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占彪，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编辑；
    熊梅，上海远东进修学校教务助理。（上海200433）
    【内容提要】 在很大程度上，文学地位日益的边缘化以及文学研究日益体制化，是文化研究日益突显、并最终浮出水面的重要因素，后工业时代文学所面临的困境使得文学与当下生活越来越疏离，这促使了人文知识分子一分为二为人文技术型和人文批判型，文学批判功能的分离、剥落使得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一时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他们纷纷投向文化研究，因为文化研究这块学术“庄园”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大显身手的场所，这使得文化研究自然地具备了批判性本质。
    【关 键 词】文学研究/文学/文化研究/批判性本质
    近年来，文化研究在国内酝酿并冲突而出，成为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然而，有意思的是，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其知识背景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昔日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这表明了文学与文化研究之间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关系。通过对这两者关系的考察，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很大程度上，文学地位的日益边缘化以及文学研究日益体制化，是文化研究日益突显、并最终浮出水面的重要因素。在这其中，文学批判功能的弱化、剥落使得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一时显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他们纷纷投向文化研究，因为文化研究这块学术“庄园”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大显身手的场所，这就使得文化研究具备了批判性本质。
    一、文学：“无可奈何花落去”
    
    1.文学的边缘化
    2004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上，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希利斯·米勒做了《为什么我要选择文学》的演讲，他说，“其他的文艺形式会取代文学的位置，甚至可以说目前就正在逐步取代”，“小说、诗歌和戏剧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普通百姓的文化生活中已经明显今不如昔，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欧洲基本上也是如此。”“尽管人们仍旧需要读很多书，但也需要去看电影、看电视以及登录因特网”。[1]米勒以西方发达国家的事实和经验给我们说明了文学在后工业时代不可逆转的颓势。
    文学的边缘化地位其实与现代生活有关。在一个生命节奏日渐加快的社会里，人的主体性在强大的“现代化”压力下变得越来越衰弱，在现代都市生活的人们很难拥有一份阅读文字作品的闲情逸致，更遑论思辨性的哲学著作，越是具象，不需要花费心智的作品就越能获得生存的机会。夏曾佑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无意说到了图像与文字的优劣短长，他说：“‘人所乐玩者’，第一为看画，其次为看小说，再次就是读史，读科学书，读古奥之经文。”[2]那么，与图像相比，文字的高度抽象性，使得它有如在事件和感知之间隔了一层薄膜，人们不能不摒弃文字的一种复杂的解码过程，而偏好于那种能迅速、直接、轻松、干净利落地获取信息的影音媒体。
    图文书籍、电视、电影、互联网、游戏、DVD、MP3、数码相机、数码摄像等这些基于信息技术的影音媒体的迅猛发展，拉开了“读图时代”的大幕，在众多轻松愉悦的文化消闲作品的围攻下，一度风光无限的文学就显得艰于生存。詹姆逊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说，“至于说文学，在我们已经逐渐认同为媒体性的所有模态当中，它肯定是时运最差的，不管怎么看都不合时宜，这种手法只宜于自恋和自怜，只宜于商业化的奖励这种不值一提的自满。在所有的书写阅读文明这一最为古老的形式当中，在像别的形态一样朝可拍电视性方向走去的时候，它注定要成为一种可怜的不在犯罪现场的文化的证据。”[3]这足以显示出文学在与影音媒体相比的劣势。试想，如果没有《手机》和《天下无贼》等贺岁片的流行，有多少人会知道刘震云和赵本夫的同名小说呢？
