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覃新菊，吉首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湖南吉首416000）
    【内容提要】 通过对近三年来发表的约10本专著、40篇论文的收集与整理，从生态批评的运作现状、生态文学的文本研究与生态美学的观念更新三方面对我国生态文艺学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与评述，期望从事生态文艺学研究的同仁在了解现状的基础上，更加自觉、更加系统的把我国生态文艺学的研究推向世界。
    【关 键 词】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运作现状/生态文学的文本研究/生态美学的观念更新
    自2002年7月《文艺报》刊发张虎升、朱建东《生态文艺学在当前的发展趋势》以来，笔者欣喜地看到：与世界同步兴起的生态文艺学研究，在中国“走过了萌发、草创与学理探索的阶段，正在深化、丰富，走向成熟”[1]，凭借着中国特色的生态资源与传统生态文化，参与（不再只是倾听）着国际性对话。本文试从生态批评的运作现状、生态文学的文本研究与生态美学的观念更新三方面来分析我国生态文艺学研究现状，以期相关研究者在了解现状的基础上，更加自觉、更加系统的把我国生态文艺学的研究推向世界，使边缘性的努力取得思潮式的成果。
    一、生态批评的运作现状
    
    鲁枢元从生态哲学、伦理学的立场出发，早在2000年就提出了建设生态批评的10项基本观点[2]。当时在读者心中产生的整体冲动与模糊憧憬，现在看来是越来越清晰了，其实，前四点属于生态伦理观，中间三点属于精神艺术观，哪怕只有后三点属于生态批评观，其精神的理想主义、艺术内涵的包蕴性、批评方式的多元共存的提出，到如今，仍不失为基本原则。2002年，他发表《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3]，认为在“生态学”与“文艺学”两个学科系统之间，存在着“现象的类似”、“逻辑的相通”、“表述的互证”，生态学的原理有可能转换为文艺学的原理，生态文艺学的学科依据是牢靠的。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富有浪漫情怀的鲁教授已逐渐拉紧了漂浮于高空的生态批评这只风筝在那地面上（由“生物学知识系统”拧成）的线，沉潜到学理上的研究了，“借鉴生态学的系统性、整体性、有机性、开放性”，使生态批评“努力推进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在一个统一的地球生物圈内的互动”。到2004年他撰写《略论文艺学的跨学科研究》一文[4]，将生态批评的学理研究又推进了一步，用当代法国跨学科专家埃德加·莫兰的观点来论述“文学艺术是有各种因素介入的活动过程”……“世界知识的统一性、人与自然的协调性使文艺学的跨学科成为一种必然”。北京大学的赵白生博士[5]通过清理西方的各种人文主义思潮，认为沿着人文主义的老路走，我们找不到所谓的新的方向，生态主义是继人文主义之后一种迫切需要的新的“思想范式”，它以自然为本，融入自然又取法自然；它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把关怀、尊重向人以外的世界扩展；它张扬一种理性激情，用理解力和心而不是用眼睛来看自然，发展一套人与大地之间的体面规则。确实，中国文艺学的生态主义走向，是“另一种全球化”，“将是未来的主流实践”。
    在对生态批评的内涵，外延仍不清楚的现状下，山东大学的曾繁仁教授则从生态美学的角度认为生态批评是生态美学的实际应用形态，对其内涵的阐述是借用西方生态主义家菲利普的五点概括[6]：一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向行为主义的回归”，二是“向社会责任的回归”，三是“对理论的更加唯我主义倾向的放弃”，四是“与写实主义的重新修好”，五是“与掩藏在符号海洋之中的岩石、树木和江河及其真实宇宙的重新修好”，其浪漫情怀与文学笔调富有启发性，却让人不知所从。江汉大学的张皓不仅意识到生态批评的兴起“是当前生态意识觉醒在文学界的一种体现”，深层动因在于文化生态的变迁，“对人类中心主义传统的挑战，适应了世界性的非中心主义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生态批评在中国与西方大致同步兴起，标志着“中国已进入全球化语境”，“使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全球的问题紧紧联在一起”；生态批评的主要对象、主要关注的问题绝不是具体的环保问题，而是“处在生态中的文艺与文艺中的生态”，从理论上保证了反映生态问题的文艺批评与文艺系统的生态研究的并行不悖，不愧为一种“深度模式”。山东师范大学的刘蓓[7]通过澄清“回归自然”理念的内涵，认为，“发挥文学的审美功用，以文学研究促进实现人的内部自然的回归，是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首先要完成的使命。”也有学者认为生态批评“更应关注文艺自身发展的生态”，如各类艺术品种的生态平衡；文艺创作、传播、接受、批评的生态协调；文艺生态的演变及规律；文艺与人、与自然的关系等[8]。
