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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前，技术进步对艺术的影响已拓展到艺术作品形式表现之外的广阔领域。技术对艺术创作形式变化的影响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分别是制作手段、材料载体、场景氛围和信息表达。技术制作是以艺术的呈现手段而存在的一个价值维度，技术情境是以营造艺术的氛围手段而存在的一个价值维度，技术信息是以艺术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媒介工具作用而存在的一个价值维度，三者分别发挥着制作呈现、渲染情景、传播信息的基础作用。技术对于艺术的影响，也逐渐呈现为声、光、色等非物质化手段，创作过程和作品呈现的去物质化趋势日益显著。而作品形式表现的虚拟化和非物质化趋势，促使艺术创作者和欣赏者共同在一个虚拟空间中沿时间轴线完成艺术作品，这已经影响了当下审美文化观念和创作发展的方向。技术化发展促使艺术以制作工艺为呈现手段，实现了从构思到物化的过程和以不同技术工具材料为基础的载体的演变，也带来了上层之中社会关系的变化。信息工具性使艺术顺利介入现代生活，并以此发挥出社会媒介作用，实现引领作用、教化职能。技术进步影响了艺术语言的变化，最终演变为艺术观念的改变。 关 键 词：技术进步/艺术形式/艺术作品/审美文化表现 作者简介：楚小庆（1975-），男，山东聊城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在职博士研究生，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编审，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江苏 南京 210018）。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2013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当代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13YSA002）；2013年度江苏省第四期“333工程”科研项目资助计划“当代技术发展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BRA2013158）；东南大学重大科学研究引导项目“技术革新与艺术观念变化”（3213040101）成果之一。 不断进步的技术相对于艺术的发展进程而言，始终发挥了一种类似于助推器和催化剂的作用，技术发挥作用的最明显之处就是提升了艺术的表现范畴，以及拓展了艺术语言的广度和深度。艺术的生命力在于思维的创意和创新，科学的职责在于发现和探索自然的规律，技术的使命在于解决实际问题并产出能够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创造和发明。艺术与技术之间分别遵循了不同的发展路径，技术是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走的是一条线性的发展轨迹；艺术的发展却是非线性的路径，也是其发散式思维方式的形象体现。相比之下，技术无疑是可以被传授的，一招一式，师徒授受；而艺术在某种程度而言是不可被语言、课堂等普通教学方式传授的，在很大程度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艺术的真谛和内涵需要依靠直觉和悟性去领悟，这些又与个人的才情和先天禀赋密切相关。例如，中国古典戏曲中的基本功唱、念、坐、打，依靠的是言传身教，“言传”部分可以依靠教学方式实现传承，而另外一部分只能靠师徒授受之中的领悟，靠“身教”，才能够最终完成教育传承的任务。从方式、路径等分析，技术与艺术二者之间似乎并无直接的关联。 但从词源学视角来看，希腊语中“Tekhne”（艺术）一词，原意也与现在的“艺术”含意不同，其意为：凡是人为的而不是自然或天生的都是“Tekhne”。这其中暗指了艺术本身就具有“技艺”之意。并且，英语中的“art”（艺术）原意也是指技术、技艺。而在中国传统文献中，“艺”用得最多的引申义则是“才能”、“技巧”、“技艺”，如《广韵·祭韵中》所解释的：“艺，才能也。”《庄子·天地篇》中亦说：“能有所艺者，技也。”在拉丁语、德语中也存在诸多类似的情况。从以上各种语言词源分析中，可以看出，最初的艺术一词大多指的都是技术、技艺、物质生产或一般实践，这些都说明了最初的艺术与一般生产、技术之间存在着统一，同时也说明了在实际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之中，人们是把艺术与一般的生产或技术作为同一范畴的东西加以归类和认识的。因此，从人类社会技术或艺术发展的历史坐标来审视二者之间的关系，很难将二者截然分开或简单否定其中任何一方。 以上分析充分说明，技与艺的源、流及其二者关系，在古代中西方社会中均已经过深入地分析、梳理和讨论。不过技术进步对于艺术影响的维度所在，以及技术和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尚未得到较为详尽的讨论分析。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如：技术的进步是否伴随着艺术观念的变化[1]130，技术的进步对于艺术表征的影响有哪些[2]51，以及艺术本质属性对技术生态变革的促进作用[3]，等等。