    当然，如果单从中国每年生产小说的数量上来看，我们似乎正处于一个文学繁荣的时期，但是要知道这种繁荣景象是“一年磨十剑”的结果。“目前，我国年产长篇小说已达到1000多部，几乎相当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总和，并还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由于作家们大都是‘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写5本书’，故大部分作品的含金量不高，至今还没有几部震动中国文坛、读者与评论家一致叫好的精品佳作。”[4]另一种说法虽与以上不太一致，但表达的意思却是一致的，“新世纪这几年，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基本在800部左右，这意味着一年365天，每天几乎就有两部长篇小说产生出来，而受到评论关注的大概仅仅只有50部到60部，这真是很残酷的事。”[6]，总之，在中国，小说数量的剧增与质量的滑坡是共时的。
    近几年来，诗歌、现代派笔法小说的阅读者已越来越退缩到在学院里靠文学研究“吃饭”的研究者身上。小说的创作不是向大众抛着媚眼，就是规规矩矩地以平实的笔法、简洁的语言、扣人心悬的情节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卫慧的《上海宝贝》开篇，木子美的《遗情书》殿后，近几年来，美女作家和美男作家在欲望和资本搭建的舞台上拉开了“脱衣舞”表演的帷幕。报告文学这彪“轻骑兵”的半路杀出越发显示着现代人对文学想象力本能的排拒，至于文学形势一片大好，也只是文学评论家、出版方的一厢情愿，往往这种一厢情愿的繁荣假象被“各领风骚数几月”的残酷现实无情地打破了。你很难说反响甚大的《往事并不如烟》，甚至《中国农民调查》会在文学意义上作为经典而留存下来，前者是历尽劫波，看破造化的“当事人”对革命历史话语中的人事进行一种高贵而自恋地怀念；而后者则是一对在良心和道义逼促下的作家以朴实无华的笔法向人们“报告”当下中国农民悲惨而无助的生存景象，并不经意地抓破了一张满世界歌舞升平的粉面。
    当然，正如米勒所说，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会很快死亡。但其在信息时代影音媒体夹击之下呈现出不可挽回的颓势则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也不排除文学上取得的一些重要收获，如阎连科的《受活》就是其中之一。可以说，在一个后工业时代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写实主义与欲望叙事成为文学拉回读者的自我救赎之路，然而这也只是一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景象而已。
    既然文学创作出现这么一个不可逆转的颓势，文学研究者除了在过去的文学谷仓中咀嚼之外，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视线投到文化研究这根救命稻草上。
    2.文学批评的学院化
    “暂且不论文化研究到底是什么，它的崛起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从文学批评来看，日益学院化制度化的文学批评越来越自闭于缜密的科学分析，这窒息了文学的情感因素和价值判断，使得文学批评者不得不转向文化研究来弥补这一缺失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滋生，与其说是文学研究自我突破、向外拓展（我们要克服这个旧认识），不如说是文学研究自身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文化研究没有在社会学、政治、历史、哲学等其他人文学科专业中产生，而偏偏在文学学科中产生之缘由之一。
    文学研究的主观性、开放性以及文学与外部世界息息相关的关系曾给文学研究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然而，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形式主义及布拉格学派、符号学、语言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批评思潮使得文学一步步走向学科化制度化，文学偏离了对社会或知识以本质主义的解释，它不再是心灵的表达，其丰富的情感因素、社会学意义、思想的表达、价值观的确立都因其非科学性、随意性和不可操作性遭到剔除的命运，越来越沉迷于一个词语、一句话、一个人物、一个情节的语言和结构的精细分析。正如布钦所说：“多数情况下，目的与其说在开发项目不如说在精心建构学科。将了无生气的符号学、系统论、实用主义、实证主义与历史唯物论的古语古词融合起来。”这种高度科学化的文学研究赢得了学科规范，但失却了文学的社会历史意义，失却了其对丰富的社会现实参涉的可能性，知识分子在人文学科被高度技术化的背景下，退缩到对纯粹知识自我生成的兴趣上，丧失了对社会生活特有的敏感、他们只是将浅薄的思想披上学术名词的华衮。这时，主观变为客观，热情变成冷静，价值变为技术，想象变为理论。当然，不用说，对文学的社会、历史、政治、阶级、性别的过度阐释和附会解读也会造成文学、作者、评论者品性的堕落，这也是历史所证明了的。但是，完全摒除文学的社会、历史、政治、阶级、性别意义又无异于作茧自缚、画地为牢。