    至于生态批评的发展阶段与方法论，目前处于比附阶段，还没有能力提出中国的研究方法（西方也是如此）。有两篇文章[9][10]介绍并进一步阐发了美国生态批评家格劳特费尔蒂描述的生态批评的发展阶段与批评方法：第一阶段考察自然在经典文学中的再现，树立生态意识：第二阶段检视主流作家的生态意识。恢复自然写作传统；第三阶段理论建构，考察物种的象征结构，质疑二元论，提出生态诗学的理论观点与体系。目前所做主要有三：一是由对西方生态批评的译介导入研究，目前这一类的研究走在前列；二是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在文学领域的立足问题，从而疏通生态批评的理论出发点[11]；三对中国古代以及近现代的生态文化资源持普遍的乐观论调，而挖掘与现代性转换尚处于星火阶段。有关生态批评的研究现状及未来趋势，在2002年12月由江汉大学与武汉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化生态变迁与文学艺术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得以集中体现。[12]大家普遍认为，生态批评是当前学术界共同关心的课题，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它是一个生态学与文学交叉的领域，特别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意义，体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生态批评有丰富的理论资源，但创造性的转化工作做得不够，因此，它缺乏坚实的学理支撑和充足的学术基础，建立学科的条件尚未成熟；生态批评的研究现状不尽如人意，它更应关注文艺自身发展的生态，加强对社会文本和实证性的研究。
    二、生态文艺的文本研究
    
    关于生态文学，外延涵盖如何界定，日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看法。广义的生态文学几乎可以涵括所有文学领域的作品，全面研究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和文学艺术的关系；方军、陈昕[13]主要讨论了狭义生态文学，比较关注“相对纯粹意义上的具有生态意识的文学作品”，归纳出四种表现模式和两种类型，具有高屋建瓴与条分缕析相结合的特点。“万物有灵、借景抒怀、自然神秘昭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四种模式是否具有概括力？生态文艺如何纳入模式框架？目前仍在讨论中，无疑这种努力对基础性的研究将大有裨益。相比之下，张皓把生态文艺概括为三种类型[14]：描写生态灾难，表达对生态危机的忧虑；描写人与自然相处，表现生态情怀的作品；描写人类生存状态，表现生态意识或情趣，其挖掘的深度与阐述既有“天人合一”的一面，又有“和而不同”的一面，显得大气些。与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相比，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生态文学的“淘金”与现代转换，生态文艺应加快研究步伐，立足文本，让文艺向生态敞开大门，实现“文学的生态转向”（赵白生），让根植于中国本土的绿色作物开花结果。
    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拥有生态文艺研究的丰富资源，这是“一个难得的走向世界学术论坛的契机”，应花大力气做一些“田野工作”，使“来自古代东方生态智慧故乡的学者为绿色思潮的全球化提供更新、更多和更有启示性的精神资源”[15]。自王先霈于1999年挖掘古代文学中关于绿色的吟咏诗句以来，这笔东方宝贵的生态财富仍然封存着，中国古代是否具有现代意义的生态观念，笔者不主张削足适履式的硬套，否则犯了“时代误置”的错误，但从生态视野重新解读古代文学，尤其是山水诗文，这类基础性的“田野工作”应该全面启动。可喜的是，王先霈《陶渊明的人文生态观》一文[16]，比较注重对本土生态文化资源的发掘，他认为陶渊明的“归田园”，“归乡”意向，是中国古人生态观的诗化陈述，诗歌展示的不以心为形役的审美性的、人情化的生活方式，是“降低、抑制人们物质上量的追求，激发他们精神上质的追求”，主张“以此作为改善当代精神生态进而改善自然生态的良方”。同时理性地指出作为一种“古老的教诲”，有其惰性的一面，最被人们赏爱的“心远地自偏”的心理内化状态，不仅不会与自然生态发生互动，倒有可能姑息、纵容了践踏自然的恶行，“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是构建生态文艺学思考的基点。也许这种萌芽状态的生态文学，作为一种“非典型”文本更能展示生态文艺“多种声音”中的中国特色。
    对现代意义的生态文学的解读，目前还处于散化状态，虽然其创作已是风起云涌。让人耳目为之一新的有：对新时期以来的生态报告文学的文体研究[17]、对西方最新生态预警小说的介绍[18]、对海明威《老人与海》的生态个案分析[19]、生态视野中的沈从文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20]、饶远生态系列童话集《马乔乔的童话》的生态解读[21]、于坚诗作的生态意识品读[22]等，文体涉及报告文学、小说、童话与诗歌。论者认为在充分发挥自身文体特点来报告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生态报告文学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现实生活的呼唤、生态文化思潮的激荡与特定文体及作家所形成的某种内在契合”促成了生态报告文学的涌现和成长；具有“题材的公共性、内容的警示性与主题的人类性”和艺术的宏大之美、信息的综合之美、报告的诗意性以及方式的图像叙事与文学叙事相结合的特征。