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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西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710062） 消费时代的来临，对人文学科尤其是文艺学、美学的研究来说，既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场域与语境的产生，又预示着对传统学科体制、规范及其边界的解构，由此也衍生出一系列有关该学科研究的新的问题性。 从学术发展的历程看，对消费时代人类文艺与审美问题的关注，不仅贯穿于20世纪西方美学、文艺理论的发展过程，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后现代等重要思想家的不断思考与探索。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时代的来临，亦不同程度引起当下中国文艺生产与接受状态的转向，引起人文学科生存语境及话语方式的变化。从某种意义看，当代中国人文学科的存在与发展，已毫无例外地植根于消费时代这一特殊的语境之中，并且每时每刻受这种强大的文化场域的制约与影响。消费时代已成为人文学科存在的一种无形的空间。 法兰克福学派以其独特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批判理论，重新评价和认识进入资本主义即消费时代后，人类审美观念与文艺实践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如阿多诺提出，消费文化的产生导致审美观念自律本性的消解，审美实践也由独特的精神生产蜕变成一种批量化生产与大众消费的活动，审美活动呈现出复杂性。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对传统的文艺与审美观念形成巨大挑战，由此导致传统艺术韵味的衰落与新的美学的开始，人类审美面临的问题性更为突出；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后现代理论家更加重视从理论层面系统研究消费时代所引起的文艺审美观念及其实践的变化。法国后现代思想家费瑟斯通、波德里亚等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在这一社会，审美观念和艺术进入了一个被广泛扩张或泛化的过程，审美观念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艺术领域，它已蔓延于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审美生活化趋势与消费意识形态。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杰姆逊指出，消费社会中人类的审美观念从自律转向感知领域，转向以视觉为核心的生产，美学的封闭性空间也转向开放的实践性空间，导致传统美学的终结，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由此可见，消费时代所导致的消费文化形态的出现，既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生活发展的一种必然，一种人类在其存在维度上别无选择的“命运”，也极为真实地对人文学科研究的价值走向提出了相当严峻的挑战与问题。作为一种典型的人文学科形态，文艺学、美学应自觉而清醒地审视这种境况的客观来临。 消费时代作为人文学科生存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其体现的内涵与影响力是异常复杂的。一方面，它无疑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审美的既成文化背景与传统，导致审美观念发生重大变革，形成新的消费意识形态，促使审美观念转向更广泛的文化、生活领域。但另一方面，消费时代的到来，也形成当代中国社会特殊的文化风尚、格调及状态，文艺与审美的功利性与实用化的特征将变得更加突出，也由此导致审美观念与文艺实践层面产生出大量新的矛盾与问题。诚如法兰克福学派所分析的那样，生活在丰富的消费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会受到商品交换逻辑的影响，服务于这种主导的社会消费意识，而且也促使大众默认和接受这种意识形态。杰姆逊曾十分尖锐地指出，在当今时代，文化逐渐与经济重叠，我们已经看到了后现代主义复制或再造—强化—消费资本主义逻辑的方式。“新的消费类型；人为的商品废弃；时尚和风格的急速变化；广告、电视和媒体以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方式对社会的全面渗透。”[1]（P19）“在这个新阶段中，文化本身的范围扩展了，文化不再局限于它早期的、传统的或实验性的形式，而且在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在购物，在职业工作，在各种休闲的电视节目形式里，在为市场生产和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中，甚至在每天生活中最隐秘的皱褶和角落里被消费，人类开始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存在经验及文化消费的关系中。”[1]（P108） 总之，全球化浪潮使当代世界身不由己地进入消费主义社会运转中。消费既是一种社会总体的价值趋向，又是当代人类在深层心理与潜意识中自觉认同的愿望与行为。正像莱斯理·斯克莱尔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系统就是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第三世界以向人们推销消费主义为己任，这种时尚性的消费主义不断生产并“诱导出需求冲动”，并化强迫为主动，使得第三世界的人们去“消费”。因而，文化媒体帝国主义正在制造当代世界新的一元话语——全球化话语——全球资本主义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无限扩张的强势话语。这种扩张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大幅度蔓延，同时也毫无例外地改变着当代中国的命运。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到来与经济的高速发展，随着当代人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改善，中国社会也正蔓延一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种物质主义和享受主义的倾向。