    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的，“文化”是指“表达特定意义与价值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它不仅存在于艺术与学识中，还存在于制度与日常行为中。就此而言，对于文化的分析便是对特定生活方式即特定文化中隐含于内彰显于外的意义与价值的分析”。他把人们的通常不承认的“根本不是‘文化’”的一些因素也称为文化，比如，“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7]基于当下文学在这一方面功能的缺失，文化研究应时而生。
    正是文学的边缘性地位以及文学研究的自我封闭性使得一些文学研究者纷纷转向了文化研究，这也是文化研究者的专业背景几乎全是文学专业的原因之所在。
    二、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本质
    
    1.人文技术型与人文批判型
    这种情形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显得纠缠不清，两者纠缠不清会造成许多问题。因为文化研究从文学研究中滋生的现实给人一种文化研究是文学研究的范围拓宽的假象，于是一些文学研究者为了捍卫文学研究的纯洁性而大力排斥文化研究，而另一些文化研究者对知识分子失却对社会的敏感，逃避责任，并退缩到书斋里自得其乐而痛心疾首。但只要我们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区分开来，就会省去很多学术唾沫，文学研究者完全可以在文学天地里自得其乐，你完全不必对文化研究指手画脚，同时，文化研究者完全可以搞你的文化批判，你无权干涉人家在文学研究对句词如何精细分析。
    既然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区分开来，其研究主体的职能虽不是泾渭分明，但也有不同侧重。知识分子一般可被分为人文型（从事人文社科）与技术型（从事自然科学），前者主要涉及人的情感、伦理、价值体系等领域，建构人与人之间一套和谐的生存模式，而后者主要着眼于对物的真理、规律以及对智慧的追求（“格物致知”），寻求一种人与物之间便利的生活场景。当然不用说，这两者之间的深层联系也是被屡屡讨论过的，达芬·奇、培根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当弗洛伊德发出爱因斯坦对心理学的理解和他对物理的理解程度差不多这样的感慨时，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两者在深层意义上的奇妙关系。
    这里，我们可以再将人文型知识分子一分为二，即人文技术型（追求知识的客观性、独立性和思辨特色，比如文学学）和人文批判型（对现实做出反应），其实两者内在是有相通之处，但其表面上的差异却是迥然的。人文技术型主要从事日渐“规范化”、“技术化”、“体制化”、“学科化”的人文学科，他们运用一些学术词语在自成体系的方法学上进行着可操作性的“智力游戏”，其实除文学、哲学这类专业外，与丰富的生活质地关系不大的人文科学还真的不算多。而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则应“如鱼在水，冷暖自知”般地，时刻敏感着外界的变化，以“铁肩担道义”的责任和勇气，独立感受、观察、描述、概括、批判当下社会种种现状，担当着人类的良知、人道和正义，并促成社会公序良俗的形成。
    人文知识分子的技术型和批判型的划分正是对应着文学与文化的专业划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文学研究走入学科化体制化一路，但不能说这就是文学研究的穷途末路，它完全可以在这一路向发展下去。当然也不排除文学研究的社会历史向度，然而，由于对过去曾在这一向度上过度发挥造成的历史创痛仍旧使人心怀疑惧，加之学界对西方理论本能的膜拜心理，估计文学批评朝这一向度上进一步发展不容乐观。那么，我们可以说，文学批评者大致对应于人文技术型的人文知识分子。
    文学中社会功能的分化，剥落，并被转移到文化研究中去，使得文化研究具有了批判性的本质。批判性是文化研究的生命之所在，在这里，批判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态度也是行动。它是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安身立命之所在，他们手持这柄用热情和责任铸成的利剑，直逼时代的咽喉。其实，与其说批判性是文化研究生命之所在，不如说文化研究是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在这个“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学术庄园里终于寻觅到的一块可以践行自己价值理念的“试验田”。因为只有在这里，他们的自我价值才能得以实现。这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人文精神的讨论中就可看出，而文化研究与这个文化事件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那时还一时找不到一个喷发的突破口。可以说，文化研究大致对应于人文批判型的人文知识分子。
