者说减弱、新的电子社区或者说网上社区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出现的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就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和情书）——这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三个后果。”（注：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米勒2003年9月再访北京，带来了他的新作《论文学》，仍然申述原来的观点。）米勒和德里达们所提示的文学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的改变在我们这里也已经和正在发生着。
    同文学艺术的生存前提最直接相关的变化，是电子网络文化带给人们审美感知经验的浅表化、零散化及泛化。在一个享乐主义的文化系统之下，美学或者审美策略，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审美不再只是“精神贵族”——少数知识分子的“高雅活动”，而成为普通大众所普遍采取的一种生活策略。因此，必须重新理解审美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把美学从对文学艺术的狭隘关注中解放出来：“美学已经成为一种更宽泛更一般的理解现实的方法……并导致了美学学科结构的改变，它使美学变成了超越传统美学、包含在日常生活、科学、政治、艺术和伦理等之中的全部感性认识的学科。……美学不得不将自己的范围从艺术问题扩展到日常生活、认识态度、媒介文化和审美—反审美并存的经验。无论对传统美学所研究的问题，还是对当代美学研究的新范围来说，这些都是今天最紧迫的研究领域。”（注：[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参见该书第1编“美学的新图景”，第2编第9节“走向一种听觉文化”，第10节“人工天堂？对电子媒体世界和其他世界的思考”。）审美文化的版图（无论是“面积”还是“结构”）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原有文学艺术不会消失灭亡，艺术博物馆还会存在发展，但它们在这块版图上所占据的份额和位置还会如同以前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既然如此，理论形态的“与时俱进”，其对象、方法、思维形式、叙述模式等的变化就不可避免，既然如此，“边界”——无论文学的边界、艺术的边界，还是文艺理论的边界、美学的边界，还有必要去“斤斤计较”，划分得那么清楚吗？
    少做些划界，多研究问题
    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和价值在哪里？是在某种或大或小的界域中进行自圆其说的论证、理论本身的自我说明？是斤斤于“边界”的划分？是“守界”或是“扩容”？还是不断发现当下时代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问题，面对它们继续保持理论的应对和阐释活力呢？我认为是后者。不论主张扩容，还是竭力守界，双方在如何划界的问题上花费太大力气显得意义不大。在今天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许多审美现象本身就已经是诸多品质意味的复合体，与诸多学科相关联。作为人文学科的学者当务之急是：在与相关学科的相互激发相互生成中，努力阐释审美文化在新形势下冒出来的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品类、新问题。而不是急于划分界域。况且，边界是很难人为划定的。学科边界的相对性及其游移状态是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科研究的常态。陶东风教授在他那篇《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的论文中，以中国20世纪初和英国17、18世纪关于人文学科边界游移的事例，论证“边界”并非一成不变，文艺学的“边界”、研究对象与方法乃至文学艺术的概念，不是“永恒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建构物”，并针对当前情况提出“传统的文艺学研究范式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文艺活动新情况”，“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必然要改写‘文学’的定义以及文艺学的边界”（注：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等等，这些观点是有道理的。历史事实证明，边界是划不清的——还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相对边界虽然不能说没有，但绝对边界是找不到的。既然如此，还是多研究些问题吧。
    今天这个读图时代大量涌现的光怪陆离的文化艺术现象，使传统的文艺学范式在许多方面失去了言说能力。与1980年代中后期相比，文艺学今天面临的变化的确来得太巨大、太深刻了。不仅有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相互交融，更有审美与科技、审美体验与生活体验的融合互渗；不仅有创作观念、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更有文学艺术的整体存在方式的变化；在审美感知经验发生变化的同时，人们（包括文艺家、学者）的精神生存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从来没有遭遇如此严峻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巨变面前，是将大量精力倾注于一种本来并不确定、本来就相对游移的学科边界的厘定来得有意义呢？还是去积极应对问题——诸如：这些新出现的审美文化现象（例如网络文学、网络歌曲、短信小说……）是如何生长出来的？它们在审美品格的形态特质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前景如何？走向怎样？怎样借鉴本学科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资源去阐释它们？其他人文学科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传统的文论范式中有哪些仍适应于今天的研究对象？
    应该以问题研究为中心展开我们的学术工作。要努力发现现实提供给我们的真问题——所谓真问题，即生长于新的文化土壤之上，制约文艺学及相关学科研究发展及活力生成的关键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科界域的划分，无论是对旧的界域的坚守还是对新界域的划定，都只是对规范的强调，对学科壁垒的自守；而问题研究，则淡化学科的规范界域，面向现实、面向变化，在学科立场的隐性制约中，做出应对新生对象的努力，一个学科的生命活力及学科发展的原动力由此生成。
    今天的文艺学当务之急不是要过多地空谈“应当这样”、“应该那样”，提出种种文艺研究者应该遵守的“规范”，制定出他们举手投足皆不可逾越的“边界”，而是要说明“正在发生什么”，即发现和阐释当今纷繁复杂的新问题。人文科学中，尤其在文艺学研究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立法者——过去曾经有过错觉，今天必须清醒。文艺学研究的变化取决于社会审美实践和文艺创作实践的变化，而社会审美实践和文艺创作实践的变化又取决于制约它们的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变化、两个方面复杂关系的变化以及它们变化的深度与广度。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艺学研究不能够自己给自己“立法”，给自己划定界域。
    智能经济网络文化带给人类的，实际上是整个生存境界的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带给文艺学研究的不会仅仅是扩容的需要。这将是包括文艺学研究在内的整体人文学科的治学方式及学术活动样态的重要变化。其主要表征就是：学科研究→问题研究。学科的边界日趋淡化，一个个制约人文研究深层发展机理的新生问题日益成为不同人文学科共同面对的共性问题。于是，在智能经济和网路文化的现象世界中生成的许多问题也就成为不同的人文学科共同的阐释焦点。而且同一文化现象也常常成为多角度多立场研究的对象。问题研究为多种学科对话并在对话中相互激发相互生成提供了一个活动的平台，文艺学研究在这样的平台上获得了应对新的文艺审美现象的言说能力。如网络文学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和文学研究问题，还是一个文化研究、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心理学、美学研究的问题。它们在不同的规范下面对同一对象的发言使文艺学研究拥有了丰富多元的参照，从而走出原有的界域，获得更加广阔的话语天地和阐释活力。
    突破学科壁垒的“问题”研究，在今天是一种有效地介入现实、且具有实践意义的方式。它以问题为轴心，容许人们站在不同的学科立场上从不同角度切入对象，“条条大路通罗马”，在不同学科立场之间形成的互激互补当中，“罗马”的面貌得以全息呈现，问题的实质越辩越明，同时一个民族的精神思想也在不同学科相互生成当中成长进步。“聊天”作为“问题研究”的外在形态，将越来越成为学术活动的重要方式。这绝不是在“聊”当中放弃人文科学工作者的立场信念，而是在“聊”当中更加切实的介入现实，更加称职地担当起推动人类精神进步的重任。相信，今后的文艺学将在“问题研究”中不断生成活力蓬勃发展。
    （作者单位：解放军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所。）

责任编辑：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