正因为如此，对技术进步影响下艺术形式的变化及其取向进行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制作工艺：技术作为艺术创作形式表现的呈现手段 技术进步拓展的并不只是艺术表现的领域（或范畴），同样包括艺术品的制作工艺。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其实主要体现在创作的方式及表现手段等方面。可以说，技术进步对艺术产生的显著影响，最为直接的反映就体现在制作工艺上。制作工艺的完善与调整，不仅反映了“精致化”的要求，也是艺术观发生变化的具体体现。此外，艺术技巧的精湛与否，并不就意味着艺术作品本身艺术价值的高低，专业技术和业内认同并不等同于社会资本和审美文化观念的广泛认可，可见艺术品的技术维度是“因需而用”和“因需而变”的。因而，艺术的技术维度首先表现在制作工艺的直接层面。 相对于技术的应用，在论及艺术品的制作工艺层面，有相当一批论著涉及。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中敏锐地呼应了阿多诺（T.W.Adorno）对波德莱尔的批判：“波德莱尔不过是一个艺术技巧统治论者”。布鲁姆也大段引用了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的观点来印证：“否定性是艺术的屏障还是艺术的真理，这不是艺术所能决定的。艺术作品在本质上是否定性的，因为它们要受到客观化法则的制约；也就是说，艺术作品消除或扼杀它们加以客观化的事物，将其从直接性和现实生活的关联中强行分裂开去。艺术作品因为招致消亡而得以存活。现代艺术尤其如此，我们从中发现一种普遍的模拟性的热衷于物化的现象，也就是热衷于消亡的原理。艺术中的幻象意在逃避这一原理。波德莱尔是这一分水岭的标志，现代艺术继他之后一直致力于摆脱幻象，同时又不使自身成为物中之物。”[4]71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艺术的本质和生命力在于创新，在于对过去的否定。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文化转向》中将“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如下界定：“现在我必须就这个概念的恰当用法说句话：它并不只是用来描述一种特定风格的另一个词语。至少在我的用法里，它也是一个时期的概念，它的作用是把文化上出现的新的形式特点与出现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经济秩序联系起来——这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经济秩序经常委婉地被称为现代化、后工业或消费社会、媒体或景观（spectacle）社会，或跨国资本主义。”[5]3詹姆逊认为时代的进步导致艺术以不同面貌出现，但是其本质是相同的、不变的。詹姆逊亦认为，目前后现代主义最显著的特点或手法之一便是拼贴，“我必须首先解释这个术语（从视像艺术的语言上），人们总是倾向把它与所谓戏仿的相关语言现象混淆或等同起来。拼贴和戏仿都涉及模仿，或进一步说，涉及对其他风格特别是对其在手法和文体上标新立异的模拟……拼贴，像戏仿一样，是对一种特殊或独特风格的模仿，戴着文体的面具，说着已死的语言；但是它是一种中性的模拟方式，没有戏仿的隐秘动机，没有讽刺的冲动，没有笑声，甚至没有那种潜在的可与很滑稽的模仿对象相对照的某些‘标准’东西存在的感觉。拼贴是空洞的戏仿，是失去了幽默感的戏仿：拼贴就是戏仿那些古怪的东西，一种空洞反讽的现代实践……”[5]3很明显，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艺术创作之中运用的那些技术手法是空洞的、没有实际意义的。艺术的本质和艺术的真理是不变的，时代进步导致外在的物质条件发生变化，但是这些外在的表现形式、工具技法等，比如后现代主义的生硬模拟的创作方式，在表现艺术的本质和鲜活的内在生命力面前，往往又是无力的。 但是，在艺术的各个门类之中，电影似乎又是一个特例。电影艺术在追求艺术的本质和真理的过程之中，必须依赖技术的进步得以完成，电影艺术的本质体现也必须依赖技术条件的实现得以表现出来。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与道格拉斯·戈梅里（Douglas Gomery）在《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对电影技术发展及其艺术逻辑变迁做出了理论梳理，该书认为，电影机器发展的最初动力是科学的，即试图利用照相术来研究运动。这一科学研究为第一台电影摄影机（爱迪生活动摄影机）的发明制造奠定了基础，尽管爱迪生的初衷是出于经济的考虑（为另一个爱迪生发明且获得巨大成功的大众娱乐品——留声机研制一种视觉伴奏）。而且，“一切艺术形式和传播媒介都有自己的技术史。不参照油质颜料的发展，就无从讨论西方绘画；同样，没有舞台的电力照明，也就谈不上现代戏剧。然而，即使全部或大部分技术论据都已遗失但仍剩有可以辨认出来的一首诗、一个剧本或一幅画的话，我们还可能想象出诗歌、戏剧或绘画的历史模样。事实上，有些艺术家宁愿摆脱他们所运用的媒介的技术装饰——例如极少主义的画家或表演艺术家。比较而言，电影创作者则不可能逃避相对较高的技术复杂性，因为它是任何一部影片得以生产的前提条件。并不只是电影才有自己的技术史，但正是那种不可逃避的对一整套复杂机器的依赖——这套机器本身也依赖于光学、化学和机械发展史中的特定形成物——使技术研究在电影史研究中占有极突出的地位。”