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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怪诞是与优美、崇高、悲剧、滑稽并列的审美形态，由丑恶和滑稽两种成分融合而成，以极端反常化为构成方式，既可怕又好笑是其接受反应。马格里特最重要的怪诞特色，主要表现在将物理距离最近和心理距离最远的两物对接、以美恶制造恐怖、以形象图解哲思、人物表情动作缺失等四个方面。 【关 键 词】马格里特/怪诞/特色 【作者简介】刘法民，江西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南昌 330029） 中图分类号：101(5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638(2008)04-0085-05 怪诞是与优美、崇高、悲剧、滑稽并列的审美形态，由丑恶和滑稽两种成分融合而成，丑恶是融合的内容，滑稽是融合的形式；以极端反常化为构成方式，即用最熟悉的构成最陌生的，最美善的构成最丑恶的，最简直的构成最智慧的，最乏味的构成最有趣的，最现实的构成最超现实的，最非人的构成最人体的；进入欣赏领域后，最典型的接受反应是害怕与好笑共生、惊骇与快活混杂。[1]怪诞是马格里特艺术最重要的美学特色，本文尝试以怪诞理论对他的绘画进行解读。 马格里特(1898-1967)是比利时伟大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被美国著名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称为“二十世纪中具有最卓越的想象力的人之一”，[2]他的怪诞绘画就因为表现了天下最神奇的想象而独树一帜。由于他的画题材简约、主题突出、创意充满神奇的智慧之光、哲理上的高位概括性，很容易诱发人们的创作思路，因而成为大众艺术、流行艺术、时尚艺术、前卫艺术的灵感来源。许多与他的原创似是而非的作品充斥着各种传媒，人们见多了模仿品，反而觉得他本身的工作平淡无奇了，如同卓别林用假姓名参加模仿他的表演比赛，评委给的分数竟然没有假卓别林们高一样。不过，一旦将错置的时空恢复原位，马格里特作品的新奇特异怪就会清晰地显露出来。 一、物距最近和心距最远的两物对接 马格里特怪诞艺术的第一个特色，是将物理距离最近、心理距离最远的两物对接在一起。 马格里特运用这种方法创造出许多举世惊叹的杰作，最著名的有鞋子上长着脚趾的《红模型》、裙子上长着乳房的《贵妇客厅里的哲学》和以身为脸的《蹂躏》。 人除了睡觉外脚上都穿鞋子，脚和鞋子紧贴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人生的二分之一，物理距离最近。人类虽然已有几千年的穿鞋史，但除了知道脚与鞋子能冻结在一起，世界上还没有人见过甚至无人想过，鞋子这种死物会与人的活脚生长成一个生命体，所以心理距离又是最远。当马格里特开天辟地第一个把它们长为一体时，就成为物距最近、心距最远的两物对接，就成为人类艺术最智慧、最天才、最奇妙的作品之一。同样的，人类衣服的功能之一是遮羞，女人的衣服遮着乳部，衣服与乳房的物理距离最近，但谁也不会想到乳房会长到衣服上，衣服与乳房的心理距离又最远。当马格里特将乳房长到衣裙上时，也同样成为人类的天才艺术。人的脑袋紧连着胴体，头部与胴体物距最近。现实中人的脑袋掉了之后，人绝对不会再存活下去，当然也就不会有人想到以人身去代偿头部的功能，因而头部与胴体心距又最远。虽然中国古代神话中出现过被杀掉脑袋后以乳为眼、以脐为嘴继续作战的刑天，在公元3到4世纪也曾有印度奇闻中的“没有头而脸在胸前的列乌曼形象盛传欧洲，[3]但没有证据证明马格里特受了它们的启发。