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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一部中国音乐文化史，实际上由礼乐与俗乐两条主导脉络构成。这两条脉络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从宫廷、各级官府到民间，乐既有社会功能性和实用功能性，又有审美、娱乐、教育诸种功能，如此架构起硕大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从整体把握，一部中国音乐文化史，实际上由礼乐与俗乐两条主导脉络构成。这两条脉络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从宫廷、各级官府到民间，乐既有社会功能性和实用功能性，又有审美、娱乐、教育诸种功能，如此架构起硕大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从国家礼制仪式用乐到民间礼俗仪式用乐（传统国家礼制的俗化显现），经历了确立、发展、定型、延续、演化、积淀等过程，形成了完整、贯穿性的礼制继而为礼俗的用乐体系。虽然在某些历史阶段，由于俗乐发展势头较猛、更贴近世俗社会生活而对礼乐缺乏相应关注，但整体而言，因应国家礼制仪式的基本需要，礼乐一直延续且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将礼乐思想以制度形态彰显，不能不归结到周公制礼作乐的意义。如果没有周公制礼作乐，断不会有影响中国三千年如此详备的礼制和“礼乐文化”，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样态；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化的理念为后世所本所依，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诸种学说就失去了思考的依凭。礼为敬鬼神所立，周因商、商因夏，所见礼之初始；礼为国家纲纪，关乎天地君亲师，有序为治。周公将礼制仪式中用乐提升并以制度固定下来，确立了礼乐存在的意义，所谓“国之大事”与“国之小事”及多种礼制仪式类型均要用乐。国之大事为大祭祀，国之小事为小祭祀，加之嘉军宾凶诸种仪式场合为用，如此形成礼制用乐的体系化。 乐本无所谓礼与俗，当乐与礼制仪式相须且固定为用形成常式与风格，当依等级观念，在使用过程中按用乐类型、乐器拥有数量和乐舞承载人数之多寡分出尊卑贵贱，就形成“为用”理念下的定势。中国的用乐传统由此形成礼乐和俗乐这两大主导脉络或称两大体系。所谓乐分礼俗，恰是因有了礼制用乐方显俗乐意义。没有礼也无所谓俗，从这种意义上讲，周公开国家意义上功能性用乐分类的先河。 这一贯穿 三千年的中国礼乐文化，整体来看既未断裂亦未断层。仅在宫廷为用者只是礼乐整体的一部分。传统国家最具核心意义、隋代以降以“国乐”相称的雅乐，除了宫廷为用之外，其“文庙祭礼乐”亦具全国意义；吉礼除大祀之外，中祀和小祀是宫廷与各级地方官府均有的样态，制度规定称之为“通祀”或“群祀”，这是国家意义上的祭祀仪式行为，他种礼仪同样是上下相通。此外，延续一千又数百载的中国乐籍制度下、分布在全国各府州郡县的官属乐人承载着国家意义上的礼制仪式及其用乐，这个庞大的乐人群体构成国家礼乐在地方官府为用的网络体系，其承载的礼乐具有制度下的一致性内涵。 国家制度和用乐功能性保障礼乐和俗乐两条脉络并行不悖，这两条脉络在相当长的时段中由社会人士与官属乐人共创之后，由官属乐人主导承载，从宫廷、地方官府乃至民间接衍形成完整的体系化脉络。虽礼制内涵有所变化，用乐不断更新，但国家规定性的礼制与仪式相须，礼制仪式与乐相须却是相对稳定存在。与此同时，俗乐因时代而不断发展更新并生发出说唱、戏曲等多种音声技艺类型。 周公时代“礼不下庶民”，但汉魏以降国家礼制规定性越来越有下移趋势，多朝代礼制中乡邑里甲实施怎样的礼制都有规定，两晋南北朝的多种官书正史已明确显现地方官府，戍边将领礼制仪式用乐的情形，隋唐时，文献也显现地方多有礼制用乐的记录。其后数朝多种官修礼书显现，礼制用乐宫廷和地方官府上下相通。各级官府无论礼制仪式还是仪式中用乐都是为了彰显“国家在场”。