    反过来说，文化研究一旦离开批判性就无异于被判“死刑”。以威廉斯、汤普森和霍加特等人为主脑的“伯明翰学派”就是以社会批判和政治介入为己任，他们做了许多工作，如工人阶级文化的媒体研究，尤其是雷蒙·威廉斯对工人阶级的生活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文化产业的著名研究、洛文塔尔对通俗文学和杂志的研究、赫尔佐戈对广播肥皂剧的研究，这些研究，在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都闪烁着批判的光芒。当今中国文化研究，在我看来，无论是打着什么样的学术旗号，研究者对文化现象的关注中总隐藏着关怀现实的冲动，或者说隐含着批判性的光芒。比如，对于新天地的高档消费，有人提出看能不能调查在这里消费的都是些什么人；对别墅人群调查的冲动，隐含着一种不光是好奇，更是对自己一种推断进行确认的冲动；对民工，及民工学校的关注，有对弱势群体同情的关怀；对昼伏夜出的人群关注，潜伏着当下社会青年价值失落的话题；对中学生读物，对电脑游戏，对盗版，哪个题目下没有一种潜在的关注现实的冲动呢？
    2.“真的知识阶级”
    这种批判的立场与人文批判型的知识分子的天性有关。他们向来不轻视他们的作用和责任，“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8]加之“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9]所以，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10]鲁迅笔下的“真的知识阶级”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而批判正是他们的任务和使命。
    鲍曼认为“知识分子”一词是一声“战斗的号召”，也是一种“广泛而开放的邀请”，“‘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意向性意义在于，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判断和时代趣味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11]萨义德在《知识分子的再现》里对公共知识分子做了如下限定：公共知识分子“是个体的人，他被赋予一种向公众并为公众描写、体现和论述某种信息的能力……其地位在于公开地提出难问题，勇敢地面对教条和正统（而不是制造它们）……他不能轻易地被政府或公司同化，其存在的理由是再现所有那些日常被遗忘或被掩盖的人们和问题。”[12]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向权力说真话，“知识分子的角色是对权力说真话，对任何社会的中心权威毫不虚伪地讲真话，并选择最适合这种目的的方法、风格和批评。”[13]
    中外古今，无论是福柯所说的“万能知识分子”，还是萨义德所提的“业余知识分子”；无论是吉罗所说的“抵抗知识分子”，还是雅各布比所提的“最后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失志于“修齐治平”的“君子”，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仕”；无论是“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还是“为知己者死”的“士”，都体现了这种知识分子一种走出一已私域，心忧天下，关怀社会的可贵品性。
    然而法国哲学家班达（JulienBenda）却不这样认为，他在其大作《知识分子的背叛》认为知识分子的“现实主义激情”是“知识分子的背叛行径”，他否定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和现实冲动，主张应当像知识分子的“模范”苏格拉底和耶稣那样用抽象的真理和理性来批判现实。这固然有其合适的理由，但如果知识分子所有的思考和智慧都存放在抽象名词堆砌的“象牙塔”里，并以之来对社会进行“批判”则无异于痴人说梦。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观点是很值得参考的，他们“不仅是文人，也不完全是思想的生产者和传输者。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仲裁者、立法者、思想生产者和社会实践者，他们天生就起着非常重要的政治作用。”[14]至于吉罗笔下“抵抗的知识分子”，则要“反抗形成他们自己的社会的令人窒息的知识和实践。抵抗的知识分子可以为将对于被压迫情境的改革性批评作为出发点的人们提供道德的、政治的、教学的领导权。”[15]
    针对现实生活中文人的复杂性格，鲁迅说，“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16]鲁迅历来主张文人不应随和的，应当爱其所爱，憎其所憎，“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17]“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18]他本人就是这样以身作则，以无畏的勇气特立独行，为人文批判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这种宁折不弯的精神与王实味所说的“硬骨头”精神是一致的，“在这一斗争中，我们首先必须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要了解，软骨头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骨头。”[19]而正是他那“至大至刚的骨头”使他的生命为政治的子弹所夺走。同样，他的命运似乎证明了“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20]这一道理。