马格里特用乳房当眼睛、肚脐当鼻子、会阴当嘴巴的怪诞形象也达到了人类艺术奇特的最高水平。 从马格里特作品的实际情况来看，所谓物理距离最近，就是现实生活中相互接触得最紧贴，人们最为熟悉最为了解的两物关系。所谓心理距离最远，就是人的想象根本联系不起来的两物关系。研究马格里特的著名学者盖伯利克在讨论马格里特怪诞画构成方式的转变时写道：在马格里特看来，“每样东西都和另一样东西联结在一起，即使是在平常的经验里亦然，因此得去发掘这种理性的、又不为人所熟知的关联：……这种发掘让他把图画当成问题来解决，使他有系统搜寻和物体有显著关联的心理或形态上的证据，这证据会产生出物体单方面不可改变的诗般意义。因此，马格里特在他的第二阶段不再把相异的东西并列一处，而这是超现实主义者典型的作法；现在他要探索物体间被隐藏起来的关联性——鞋子跟脚的关系，风景跟图画的关系，或女性脸孔和女性躯体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马格里特发展出一套他自己的方法论”。[4]我认为，马格里特的这套方法论可以概括为物理距离最近、心理距离最远两物之对接。 马格里特运用物理距离最近、心理距离最远两物对接的构想方式，创造出了许多举世叹为观止的奇妙艺术，除了以上举到的外，叶子鸟、石头衣裳、老幼换脸、脑后长脸等画也是这种方法最典型的运用。 《痛苦的滋味》一画中出现了一丛绿色的植物叶片，在绿叶中间直立着一只绿色的鸟，它只有鸟的外形，身体完全是绿叶构造，在它的胸部有一条只有绿叶上才有的毛毛虫正在吃它的身体，吃出了树叶才会有的那种空洞。《媚药》的画面上只有一件西式上装，它很厚，也很重，衣服的布料上呈现出只有石头材料被雕刻打磨后才会有的空洞、隙纹。这显然是一件石头衣装。鸟总是在绿叶中出没，并居住在树丛中。人穿着衣装在石头中间活动的时候多了，人的衣服与石头接触相连也是常有的事。因而，鸟与树叶，衣服与石头是物距最近的事物，但人的心智何曾将它们划过等号？等到马格里特将它们的形体合一后，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了它们离开人的联想是何等的遥远。 对物距最近、心距最远两物直截了当进行对接的例子，除了自然事物外还有人体。第一眼看到《精确思维》时，读者会觉得那是母亲抱着一个婴儿，但仔细察看，却发现这个母亲长着婴儿的脑袋和胖脸蛋，而怀中的婴儿，虽然光着身子小手小脚，却长着成年女人的脸膛和浓厚的金色烫发。很明显画家画的是母婴，只不过将她们的脑、脸进行了对换。妈妈抱孩子脸对着脸身贴身，是人类最熟悉、最亲切、最永恒的母婴视觉图像，物距上最近，心距上却最远，没有天才的反向思维能力，谁也想不出互换脑袋的样子。 《透明的房子》比《精确思维》缺少生活气息，让人感到是某种理念的图解。一个男人背对着观众，在他的后脑上开着一个洞口，里面清晰地露出了这个人的面孔。这种惊人的构思，也来自于脑袋前面的脸和脑袋后面的脑勺在空间上的接近和心距上的遥远，这两种对象的置换因其奇特性与震撼性，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还为时尚艺术所模仿。如国外和国内都出现过在人的脑后制作人像图形的发型，白色的头皮将黑发构成的人像清晰地凸显出来。 马格里特还有一些作品，虽然构思的逻辑没有这些作品清晰明确，但还是遵循着物距最近、心距最远两物对接的总原则。比如天空雨人、手臂沉入墙壁等。 《戈尔孔达》是一幅极为神奇的绘画，下方是红顶楼房，上面是蓝色天空。天空有许多穿着黑色大衣戴着黑色礼帽的男人面无表情笔挺地站在那里。这些人分大、中、小及深、中、浅三个层次排列在楼房的前面与上空，由于影像有大有小有清有昏，就呈现出焦点透视前显后遮、近大远小和空气透视近清远昏、纵深一维的知觉线索，让人感到从近到远、从下到上满天都是人的同时，又觉得从上到下满天都是大雨初起的雨珠。 “戈尔孔达”是印度一座富裕城市的名字，虽然这种画名像童话一样让人感到迷惘，但它对后人的启发却是明确的。