西方最新生态预警小说，“通过预测和想象未来的生态灾难向人类发出预警：人类正在向他的大限步步逼近”，美国小说家博伊尔于2000年发表的《地球之友》通过主人公泰尔瓦特尔的两难选择：“做地球的朋友，你就不得不做人类的敌人！”写出了“生态保护者自我确认的悲剧”；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于2003年SARS病毒流行时出版《“羚羊”与“秧鸡”》，写出了“人类在贪欲和妄想的驱动下使科技畸形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关于沈从文与福克纳的比较，在国内已经出版专著，而把生态视角与比较视角相结合，还是第一次，这种探视展示出比较文学鲜活的生命力，也为生态批评提供了世界性的平台，文章认为，沈从文与福克纳的小说蕴含着丰富的崇尚自然、敬仰生命、反文明异化的生态理念，但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方面存在着地域、时代与个体的差异性。这些论述具有引玉之功效，文学批评不能抛下文学去享清福，应该跟上文学发展的步伐，加强文本的实证切入，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始终走不出预设的怪圈。
    尤为可喜的是，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生态文学研究专著《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23]和我国第一部外国生态文学研究专著《欧美生态文学》[18]。也许，我们有责任明白：周作人、朱自清等人描写自然生态的美文，鲁迅讲述未庄农民生存困境的小说，老舍讲述城市贫民生存焦虑的故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生态风情，当代文学中如徐刚《伐木者，醒来》，张承志《北方的河》、张炜《融入野地》，史铁生《我与地坛》等，都需要从生态文艺的角度重新评价。王诺通过对欧美著名生态文学家卢梭、华兹华斯、梭罗、卡森、艾特玛托夫等的全面研究，并从生态视角对欧美经典著作作出新的观照，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生态整体主义、生态正义论等重要思想进行了深入且又独到的探讨，指出生态文学具有四个鲜明特征：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体现了生态的整体性；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体现文学的生态责任性；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体现文学的文明批判性；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具有生态理想的预警性。
    三、生态美学的观念创新
    
    如果从较广的视野来看，生态文艺学的创生与繁荣是人类精神与自然精神互动的标志，而创生与繁荣的基本方式有三：一、生态文学、艺术的创造，将审美体验、伦理评判、哲学思考引向生态学视野，构成生态文艺学的先锋形态；二、哲学、思想的追问和美学精神的鼎新，把时代的哲思和美学理想作为精神动力传送给文学，构成生态文艺学的理论支柱；三、生态批评的运作与建构，成为沟通、联络作为先锋文化的生态文学与理论支柱的哲学美学的桥梁，构成生态文艺学的中坚力量。作为生态批评的理论指导形态，生态美学在后现代语境中的超越性突破与整体性刷新，为生态文艺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新的范式和参照系。
    在许恒醇的国内第一部生态美学专著《生态美学》[24]里，他不仅论述了生态美学的理论意义，而且花了较多的篇幅阐发生态美对于传播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功能，如生活环境的生态审美塑造、生态环境与城市景观、生活方式的生态审美追求，其中“活力之源——走向自主开放和进取的生活方式，适度性——生产与消费的均衡点，节奏感——劳作与休闲的变奏”的论述具有提升当今生活品格的指导意义。自此，美学界开始了“以人对生命活动的审视为逻辑起点，以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考察为轴线”[25]的生态美学探索，生态美学“不仅是对人自身生命价值的体认，也不只是对外在自然美的发现，它把审视的焦点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产生的生态效应上”，“体现了主体的参与性和主体与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是由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而引发的一种生命的共感与欢歌，是人与大自然的生命和弦，而并非自然的独奏曲。”