    3.执着现在
    “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21]在鲁迅的哲学观中，“现在”是介入社会，直面社会的一个关键时态，“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22]文化的批判态度决定了文化研究的现在时态，即执着现在，也就是以当下的社会生活万象为出发点和目的地。
    再说，对当下的恰当把握并不妨碍其结论的普遍意义，这与我们以往对将来历史美好想象和心理寄托的思维定势是相冲突的，往往对将来的寄托正是没有直面当下的勇气，更不知道将来是基于当下而衍发开来的。“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23]鲁迅还曾对冯雪峰说过，“黄金世界，该有的罢，也不能以我不乐意去，别人就不去了。……我自然想念有将来，不过将来究竟如何美丽，光明，却还没有怎么去想过。倘说是怎么样才能到达那将来，我以为还是要看重现在。”[24]
    关于现在之于将来的意义，类似的话，鲁迅还说过，他说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25]他注重的是“目前的梦”，“‘但是，千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借小说中的人物的口告诫人们不能相信那些只‘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而主张‘只要目前的梦’。”[26]
    我们说，文化研究的批判立场决定了知识分子从事文化研究的现在时态，但也不能忽视“现在”的传统资源，否则现在也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现在的分析显得相对单薄。我们还得看到有些也许是我们认为只是现在才出现的东西，在历史上其实是一直存在着，有时其存在的规模和影响甚至不亚于现在。比如图像研究，“读图时代”看起来是最近几年才提出的，然而，我们只要翻览一下上海的图像历史就可以看到，上海一直存在着这么一脉相传的图像传统，点石斋画报、月份牌、良友、木刻、漫画、宣传画、连环画、广告牌等，当然还有其它形式的图像形式，那时候“读图时代”的未命名并不能证明其不存在，从对其传统资源的梳理可以看出读图时代的历史传承，而这历史爬梳又是我们所忽略并遗忘的。
    三、文化研究的形式及其他
    
    1.大文化研究和小文化研究
    这种批判性的文化研究可能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大文化研究”（学院派），即相对宏观地就某一现象进行考查，深入细致地剖析这一文化现象中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对于“新意识形态”研究，丹尼尔·贝尔曾指出：“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由知识分子来倡导的。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27]开放以来中国现实与其描述何异，那么，关于新意识形态的研究在一定程度是一个相对宏大的课题。大文化研究应当是学院派文化研究的主流，要说的是，此类研究虽曰学院派，但并不是指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或故弄玄虚，而是对感性的生活有着理性的分析，分析其背后的阶级的、性别的、民族的，或者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者其他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复杂的运作形态，这就要使得研究者不仅仅具备一些感悟力和敏感性，还要有分析的能力和智慧。
    然而，要做得扎实、深入、令人信服，就必须摆脱学院化的弊病，因为文化研究是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是依仗其批判性而存在的。如果不做必要的田野调查，对周围生活进行文化考察就会流入想当然的“向壁造车”之一路，这就必须克服以往书斋型的学术研究模式，深入生活，走向田野，提倡田野调查。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潘绥铭的《生存与体验》，及至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造成的轰动效应就说明了田野作业的有效性和重要性。然而，田野调查在中国历来是得不到重视的，中国学者很难克服心底对田野调查的轻视心理，因为这不如在象牙塔里来得高雅。这其实是中国学者的头巾气在作怪。所以，将田野操作与书斋研究真正在内心视为平等的地位其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英国的文化研究者就比较重视这一点的，威利斯在做青少年亚文化研究《学习劳动》中就采取了近似于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参与观察法”。他曾花了三年时间和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男孩子一同听课，一同工作，进行长时间参与式的追踪观察，揭示了青少年破坏性的反抗中具备的潜在意义以及深层心理动机。