由于消费主义成为当今社会整体的文化语境，由此也导致我们这一时代的文艺生产、审美观念及其理性思考、价值判断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倾斜。按照杰姆逊的说法，这是一个视像文化盛行和空间优位的时代。今天的美学生产已经与商品生产普遍结合起来，美的内涵已发生变化，美不再处于自律的状态，而是被定义为快感和满足，是沉浸在灯红酒绿的文化消费和放纵。杰姆逊的观点尽管过于危言耸听，但他确证了一种客观的文化存在及其规律：即消费时代的确已成为人类生存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而消费时代的文艺生产与文艺学学科的研究，也正在经历着一次重大的挑战与转变。 面对这种挑战及转变，文艺学、美学学科已表现出诸多的焦虑与困惑，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性，即是由消费时代的来临所引发的学科身份的认同性焦虑与危机。如“失语症”的提出，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文学边界的移位与消失，以及文学创作的愈益萧条，文学市场的日渐萎缩，“纯文学”在整个流行文化面前所受到的空前冷落，还有文学终结论、艺术消亡论及审美生活化等观念的愈演愈烈，文学艺术形态无可奈何地失去昔日在艺术大家族中的主导地位，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地带。正像米勒援引德里达《明信片》中主人公所表述的那样，“……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2]（P171）此论断虽然有些耸人听闻，但无疑体现了在精神生产领域内整个时代所感受和遭遇到的一种衰败的命运。这种衰败的命运也降临于文学的研究。它不仅表现在使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之范围变得越来越宽泛，在某种程度上已为含义更广的批评理论所取代；也不仅表现于20世纪后期文化批评的崛起，又对文学批评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使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不断受到消解与冲击，尤为突出的是，新时期以来西方形形色色的文论思潮与流派的大量传播与输入，造成中国本土文艺学理论的萎缩与失语，从20世纪80年代理论移植的乐此不疲，到90年代的应接不暇与漠然视之，无穷尽的理论追逐已耗尽了人们对文艺学作基础性和本源性建设的内在热情，亦导致该学科不断处于一种无根的飘浮和转换之中。它似乎印证了米勒的预言，“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2]（P183—184）当然，米勒的预言的真意并非如此。我们无法驾驭和控制人类“命运”的变化，但我们应为改变“命运”而工作。对文艺学、美学学科的发展来说，其道理大致如此。 如何应对并有效解决消费时代人文学科（包括文艺学、美学在内）所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及理论生产力十分贫乏的症状，并促使文艺学、美学早日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在我们看来，学科知识形态的重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种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会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它所指涉的不仅是作为科学研究类型的学术型知识的积累，或以教材方式呈现的教育型知识样态，也是指一种与该学科相关联的同质态学科的思想含蕴、价值功能及话语实践方式等相融合的综合性知识范型。更为重要的是，文艺学的知识形态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与文化场域，它更依赖于人的现实存在与实践方式，依赖与此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场域的转向与变化。在当代中国文艺学的研究中，之所以有“失语症”的说法，有学科身份的认同性危机，有理论“消亡论”与“终结论”的论调，大抵或多或少与中国文艺学自现代以来在知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性及缺陷有关。其突出表现是我们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符合文艺学学科身份规定性的价值根基，文艺学的知识形态转换过频，放弃过快，沉淀、积累与吸收又过少。应当说，在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内，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化始终是一个被遮蔽的，未能获得彻底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消费文化及读图时代到来的情境下，面对文学艺术对原有传统边界的超越，视像文化的扩充与蔓延，艺术生产的复制性与泛审美化倾向的出现，新艺术形态的产生，艺术与审美的形式化及生活化趋向的流行和挑战，我们的文艺学因知识形态的无根及飘泛不定，才未能对诸多现象做出有效性的回应。由此可见，知识形态的重构无疑是一次恢复文艺学生产能力，重建学科的价值根基及知识构成的合法性、系统性与有效性的基础性工程。我们期待中国文艺学真正地走自己的路。当代中国的文艺学要有所作为，尤其力图产生原创性的理论观念，就需要努力转换其知识形态构成的重心与理论研究的方向，即从以往注重对学科自身本体构成的阐释与研究，注重对学科内部知识形态的生产与完善，转移到对文本世界的阐释方面，转移到对该学科人文价值意向、美学思想资源的生产及运用的方面来。只有这样，文艺学的知识生产才能有效地介入并运用到文学艺术的实际中去。我们期待中国的文艺学研究能多思考一些与自身学科有关的问题性，尤其能够在学科的价值根基、知识形态等较为根本性的论域与问题上有所创新与突破。 【参考文献】 [1][美]杰姆逊.文化转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美]丁·希利斯·米勒.全球化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命运[A].王宁.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