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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的亮点之一是将谍战题材中的主角从先前的事件叙事、身份叙事升格为命运叙事，将其置于生命难以承受重负的戏剧冲突和矛盾压力之中。 《风筝》是一部具有人文厚度和哲学深度的“作者剧”，尽管存在些许难以消除的硬伤，还是无法遮蔽其从思想到艺术熠熠生辉的价值理性。很难用常规的“精品”盖棺定论这样一部超越了谍战类型框架自带史诗气质的历史剧，特别是当它以人性的悲悯视角仰望尘封往事中那些曾在血与火的对弈中焕发出至真至诚、至情至性的民族同胞时，可贵地从政治立场对立的二元叙事和人物塑造的扁平标签中跳脱开来，升华为一种蕴含善、有神圣意味的崇高美。 时至今日，判定一部谍战剧的优劣，绝非是单纯讲述一个胜负输赢的故事那样浮浅，首先要解决政治立场分野下已成定势的类型主题逢迎、先入为主的敌我形象塑造和囿于猫鼠游戏的经验叙事。电视剧《风筝》之所以卓尔不群，得益于国共双方群像的整体成功塑造，没有丑化、矮化国民党特工，彻底颠覆了过去好坏、正反的脸谱化图解。各方只有立场不同，没有信仰之别，还原“社会的人”，基于人性人情的历史情境。由于复归“信仰”本质，对以往经典共产党人的潜伏者和国民党特工都给予了智商与情商的平等刻画，令人信服地展现双方各为其主的“主义”之战，虽“身在曹营心在汉”，然而并不回避此间的友情和爱情。这种类似“上帝的目光”，将《风筝》与之前的国产谍战剧创作拉开了距离。 《风筝》的亮点之一是将谍战题材中的主角从先前的事件叙事、身份叙事升格为命运叙事，将其置于生命难以承受重负的戏剧冲突和矛盾压力之中。同时，完全规避了“假夫妻”谍战的套路，直接切入到分属两个阵营“未必能走到最后”却真心相爱的情侣关系，及其必然面临的信仰与爱情的艰难选择，这是《风筝》与同类题材创作截然不同的审美特质。 代号为“风筝”的中共党员郑耀先作为第一主角，早在1932年就受苏维埃政权委派成功渗透到国民党“军统”高层，成为戴笠麾下“八大金刚”中号称“鬼子六”、风传杀人不眨眼的“军统”六哥。而《风筝》的历史叙事别有深意地定格在1946年至1979年间，从国共对决到“文革”结束。这段历史，无疑对剧中国共双方矢志不渝的信仰个体构成了想象空间丰盈的终极意志考验场。因此，《风筝》呈现了新旧社会“两重天”谍战双方背景互换后三种历史语境的鲜明时代气质，郑耀先所经历的“敌营十八年”和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隐姓埋名的十八年，与国民党打入中共代号为“影子”的女特工韩冰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两个“敌营十八年”构成了有意味的互文。于是，叙事上的反转、反讽、反衬、轮回和黑色幽默等手法在对比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效果，结构上也有意思地呈现出上下部“双璧合一”的特点。前20集表现郑耀先为搜集情报或自保或其他原因必须与“军统”兄弟建立亲密关系的铺垫；后26集则是新中国成立后，郑耀先在“兄弟情”和“家国义”之间接受考验，并展开他和韩冰从较量到相濡以沫最后诀别的对手戏，这也是《风筝》最好看的部分。 对国共双方角色的人性展现和群像塑造是《风筝》的另一个亮点。剧中，对并不了解真相的山城地下党负责人袁农组织策划疯狂铲除“风筝”的复仇行动、未经专业培训的侦察员马小五屡战屡败于“军统”对手宫庶的较量、中共潜伏女特工曾墨怡和程真儿令人惋惜的过早牺牲、江心一腔热血的幼稚鲁莽等的表现，并非只是作为陪衬郑耀先的功能性人物，更多的意义在于昭示革命的严峻与残酷，其从来与浪漫无缘，是“外人连想都不要想”、朝不保夕命悬一线的特殊职业。相比而言，对国民党特工一人一貌的精干形象塑造，以及令人唏嘘的兄弟情，才是该剧的一大突破。宫庶、赵简之、宋孝安等“军统”特工对六哥义薄云天的忠诚，如同六哥对于国家不计个人得失的付出。赵简之宁可撞墙而死也不招供六哥，这让为保儿子无奈背叛六哥的徐百川最后关头守住底线；当精心乔装出逃的宋孝安偶遇六哥，立马卸下伪装，也忘记了台湾需要他奉养的娘亲，血洒码头掩护六哥；多智近乎妖的宫庶最终被他深信不疑的师傅诱捕。抛开政治分歧，这些人想必也是生活中人们交友的不二选择，如果六哥面对昔日抗日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兄弟无动于衷，这样的共产党人还会让观众流泪吗？无情未必真豪杰，一个连袍泽之谊都不顾惜、缺乏人情味的共产党人，很难令今天的观众感到可亲、可爱、可敬。 当然，郑耀先和韩冰包括延娥的潜伏者形象塑造是全剧最不落俗套的设置。郑耀先不同于之前谍战剧中深入虎穴、以智取胜，且无身份之虞的所有中共情工人员，他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处境令他三番五次被自己人误解追杀，还要应对戴笠的怀疑和“中统”的暗杀。于是，他在笼络一帮铁杆兄弟的同时，给人留下了“比军统还像军统”的印象，奠定了“军统”兄弟对他死心塌地、全无防备，最终落入人民政权之手的逻辑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其身份依然难以确证，为了追查打入延安的“军统”特务“影子”，需要继续隐蔽工作，忍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痛苦。 