    田野作业决定了“大文化研究”要特别重视个案研究。文化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一步步切实的工作，首先追求的不是个案的经典意义和普适性，而在于研究中灵光一现。正如金元浦在其网站个案研究中所说的：“个案研究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以前的文艺理论与文化批评中却很少进行。这一方面是由于先前的批评范式只关注宏观整体的研究，习惯于从普遍性、一般性的角度来把握文化对象；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还不大会用个案研究的方法。”[28]个案研究的无限开放性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天地。上海人民广场、故宫、连环画、衡山路酒吧、博物馆、木子美现象、《英雄》、波鞋、时尚杂志、《新闻联播》、QQ、啤酒广告、家乐福、流行歌曲、《老照片》，等等，文化研究者已将自己的眼光投向丰富的生活质地中去感受、去思考、去分析、去总结。
    相对大文化研究的是“小文化研究”。“小文化研究”一般指对万象生活的一鳞一爪进行一次智慧而犀利的批判，与大文化研究相比，它篇幅短小，关注对象范围广阔，但又分散、细小，书写不拘一格，重在表达的犀利（甚至尖刻）和思想的锋芒（甚至片面），表面上与田野无关，但往往人在书斋，心在田野。
    这种“小文化研究”包括三块内容，一部分是各种知识分子主办刊物上的杂文。如邵燕祥、陈四益、何满子等人的杂文，这批知识分子大多数经历了“文革”的政治洗礼，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感悟，他们以老到的笔法对民族文化之劣质以及国民的恶根进行攻打。这其实是继承着鲁迅开创并发扬光大的杂文传统，要说明的是，他们对文化层面的关注胜于对时事层面的关注，也就是说这里的匕首和投枪不光是对具体的时事，而更多的是对滋生这一时事的文化背景，这也是人们说鲁迅杂文是“文明批评”和“文化批评”之原因所在，而且鲁迅对此也是以一贯之的。
    第二部分是以报纸为主要阵地的一些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文化时评”。与第一部分中老年知识分子相比，这批知识分子对时事的关注胜于对“文化”（此处文化是指造成我们心理和行为基础的文化，而不是具体的与理工对举的“文化”）的关注，他们以忮苛的文风对当下种种现实做一愤激的指点批评。正是由于他们发厉的姿态引起了学院派人文学者的不适和不满。其实，这些感情大于理智的批评不乏他们内心的真诚、天真和理想，以及由真诚、天真和理想与现实的遭遇所造成的挫折和幻灭。
    当然，有些文化时评家笔之所触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围绕着“性”这个庞大的意象群来转圈子，或陷入一种污词秽语的世界里，以彰显出其卓尔不群的批评态度。还有一部分文化“酷评家”以一种绝对的态度对待文化传统，故意发出一些惊世骇俗语，并与媒体两相配合，制造一些“热点”，当然这里有不乏自我炒作和自我做秀的动机，这并不是一种健康的文化批评。
    第三部分是无数无名青年在国内一些知名的公共网站上发表的“网络言论”。由于我们特殊的国情下一些游戏的规则，并不是每个公民的言论都可以在纸质传媒上发表的，而网络的兴起正为广大“愤青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相对自由地议论的公共空间，比较著名的如世纪中国世纪沙龙、天涯关天茶舍、西祠锐思评论、中青论坛青年话题、万科思想评论、凯迪猫眼看人，等等。这些议论空间的存在与过去相比其意义就显得非同寻常，公民一度被压迫的声音，被剥夺的基本权利在这里可以基本得到实现。由于议论者的知识背景和知识层次各个不同，内容也显得高下不一、良莠不齐，但与纸媒相比，其共同的特点是言论相对自由宽松，内容也相对激烈大胆，批评更加直接锋利，读来就格外酣畅淋漓，其作者群之大、受众面之广、传播速度之快均非前两者可比。
    就这三方面的文化批评来说，批判性是他们的共性和本质，三方作者群的年龄大致依次下降，老者老而弥坚，中者指点江山，青者愤世嫉俗，感情激烈，态度决绝。总而言之，第一部分理性分析较多，后两部分感性宣泄较多。其原因是前者不光是感情的宣泄，而且有其思想所在，这种思想的表达不局限于一人一事，而是从一人一事中抽象出来，它又不同于哲学家的玄思冥想，看不到任何人事的影子，所以它是处于具象与抽象之间的思想。比如，对于中国学者的保古行为，鲁迅这样写道，“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29]在这里，深刻的思想是通过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具象烘托出来。而二、三部分看起来叫人不解恨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因为，它们的只是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具象，而没能抽剥出其后的思想。