王小波《三十而立》的一句比喻显示出惊人的怪异与美丽：“满天都是星星，好像一场冻结了的大雨。”[5]日本一本叫《晴天有时下猪》的童话里写道：明天晴天，有时下猪。第二天，天上果然密布着乌云一般的猪。其想象，似乎都与此画相关。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有天空飞人的神话，但其想象可以直接来源于鸟类的相似联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够在天空静止不动，所以，人类的想象中很少有天空上静止直立的人，马格里特此画在想象上的首创性是显而易见的。 休斯《新艺术的震撼》一书曾介绍过马格里特的另外一件作品，一个带着枪和子弹的猎人把他的手臂靠在墙壁上，突然他的手沉入了墙壁中。墙是砖石水泥砌的，是如此坚硬，人的手臂是肉长的，是如此柔软，就像现实生活中其他永恒不变的事实一样，人常常会把手臂放在墙上，但永远也不会陷入其中。但在马格里特的想象中，这种物理距离最近、心理距离最远事物的连接却发生了。 为了研究怪诞艺术，笔者曾阅读过不少奇特、怪异、新颖的艺术作品与现实事件报道，在我的视野中，人类最奇妙、最智慧的艺术构思有如下一些：要两女人硬拉孩子，以辨别真假母亲；饭到嘴边突然变成火炭；蒙冤妇被杀后血倒流爬上竹竿；人尸肚脐眼里点灯；人头落地，嘴中还喊好快刀；钻入尸袋冒充死人逃生；血流着如狗似蛇寻找母亲；吃药假死情人误会自杀，自己活过来也跟着自杀；误杀亲父，误娶亲母；裸体美女摆成骷髅相；裸女身上装抽屉；鞋子上长脚趾；乳为眼，脐为鼻，阴为嘴；情人蒙着脑袋相会；天空雨人；脱帽行礼摘掉脑袋；手指插进头皮思考；人头上开西瓜三角切口；被铐的瘾君子咬断手臂去找毒品；嘴里长出黑毛须。我以为，在这些艺术性奇思妙想中，马格里特以物距最近、心距最远两物对接的方式创造的鞋上趾、裙上乳、人身脸、天空雨人，都可以进入最前列。 二、以美恶制造恐怖 初次接触马格里特绘画的人，也许会感到他的作品虽然怪异神秘至极，但很难说是怪诞，因为在他的画中看不到怪诞所必须的丑恶与恐怖。 其实，事情并非如此。 我们知道，丑恶由作恶者、受害对象、作恶过程和恶的结果这几个环节构成。在艺术表现中，作恶过程是恶的典型形态，最容易引发恐怖。绘画虽然是瞬间定格艺术，无法再现作恶的连续过程，但却可以通过凸现作恶结果来刺激读者的恐怖感与怪诞感，达利、培根和恩斯特的怪诞画都是如此。 达利喜欢描绘被害者遭害情状。《内战的预告》中，人体被分割成头部、乳房部、腿部、脚部、手臂部、内脏部后，又胡乱地对接在一起。《凄惨的游戏》中，近景上，女人扑向无脚男人，男人手中拿着自己被割下的睾丸。中景是带血的人屁股、鸟头、女人手、男人手、人头、手指、帽子、睾丸、大便、蝗虫等等。培根的画中全是遭受怪病、畸形、怪胎、毒瘾的摧残折磨，正在撕裂、挣扎、疼痛的人体。《动作中的人》画的是一个裸体男人长着两个屁股：一个屁股上长着的一条大腿被从膝盖处砍掉还在流血；另一个屁股上长着的两条大腿没有脚，顶端露出骨头棒；他的脑袋连在屁股上，脸上的皮被扒掉，露出满嘴的白牙。恩斯特的画则是让有生命的人、动物、植物，与无生命的矿物、人造物连接、生长在一起，给自由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马格里特虽然也是通过凸现作恶结果来刺激读者的恐怖感与怪诞感，但马格里特与达利、培根和恩斯特有着明显的不同，达利、培根和恩斯特是以丑现恶，而马格里特则是以美现恶。他有意隐去受害结果中鲜活呛人的血腥与残忍，只描绘受害者被摧残情状形式上的美丽形态。虽然看起来比较秀雅、清爽、和谐，很难在第一时间产生恐怖、惊骇、焦虑、恶心等情绪，但观众还是能依据作恶结果将作恶过程想象出来，经过设身处地的体验同情感受到恐怖与惊骇。