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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易卜生主义是一种易卜生式的人道主义，充满审美的乌托邦伦理道德理想。在易卜生的戏剧创作过程中，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主题的表现、人物的塑造，还是细节的描绘，都凸显了积极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光辉和强烈的社会批判锋芒。易卜生笔下一些重要的人物形象的“独白”和“对话”，实际上是剧作家审美心理的自我呈现或自我描述。 【关 键 词】易卜生主义/审美的人道主义/伦理道德/再思考 【作者简介】王忠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名誉理事、《外国文学研究》名誉主编兼编委、华中师大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易卜生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易卜生式的人道主义，一种审美的人文主义，充满了审美的乌托邦的伦理道德理想。（注：参见《易卜生文集》代序“易卜生和他的文学创作”。《易卜生文集》第八卷，由王忠祥编撰校订（包括撰写“代序”、各剧“题解”和部分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它富有挪威小资产阶级进步思想意识，体现了“自由农民之子”的精神特性（激进性、开创性和独立性）以及时代要求。无论是布朗德牧师高喊“全有或全无”（或者得到一切，或者一无所有）的口号，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牺牲，还是培尔·金特这个浪荡子经过“爱”的洗礼，在“圣洁的女人”索尔薇格的感化下获得新生，都表现了剧作家的人文理想，换句话说，都是以易卜生的人道主义为理想基础的。布朗德和培尔·金特都奉行“自我主义”，但他们的“自我主义”却又蕴藏着“利他”的意义。如我们所知，剧作家认为：布朗德坚持“自我”，要做道德高尚的、绝对的“真正的人”，完全符合人类的天性。培尔·金特最后找到了“自我”，也就是恢复了纯粹的人性。（注：参见拙著《易卜生》（天津：新蕾出版社，2000年）88—96。） 作为“自由农民之子”的思想和代表的易卜生，一方面运用人道主义思想武器批判封建残余和大资产阶级当权派的贪婪专横，另一方面凭借个人的精神反叛去追求个性彻底解放的理想世界。易卜生主义也有时代的、个人经历的局限性，当然不会超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发展的普遍观。但正如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体现在挪威历史之中并带有挪威特点那样：人道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如体现在易卜生主义之中，也必然带有挪威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尽管当时西欧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正在走下坡路，挪威却出现了资本主义蓬勃向上的精神状态。易卜生主义以及那些宣传易卜生主义的作品，反映了当时挪威方兴未艾的社会运动（包括恩格斯所说的“文学繁荣”）。挪威的这种“进步的社会运动”虽仍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却不同于19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阶段，而是处在资本主义的初期，相当于英国莎士比亚创作的中后期。也必须看到，易卜生主义的时代毕竟是19世纪，当时的挪威社会在资本主义兴起的繁荣景象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资产阶级现存秩序的悖理性。易卜生主义和资产阶级鄙夫俗子的利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它在扫荡封建残余势力时，还要非议、攻讦那些新时代的伪君子、吝啬鬼和野心家。在这里，蕴涵着资产阶级早期理想和新时代批判精神的易卜生主义，确实具有反封建残余、反资产阶级贪鄙庸俗的双重意义。易卜生并不笼统地赞扬人道主义，他曾借用布朗德之口嘲笑过那种爱一切（包括丑恶与敌人）的伪人道主义。他坚持反对那些卑劣渺小的人冒充“人道主义的使徒”。易卜生运用他的颇具特色的人道主义，为挪威积极向上的中小资产阶级制造舆论，这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与利益。 在易卜生的创作过程中，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主题的表现、人物的塑造，还是细节的描写，都放射出积极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光辉和强烈的社会批判锋芒。他的戏剧在文学史上别开生面。他的杰出的戏剧人物很像他本人，具有自己的个性与独立精神。他的戏剧尤其是60年代中期以来的作品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挪威在前进中的复杂的矛盾，批判了现存的社会制度，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状态和基本要求。较早的浪漫主义戏剧，就表现了易卜生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政治热情。《武士冢》、《厄斯特罗特英格夫人》、《觊觎王位的人》等一系列取材于民族历史、民间传说的戏剧，以及产生在这一基础上的英雄形象，发挥着热爱祖国、振兴民族、反对封建势力和外来侵略的启蒙教育作用，在甘达尔夫大王、英格夫人、霍古恩国王等浪漫主义人物形象身上，已经显示了特殊的反叛精神与不受任何拘束的独立性格。关于后来的一些戏剧人物，在布朗德、培尔·金特之外还有娜拉、斯多克芒、罗斯莫等易卜生主义体现者，更加执着地追求“人的精神的反叛”、“道德升华”和“整体革命”，更加坚定地反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意识与资产阶级现存秩序。