    2.杂家
    然而无论是从事大文化研究，还是小文化研究都不应有专业之忧，也就是说文化研究者注定是个杂家，其学科的内容的不限定性正是其生命之所在。因为文化研究通过超越学术专业化，在跨学科的范畴之内运行，其可能涉及社会学、经济学、文史哲、政治学、伦理学、新闻传媒等专业领域，这也正是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以及法国的后现代理论所共有的特性。那么，由于文化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文化研究者有没有必要补充其他专业的一些知识呢？因为有些选题倘是叫学社会学的人听了后，他可能要着急了，你这不在抢社会学的饭碗，岂止抢社会学的饭碗，还要抢法律的，建筑的，旅游的，管理的，影视的，广告的饭碗，……其实我们不必费多大的力气去补社会学，法律，建筑，广告的知识，因为等我们补了其中的一门后，我们可能发现我们在抢着别人的饭碗，也就是说，别人已在这方面做了很专业的成绩，何况这也不是补一门专业知识就可以万事大吉的事情。
    那么，文化研究者应当用着自己特殊的眼光，或者说感觉，去关注自己的研究对象，至少不是用其他专业的手段来分析这些对象的，即，研究新天地的，就不必一定要十分懂得建筑，研究民工学校的，就不必一定要懂教育，研究盗版的不必一定要精通法律，……或者可以这样说，文化研究者一旦懂得了建筑学，教育学，法律，文化研究也就死亡了，因为它已退缩到别人的研究领域。对于这，我们可以采取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中的“外行分析家”的思路，即从事精神分析的不一定要像阿德勒、兰克、弗伦茨、荣格、包括他本人一样都是医师出身，也应当有些“外行”，比如克里斯（美学）、埃里克森（画家）、安娜（弗洛伊德女儿，教师），等等，事实证明，这些“外行”做精神分析也是非常成功的。文化研究应当是跨学科的，而且应着眼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生态环境，“跨学科地研究文化和社会方法，跨越了不同学科之间的鸿沟。这样的方法用于文化研究时向人们表明，人们不应该停留在文本的边缘，而应该探究文本如何适应生产体系，不同的文本如何成为生产类别或类型体系的部分，如何具有互文本的结构——如何表达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话语。”（[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错位》）文化研究是“特指近几十年以来，在英国‘伯明翰学派’推动下成熟起来的一种跨学科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涉及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而且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和新的结构性压迫的形成，涉及到它们和文化、经济生产之间的复杂关联。可以说，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的一个最具批判性的认识活动。”[30]这也许是文化研究不同于专业学科的地方和一个努力的向度。
    可以看出，在后工业时代，文学的边缘化地位和文学研究的日益学院化使得文学以往那种对社会、生活感应的功能的大幅度丧失，这就使得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只得寻觅另一处可供其驰骋的土地，即文化研究，这相应地形成了文化研究对当下强烈关注的批判性本质。又回到米勒，虽然文学在现代社会有边缘化的倾向，但米勒并没有为信息社会，被影音媒体所夹逼的文学面临的困境而忧心忡忡，他说，“在19世纪，这些准文学的媒介是根本不存在的。甚至在我小时候，我们就没有电视和因特网这样的媒介，这些新东西肯定会对文学的社会功能产生很大影响，而且确实已经发生了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很快就会死亡。”[31]也许我们不应为文学抱过分悲观的态度，文学丧失的只是传统社会中那种独霸天下的显赫地位，它本身并没死亡，也不会死亡，在现代社会中，它与其他种种文化样式共同承担着人们的精神享受。同时，它也许不再是完全地直接地与人们发生作用，而部分地通过间接的方式发挥自己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刘震云的《手机》和赵本夫的《天下无贼》小说，何来冯小刚的同名贺岁片的流行呢？那么，我们对文学的担心只是对它不得不让出“头把交椅”的沮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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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美]希利斯·米勒.为什么我要选择文学[N].社会科学报，2004-7-1（6）.

责任编辑：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