比如，《发现》中，一个漂亮女人的身上和脸上长着木质花纹，尽管这种花纹形状、色彩都非常秀雅迷人，可透过这种迷人的美丽，人们还是会想到这是严重的皮肤病，正在损害着人的身体和容貌，从而在迷惘之余感到恐怖和焦虑。《雕像的未来》里英俊的男人脸上长着大片大片厚实的皮瘤，色彩和形状与蓝天上的云朵一样美丽。英俊的面孔与漂亮的云状瘤会在第一眼中产生审美愉悦，但它毕竟是严重的皮肤病，这样大面积地长在脸上，又会引起观众经验中极痒、极痛、极羞的恐怖痛苦体验。 马奈有一幅名画，三个漂亮的贵妇人出现在阳台上。在《透视：马奈的阳台》一画中，马格里特将三具棺材以这三个女人同样的姿势摆放在阳台上。大卫有一件名作，一个漂亮的贵妇人斜躺在沙发床上，在《透视：大卫的〈雷卡米埃夫人〉》里，马格里特又将美人变成了棺材斜躺在床上。马格里特将这些棺材画得优雅纯净而高贵，但观众还是会想到年轻美丽的贵妇已变成死尸正在棺材里腐烂发臭，恐怖与绝望感会抑制不住爆发出来。 虽然马格里特将恶的结果画得秀雅干净，对观众的感官产生不了恐怖冲击，但是它却能激活他们对丑恶过程的丰富联想，体验到强烈的恐惧惊骇情绪，他们由这些形式秀雅的恶果所联想到的过程却是真正的恶。因而，尽管他描绘的这些恶结果充满了诗情与美念，但最终还是成了怪诞，马格里特创造的是特殊的美恶式怪诞艺术。 三、以形象图解哲思 在绘画艺术中，如果从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的关系着眼，人物外在表情要为内在的精神服务、人物形象要为作者思想感情服务。但马格里特的怪诞画却拒绝了人物画以“外在表情表现内在精神”的最高使命，他画的人物都是既无具体思想感情，又无具体表情动作的概念人，他是在通过这些概念人直接证明自己的某种思想。观众在观看这些没有具体表情动作的人物时，因为无法产生具体的联想和情感，正好可以专注于他所表现的特定思想。他把画中的人物当成了图解自己思想的符号。 对马格里特绘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马格里特是一个“问题性”画家，他的许多画都源于他对某种哲学问题的思考。他先提出一个问题，随着对问题的思索而不断地修改草图，直到画图能准确巧妙地证明他对问题的答案为止。马格里特在一封信中，回忆了他是如何以一幅画解决一个哲理问题的。《黑格尔的假期》中，一把打开的伞上放着有半杯水的玻璃杯。马格里特说他这幅画开始于“在画中如何表现一杯水而使它显得不太平凡”，或者是“它虽然很古怪很霸道很虚弱但却很有特色”这样一个问题。“我开始画许多杯水，玻璃杯上总是有一条直线。在画了一百次或一百五十次以后，这条线就变宽了，最后变成一把雨伞。然后把这雨伞放进玻璃杯里，而结果是在玻璃杯下面。这就是最初问题的解答。”[4]所以，正如一些马格里特的研究专家所指出的那样，“以画作为表达哲学性思考的手段，是马格里特作画的最主要目的之一”。[6] 在马格里特作为哲理思考的答案创作出来的画中，最著名的要数“这不是烟斗”与“画笔画不出雕像”。作于1928年的《徒劳的尝试》中，画家正在执笔画一个女人，可这个女人并没有出现在画布上，而是站在画家对面，与画家一样是一个真实的三维立体的人。画家可以在画布上用笔画人，但无论画得多么真实，这个人物在物理本质上永远都是二维的、平面的。这幅画实际是对“画笔画不出立体对象”这一事实的陈述，尽管这只是一种简单的事实，但是用绘画语言对其论证，马格里特是第一个。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马格里特这一绘画式哲学思辨，不仅给企图画出事物立体属性的“立体主义”迎头一击，而且也为读者带来了诸多意想不到的诗情画意、哲思美念。 马格里特图解哲思的画法造成了不少怪诞形象，除了“画家画不出立体的人”外，“只见脱帽行礼而不见礼貌”也是比较突出的。《事物的课程》插图中有一组三连幅的图解：一人脱帽行礼；连帽子带脑袋一块摘下举起；戴帽时戴反了，脑袋朝上成为帽桶，帽桶朝下成为脑袋。