郑耀先如同传说中浴火重生的凤凰，背负了世间所有恩怨情仇，正像但丁《神曲》中描述的从地狱到炼狱最终抵达星空一样，是以近乎宗教般的情感坚守信仰的苦行僧。在郑耀先、“军统”六哥、金默然、周志乾、赵广平、庞玉山、吴焕等这些同一个人不同名字的背后，象征了他不同时期在不同地方以各种方式报效国家的经历，这种多重身份叙事编织成的坎坷命运，是迄今为止最命运多舛的潜伏者形象。近两年，虽有谍战剧在试图触摸隐秘历史上那些特殊人群的真实人生，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的原型人物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五重特工袁殊。改编自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沈醉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的电视剧《我的绝密生涯》，叙事冲突不着意国共两党的对立，而是站在民族角度，描写一类世人皆知的“大特务”顶着不光彩头衔，长期以多重“绝密身份”服务国家、民族、党派、团体的生涯。观照大历史中撬动转折成败的“特殊人物”的分裂情感和悲剧命运，固然是谍战故事取材的新空间，但是，都意在传奇而没有郑耀先的命运如此波折。 韩冰与郑耀先的隐蔽策略一样，表面看“比共产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她与郑耀先棋逢对手，从提防、敌视、接受、释怀、亲密，一步步走向相濡以沫彼此为“伴儿”，几乎结婚。前提如剧中公安局局长陈国华所言：“繁华淡尽，终有归处，这国民党当然只能喜欢国民党了。可郑耀先是个“冒牌货”，韩冰看走了眼。”同样，郑耀先也将韩冰视为同志，并未察觉她是“影子”。这种阴差阳错的戏剧性爱情关系，应该说，是经过艺术反转处理后的“熟悉的陌生”。有些价值观的艺术表达是恒定的，无论是站在意识形态、阶级立场、不同阵营的角度，还是历史与现在、东方与西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维度，从苏联战争电影《第四十一》，到好莱坞大片《史密斯夫妇》，乃至英国“007”系列中以各种原因出现在邦德身边的不同美女，都在讲述一个朴素的道理：各为其主，任务至上！职业精神是信仰的起码标准。可见，《风筝》的创新没有僭越艺术规则，不同阵营男女的相爱是人之常情，但注定了同床异梦；人性可以有，兄弟情谊感天动地，但当“立场”需要时，壮士须毅然断腕，红色的梦白色的夜注定不能跨越。《风筝》的艺术创新在于超越二元对立观念时，深刻地反映了人生无处不在的两难选择，这恰恰是艺术最打动人心的魅力所在。 韩冰和延娥某种意义上都是与上级断了线的风筝，而相比“军统”对韩冰的念念不忘，延娥新中国成立前在延安潜伏时就成为“中统”的一枚弃子，但她甘愿为自己信奉的“党国”奋斗到死而无怨无悔。从她在延安文艺宣传队中作为扮演《白毛女》喜儿替补B角却少有上台机会的隐喻，到学习毛泽东思想做好反攻大陆的准备，再到隐身山林头发半白恍如“白毛女”的望眼欲穿和以“喜儿”做暗号与台湾接头，这些堪称经典的艺术反转带来的黑色幽默，写活了延娥这个独一无二的形象。 2014年中国循国际惯例首次以国家立法的最高形式设立3个纪念日（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30日，烈士纪念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放下历史偏见，抛开党派之争，上升到民族角度，发起对抗日历史和国民党老兵的纪念。必须承认，艺术创作中不以党派贴忠奸标签，是对“信仰”超越政治立场的高级表述。艺术地体现政治上的进步，反衬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先进性，《风筝》做得很极致。历史资料中，戴笠不止于凶残的杀人魔头的定位，他执掌下的“军统”在抗日年代曾谱写了锄奸杀寇令人振奋的纪录，从周恩来到蒋介石，对戴笠之死带给国共双方的命运转折，都有精彩评价。由此看，剧中对“军统”精英的塑造实在不为过。宫庶发出了与韩冰一样的喟叹：“军统六哥郑耀先都是共党，郑老板还指望着他出山主持反共大事，这真是个黑色幽默。你说，国民党能不败吗？”正是这些前朝“党国”精英的还魂式塑造，才足以说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磅礴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道路。这一艺术手法早已被希区柯克的电影作品证明为“坏人愈成功，影片愈成功”。 从哲学的角度看，个体都是历史的人质，历史中的个体命运如何呈现，又如何处理阶级、党派、阵营与人性的矛盾，向来是艺术创作的难题。郑耀先于“军统”兄弟的情深和愧意、与“ 影子”互为镜像的职业生涯和惺惺相惜、三段不得善终的爱情、与女儿的隔阂和“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悲苦、接受高君宝复仇的痛苦轮回，确实溢出了人们对谍战剧中隐蔽战线上英雄的所有神往和代入式想象。可以说，《风筝》提供了一个超越类型经验、有着无穷阐释意向的复杂文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