娜拉为了身心的自由，勇敢地否定傀儡家庭以及维护男权社会的法律与宗教。斯多克芒毫不动摇地为“真理”、“公理”（公共利益、人的尊严、科学态度）而战斗。罗斯莫怀抱革新社会的理想，他清楚地知道，实现这个理想毫无希望，却又毫不退却，宁愿牺牲生命也要忠实于自己的个性。易卜生十分欣赏这些小资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与不公道的社会光锐对立。易卜生竭力赞扬他们的“自我主义”（个性主义），让他们有的坚持“自我”，像布朗德、斯多克芒那样；有的寻找“自我”，像罗斯莫那样。不过，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常常以失败告终。也有例外的，如作为转变人物的培尔·金特。剧作家本人就有着强烈的“自我主义”，这里的“自我主义”，或者叫做个人主义，和专门为己、毫不利人的反社会的利己主义颇不一致，如前所说，它常常包容着“利他”的一面。剧作家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对自己保持真挚和诚实，人就是“自我”，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他断言强烈的“自我”主义可以凸现人的价值，并有利于社会（注：参见拙著《外国经典作家研究丛书·易卜生》（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五章第三节。）。易卜生绝对推崇人的精神生活，努力追求无限的自由。他号召人们不断地净化道德，一直到灵魂能与上帝对话：要求人们按个人独特的意志而生活，奉行“全有或全无”（非此即彼）的宗旨（像戏剧《布朗德》中的主人公那样），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在“此”和“彼”之外，别无选择。他的这种思想，以及那些宣传易卜生主义人物的社会观、哲学观，和19世纪上半叶丹麦学者基尔凯郭尔提倡的存在主义哲学、伦理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不谋而合。在主观主义的指导下，基尔凯郭尔提倡“强的个性”，维护“个人自我”，认为事物生成都是按“或者——或者”（非此及彼）的方式进行，而它的变化又是出自个人的自由选择决定。人只有摆脱一切世俗之见和固定的道德原则的束缚，进入非理性的“宗教阶段”（并非人世间的宗教），才能达到自己的真正存在。不管易卜生承认还是不承认，崇信易卜生主义的一些人物身上，多少反映了基尔凯郭尔的这一类思想观点的影响。可是，这些人物崇尚科学、向往民主、提倡妇女解放、追求知识与理性，则与基尔凯郭尔迥异。在戏剧中，易卜生式的英雄人物常常和其他人物交往，从而针对社会现实提出问题、讨论是非、谋求出路。易卜生创作的批判精神，伴随着一连串问题的提出、讨论而大放光辉。在易卜生的浪漫主义历史剧、现实主义问题剧以及一些带有象征主义特色的戏剧中，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浓厚的理想色彩始终融合在一起。易卜生批判社会现存秩序，追求真正的自由王国；批判极端的利己主义，提倡无畏有益的自我牺牲精神；批判小市民的停滞生活，鼓舞人们做既有理想又讲求实际的高尚的人。易卜生主义在彻底否定国家、社会、宗教的弊病和一切虚伪的口号时，也强调了不利于人民大众的绝对个人主义、宣扬了缺乏具体内容与措施的空想社会主义，如通过“人的精神反抗”进行毁灭全世界的“整体革命”，等等。像布朗德那样的“革命者”，他为之进行殊死的斗争，全力加以攻击的敌人在哪儿？他所强调的“全有”、“全无”有何具体的内容？易卜生没有交代，可能他和他的布朗德一样，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作为对那个特定时代的一种反拨，这一切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无论易卜生主义有怎样的弱点，无论它的人道主义核心具有何等明显的局限性，它所表现出来的首创的、独立的精神，破旧立新的坚定性，以及它的艺术载体——戏剧人物等，仍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 总之，“人学家”易卜生笔下的一些重要的男女人物形象，如凯蒂琳、布朗德、培尔·金特、朱利安皇帝、斯多克芒、罗斯莫、索尔尼斯、伊厄棣斯、英格夫人、斯凡尔德、娜拉、吕贝克、海达·高布乐、爱吕尼等，他（她）们颇富个性特征的“独白”和“对话”，实际上是作者审美心理的自我呈现或审美心理的自我描述。如此“呈现”和“描述”，可以说是易卜生主义的自然流露。话说到此，有必要再次指出易卜生强调他的工作只是提出问题，他对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尽管他对他所提出来的问题不作具体的回答，或者没有指出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但他所提出来的问题确实切中时弊，能激励人们进行社会改革，从而追求理想的和谐社会（美在和谐），这是时代赋予剧作家的神圣任务，易卜生的伟大就在于他为了出色地完成这一任务，不断地开辟道路，迈向新高度。 参考文献： 易卜生：《易卜生文集》（八卷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Ibse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Ibsen. 8 vol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5.] 王忠祥：《易卜生》。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 [Wang Zhongxiang. Ibsen.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2.] ——：《易卜生》。天津：新蕾出版社，2000年。 [- - -. Ibsen. Tianjin: Xinlei Publishing House, 200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