按照马格里特传记作者盖伯利克的说法，马格里特的这件插图是为了说明心理学中一个极为麻烦的视知觉心理定势问题。马格里特认为，如果人们想知道一个对象有什么意义，当他带着这种探求的目的去看这个对象时，他的视觉就只会看到它想要看到的东西，而看不到对象的本身，就像只会看见别人脱帽举起而看不到脸在何处一样。[4]在大多数人的经验中，脱帽举起是对他人表示尊敬的一种礼貌形象，只要有了这个动作形象，人们就认为是有礼貌。其实礼貌的核心是行礼者面部的亲切尊敬的表情，但是却被人们当作末节忽略了，即使是脸部反转向上，人们也注意不到。 《白色卡片》是马格里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画中描绘一女骑师骑在骏马上，在稀疏错杂的大树中间穿行。画家故意搞乱了人、马与大树的透视关系，在三棵树前，他让马首和人挡住了树，真实地体现着前显后遮的焦点透视规律。在另一棵树前，他却让本来是前面的马，出现在它身后树的后面，让两棵树之间的间隙挡住马身，又背反了前显后遮的焦点透视规律。结果，给欣赏感受中造成了极大混乱，凡是前显后遮的部分，人们感到那是现实，凡是后显前遮或者是实显空遮的地方，人们又感到那是幻觉。这又是马格里特对一个哲学问题的拷问——艺术影像与现实经验到底是什么关系。 《突显》一画有1930年与1948年两个版本。如照相一样逼真的女性裸体，被裁成头部、乳部、会阴部、膝盖、脚部五段，装进大小不一、长宽比例不一的五个木制画框里，并按照人体的这一客观顺序上下排列起来。由于视知觉的整合作用，初看时，会感到那是一个裸体女人，站在一排大小不一的窗口后面。但这种知觉并不稳定，感受很快发生变化，开始怀疑这是被分割成几截的人体。自古至今，人们都会把画像装在画框中，而且在视觉中，画框会将框中的艺术世界与框外的现实世界划出一个清晰的界限。可是当画框以马格里特的这种方式排列时，画框却成为透露现实的窗口，画框里的艺术世界变成了现实世界。也就是说，有时我们会确信框中只是画家描绘的一张脸、一双膝盖、一双脚，有时我们又会感到它们是现实中某个女人的脸、膝盖和脚。马格里特通过这幅怪诞画，探索和表现了一个哲学问题：审美中，艺术之窗与现实之窗是如何转换的。 《听音堂》中，房间里搁置着一只向外膨胀得塞满四壁的大苹果，到了《美丽的现实》中，这只苹果已长得比房子大得多，房子只好建造在这只苹果上。现实世界中，人们对事物大小的判断，都是靠事物之间客观的数量关系作标准，仅对单一对象的夸大缩小，并不会改变其在欣赏者眼中的大小。马格里特正是通过改变苹果与房子之间的数量关系来表现苹果之大的。画面对苹果对房间都做了最为真实最为精细的客观再现，只是两者之间的大小比例被画家不动声色地缩小了许多倍，因而我们才会感到一个最真实的苹果比一个最真实的房间更大。通过改变两个对象之间的比例关系创造“巨大”艺术对象，是马格里特许多作品反复成功运用的一条艺术规律。当然他创造的这些“巨大”艺术形象，也没有逃脱作为哲学观念示意图的命运。 四、人物表情动作缺失 绘画中，人物内在的思想情感、精神品质要靠外在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表现出来，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从来都是人物画家研究与描绘的重点，但马格里特显然是个例外。除了《巨人时代》、《被征服的读者》、《食鸟的女孩》等个别作品之外，他在面部表情及身体动作的描绘方面几乎是个空白，他是美术史上最奇特最另类的人物画家。 在马格里特的怪诞画中，没有表情的人物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面孔的人。《征服者》的男人脑袋是木板，木板上画着提琴音箱上“S”形出声孔花纹。《快乐的原则》里的男人长着一个圆形的有强烈白炽光的脑袋。