清雍正皇帝饬禁乐籍，官属乐人们除籍之后由官府主持被安置于邻近诸多乡镇，将其承载的官方意义的礼制仪式和仪式用乐直接服务于庙会祈福、婚丧嫁娶等众多民间礼俗，由此，我们方能从当下“民间礼俗”中感知和体味历史大传统中礼乐文化的存在。 虽然传统礼制当下以民间礼俗的形式而存在，但我们必须对传统国家礼制有基本把握，民间礼俗并非仅是一个“平面”或称“横断面”的松散样态，它一定是传统礼制积淀的产物。建立仪式与礼的对接理念，民间礼俗在相当程度上都可与传统国家礼制产生对接，当下民间礼俗是传统国家礼制的俗化显现，礼俗即俗化的礼。关于中国乡间社会，费孝通有“礼治社会”一说，这礼治应该是从传统国家礼制演化或接衍而来。在中国的土地上任何一种礼俗用乐形式或多或少总有传统“国家”身影的存在。不与大传统中的礼制产生对接，则会将之视为区域社会中的孤立现象，难以认知国家礼制如何演化为民间礼俗，更不会在意各地民间礼俗多种形态及其用乐所具有的相通性、特殊性和丰富性。 所谓礼乐与俗乐因功能性的分类，完全是由于周公制礼作乐的制度规定性所为，礼制仪式用乐之外者均可归于俗。礼乐与俗乐是相辅相成的一对概念。周公制礼作乐，主要是对国家最高礼制仪式用乐的选定，当然还有多种仪式中为用的礼乐创制。周公因其崇圣情结从当时社会上多部落、氏族、方国中存在的乐舞中选出五部以用，这便是黄帝、尧、舜、禹、汤氏族活态传承的乐舞《云门》、《咸池》、《韶》、《大夏》、《大濩》，然后将周创制的《大武》忝列以成六乐，用以对应天神、地示、山川、四望、先妣、先考之祀，这是国之大事中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承祀对象的仪式用乐行为。《周礼》、《仪礼》中记述的乐舞除六乐之外尚有“九夏”、“小舞”，射礼之时亦有专用乐舞，等等，都是礼制仪式中的用乐，如此方显多种礼制仪式用乐的体系化意义。《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与六乐之前五种同期存在的《葛天氏之乐》、《阴康氏之乐》、《朱襄氏之乐》等，没有被周公纳入国之大事中为用，而它们依旧在不同区域范围存在。加之礼制仪式及其用乐的不同类型，可见周代礼乐也具丰富性，既有国家意义，亦有氏族、部落意义。 如果说礼乐重在国家意义上的礼制仪式中为用，那么，俗乐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因应审美、娱乐、宣泄等多种情感需要的音声表现，或称是人们世俗化的情感表达。两周时期不乏该类作品，诸如韩娥、秦青的表现；郑卫之音、桑间濮上之乐以及魏文侯所言“新乐”、《诗》中之国风的部分内容，所谓“恶郑声以乱雅乐”的表述是两种用乐类分的典型显现。简言之，除礼制仪式规定性之外的用乐形式以及乐形态本身都应归入俗乐范畴。俗乐可以随时随地表演与展示，与世俗人等的社会生活紧密关联，所谓“乐者乐也”，是社会不同层级人们宣泄情感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在俗的类下亦有所谓“超凡脱俗”以为“雅”者，可见俗乐类下亦显多层次性，典雅、精雅、细雅、雅致等，与雅正之雅非为一类，从大的类分还属于为俗一脉。 乐舞使用亦存在这样的问题。其实乐舞形态或称乐舞本体本无所谓礼与俗，只不过被社会和世人赋予了功能性为用以成定制，诸如唐及其后既有“雅乐大曲”，亦有多种俗乐大曲，还有加入故事情节以成的所谓“杂剧大曲”，音乐本体并不具有礼与俗的意义，而是要看社会赋予的功能意义、为用场合以成风格者，如此显现本体技巧与技能在形态之中展现。我们可以循两周乐舞形态下探，逐渐把握不断发展分化出来的诸种音声技艺形式，诸如大曲、曲子、说唱、戏曲等，这些都是俗乐主脉的有机构成，文人用乐亦应归入此类。 礼乐代表“国家在场”，俗乐对应世俗人情。在社会中生存的人们更多所因应的是世俗日常，但这并不代表不受国家和制度的约束。在当下社会形态中，也许传统礼制中吉礼理念与主流意识形态有异，但这并不妨碍同样要建立国家意义上的内涵丰富的礼乐形态，否则便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乐文化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的缺失与断裂。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王兆胜 何兰芳摘） 原文刊于《中国音乐学》2013年1期（原文约19000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