    到2001年“首届全国生态美学研讨会”在陕西师大的召开[26]，对生态美学理解问题、生态美学的学科建设问题、生态美学视野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传统美学的批评转换问题、古代美学思想资源的生态发掘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与交流。曾繁仁认为，“生态美学是在新时代经济与文化状况下提出的人与自然、社会达到的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是一种理想的审美的人生。它是机械论哲学向存在论哲学演进的表现，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突破，是由实践美学到存在论美学的转移，它的出现将推动中国与西方的平等对话。”其中提到的“无污染原则”、“资源再生原则”、“主体间性理论”、“天人合一”的新解[27]具有前瞻性，并冷静的指出：在关于生态美学的界定、所涉及到的哲学与伦理问题以及与当代科技的关系等方面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专门论述了存在论美学观的产生、意义与学科建设问题，认为现代化弊端的充分暴露及其对人的生存的巨大威胁，呼唤新的存在论出现，后现代经济与文化形态的形成为生态美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新时代生态学的发展为生态美学提供了理论的营养，美学学科的特性及其发展趋势为生态美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这种生态存在论美学是对传统实践论美学的超越，又在传统存在论美学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创造性的新质。之后，全国第二届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11月11日—14日在贵阳花溪召开，严肃的生态问题自觉承担责任，焕发出较高的生态智慧。
    复旦大学的博士生马为华[28]认为生态美学必须对“生态”进行再定义，不恰当的“生态”阐释会使生态美学重归主体论美学或陷入抽象的一元论美学。“生态”的再阐释应是大道形上学根基上的再阐释，“生”即“大道生生”，“态”即“大化流行”，“生态”即天人一体、万物并作的本源性世界，建立在这一重阐释的“生态”之上的生态美学，将有可能突破主客二元对立、化解唯审美主义的僵化立场，完全地体现美学的人文学科特性。这种追根求源的学术作风使传统美学的“学”的境域开始松动，“美”的执守也逐渐淡化，而呈现自身活生生的“思”的自由状态。苏州大学的刘锋杰教授凭借着多年的积学对生态文艺学的理论之路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梳理，强调“生态高于审美，审美服从生态，生态与审美的交流与互动”[29]，创造出“以物观物”状态的美学实践形式，可以说，这种见地引领着生态美学向更深更新的领域拓进。而《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组织专栏约请包括曾繁仁在内的6位专家发表研讨，扩大了生态美学的影响，深化了认识。
    生态美学的研究深入到文艺学领域，则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曾永成《文艺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侧重马克思自然理论的现代解读与文艺本身的生态节律研究，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从事西方生态学文学化的研究，对西方多类论著进行创造性的解读，到2002年张皓的《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30]侧重中国古代文艺生态思想资源的发掘，三人三本书呈鼎立互补的局面，给读者不尽的启发。张皓把古代文艺生态思想概括为“天地悠悠”、“生肖友于”、“网詈人间”三方面，由此对儒、道、禅、玄及心学诸派的文艺生态思想进行深入发掘，并对“生生谓之易”、“安身立命”、“民胞物与”等生态话语以及十二生肖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广西教育学院的袁鼎生博士出版了《文学审美场的生态发展》[31]等著作，用统观的视角重新整合与观照文艺学理论，确立文学审美场，进而揭示它的整生规律：逻辑生态、历史生态、网络生态、环境生态、价值生态的发展，形成生态化的理论体系和学科群。这种研究已经呈现出生态文艺学与生态美学协同进步的态势，“间性”特征与“跨学科”性质已经由以前的人文学科跃入自然学科领域，然后又重新回到人文学科，携带的新气息、新思路为学科的重新整合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迪和昭示。
    生态文艺学的崛起与困境，都是当前所需要探讨与思考的理性课题。我们一方面需要尽情放飞应全球生态危机而生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生态文艺学这只温情浪漫的鸽子，扩大思潮效应；另一方面小心地谨慎生态的大而无当与文艺的乌托邦理想对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经典与秩序的冲击无动于衷，“恢弘的弱效应”不是生态文艺学所满足与期望的，我们渴望着理论与思想上的震撼力波及到实践层面，为社会全面进入生态文明时代做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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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