《午夜的婚礼》木架上摆着的男人脑袋脸背向观众，金发女人面向观众，但脸部是一个空洞。《伟大的战争》的两个变体画中，一女人被花遮着了面孔，一个男人被苹果挡住了五官。还有《火焰的回归》那样戴着黑色脸罩的，有像《情人》那样用布将脑袋蒙住的。马格里特描绘的这些无面人、遮面人、蒙面人形象，据说有两个来源：一是当时电影中经常出现蒙面遮面的人物，马格里特深受这种电影的影响；二是对自己母亲当年淹死情状的回忆，母亲被捞起时脸被睡衣包了起来。[4] 另一类是有面孔但无表情的人。马格里特人物画中虽然有不少面部清晰，但是却沉静似水，五官木然没有表情。如《黑色魔法》中，一裸体女人上半身是天空的浅蓝色，下半身是大地的土黄色，她的眼睑下垂，五官自然放松，对自己的处境和遭遇没有任何情绪反应。《记忆》中一女人头部面部描绘逼真，右脸蛋上有一大片鲜血，但也没有任何表情。同样，《生命的创造》中面对着蒙头人的女人、《暴露》中全身长满了木板纹的女人、《戈尔孔达》中站在天空里的黑衣礼帽男人、《透明的房子》中后脑勺上长着面孔的男人，也都一样的面无表情。这些人物中最惹人注意的，是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双目紧闭不抬眼皮的形象。《雕像的未来》中那个脸上长满云朵斑皮炎的男人、《困境》中的开枪自杀者、《他不是演讲者》和《黑夜内涵》中那黑衣行走的男人、《梦想》中的裸女等等。 达利也是以描绘人体为主的怪诞画家，他的人物表情非常强烈，特别是狰狞的笑更是让人恐怖震撼。《内战的预告》中的那个人物就有典型的达利式狰狞的笑，他口唇鲜红如血，三颗尖利的獠牙从嘴唇里呲露出来。《凄惨的游戏》中，被割去睾丸的男子眼睛瞪得如同铅球，小小的黑色眼珠突暴出来，一张大嘴惊骇而愤怒地半张着，露出长而白的牙齿，满脸都是凶恶的笑。《欲望的诞生》中，男人正站着和一个翼装的女人拥抱，他的眼睛死死盯住这个女人，贪婪凶狠的大嘴笑着，露出满口牙齿。与达利相比，马格里特怪诞人物画的表情缺失显得特别明显。 马格里特的人物画除了脸部没有表情外，还有身体动作缺失的特点。 马格里特的人物都采取一种静止的没有动作的站势，《漫游者》、《愉快的捐赠人》、《国王的博物馆》、《上流社会》、《人类与森林》、《法律的支持者》、《人类的儿子》、《致意愿》、《密友》、《得到报偿的诗人》、《伟大的世纪》这十余幅画中，都是只画一个人物，而这一个人物都是头戴礼帽身穿西装直挺挺站立不动的男人。 达利、培根、恩斯特、布鲁盖尔的怪诞画正好相反，他们的人物动作极为夸张、狂乱。比如培根，主要是通过描绘痉挛、挣扎动作来表现人物的精神。《洗脸》中一个痉挛打结的人体，像落进沙坑时的跳远运动员，身体大幅度向内收缩成一个圆球。这个人同时还在呕吐挣扎，很容易使人想到毒瘾发作时疯狂的瘾君子。布鲁盖尔画中所有的人物都在愚笨、憨厚、滑稽地活动着，比如《盲人的寓言》中，五个瞎子一个跟着一个向前摸索，最前面的一个已跌进坑中，后面的却还在重蹈覆辙，让人观之可笑、害怕、心酸，都与马格里特的人物静止直立、动作缺失完全不一样。 【参考文献】 [1]刘法民，怪诞艺术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罗伯特·休斯，新艺术的震撼[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 [3]巴赫金.拉伯雷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苏西·盖伯利克.马格里特[M].香港：远流出版公司，1999. [5]王小波.黄金时代[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 [6]张光琪.马格利特[M].台中：艺术家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