[6]129显然，诗歌、绘画、戏剧表演等艺术门类，在其艺术表现过程之中可以不过分依赖外在技术条件而得以表现艺术的本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过于繁复花哨的外在形式反而会掩盖艺术原理较为直接的呈现。而电影则明显不同。在法国电影叙事学研究者弗朗索瓦·若斯特看来，更重要的则是“历时性和共时性在电影中紧密结合，行动的同时性表现是电影艺术家特别钟爱的一种方式，正是它使影片特别引人注目。[7]54匈牙利学者皮洛却认为：“电影的特性仅仅在于能够把几股本质各异来源不同的事件流程汇合为一场同时展现的演出。电影展现的一幅全景，是闪烁不定明灭变化的‘星座’，它们的交错与叠合就是段落与情节的内在运动结构。”[8]83电影艺术的任务是通过镜头的组合、情节的穿插、蒙太奇手法的运用来体现和表达叙事的逻辑和情节。所以，电影创作的蒙太奇手法是电影艺术的本质，而电影蒙太奇艺术创作，则是在复杂技术的基础之上得以实现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艺术作品的制作工艺维度是以艺术表现的内容需求为目标而确定的，需要在艺术之中进行分门别类的具体探讨。任何形式的“技术炫耀”总是流于表面，而穷于思想。艺术创作中由“技”到“艺”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通过技术实施的具体步骤，把艺术创意和创作构思实现、展现为艺术作品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运用技术将艺术构思物化的实现过程。所以，在艺术的制作维度之上，技术是作为艺术的一种呈现手段来应用在具体的艺术创作之中的。 二、材料载体变化：技术推动艺术创作形式演变的外在趋势与文化观念转换 艺术的形式和表现离不开艺术作品的载体，不论是艺术创作还是艺术传播，作品表现和传播效果都和选用的材质（包括质地、纹理和颜色等）密切相关。艺术作品的载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其他某种物质材料，如舞蹈艺术的表现形式是通过人的肢体语言，所以对人体本身就有一种必然的依赖，同样，音乐有着对嗓音和乐器的依赖，绘画有着对画笔和纸张、画布的依赖，文学和书法艺术有着对于笔墨纸张的依赖等。也正如美国学者奥尔德里奇所说：“当我们从一种艺术讲到另一种艺术时，我们会看到材料如媒介方面的一些富有意义的差异”[9]50。不同的艺术门类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艺术载体，从桌椅板凳到声音图像再到笔墨纸张和肢体语言，艺术门类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所以，艺术作品的外在形式表现与艺术创意构思的物化过程，都离不开技术和材料载体等实体的支持。 一切艺术作品都有“物”的特征，艺术创造也可以看成是一种艺术创意构思与物质媒介材料进行“对话”的过程，在艺术创造中，对新材料的运用总是和新的技法手段相伴随的。以人体雕塑作品著称于世的亨利·摩尔在《雕塑家的目的》一书中认为：“在对卵石、岩石、骨头、树木和货物等自然物体的研究中，我找到了形式与节奏的若干因素”，而且“每一种材料都有其自身的特性。只有当雕塑家直接进行创作，只有在同他的材料之间形成一种主动的关系时，这种材料才能在形成某种观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10]165。只有当客观的物质材料在受到主观的艺术创作观念的支配，并且在为艺术表现形式服务时，这个材料才真正成为艺术作品中的一部分，变成为艺术作品中的一员，也才真正拥有了艺术的生命力。 在建筑艺术领域里，在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进程中，建筑艺术作为一种物质生产经历了最激烈、最富有戏剧性的变化，但与绘画或雕塑相比，它仍然保持了极大的稳定性。因为建筑作为实用艺术，“作为一个笨重的物质堆”，功能对其形式具有强制性的束缚力，典型的表现为“形式追随功能”。所以，在绘画或雕塑艺术领域中，先锋派艺术的那种“抛弃一切旧规则”的颠覆性创新概念，也竟然始终没有在建筑艺术领域中发生，相反，由于技术上的突破，在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工艺和新材料的协助之下，使得在过去技术落后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的建筑设计创意形式，最终却都纷纷在社会现实之中成为可能。尤其是以新技术基础为保证的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处理手段，大跨度、高强度、复杂结构技术等疑难问题的解决方法，确保了建筑艺术形式创意多样性实现的可能，拓展了建筑艺术的创意设计发展空间。 然而，其反例则是在建筑设计中仍存在“一种纸上的虚拟建筑”创作流派，典型作品如美国建筑师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的《马尔多诺的方程式》（Maldoror's Equation）（图1），就被戏称为“形而上学的建筑”（metaphysical architecture），其主要特点在于强调雕塑的形式感在建筑设计创意中的运用。这一设计作品亦从彼得·艾斯曼（Peter Eisenman）那里汲取了“非建筑”（Not Architecture）概念，“据说是从许多哲学家那里得到启示的。它包括赫拉克利特的永恒的流变概念，尼采的虚无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当代流行的‘解构主义者’（Deconstructionist）的理论。”李伯斯金图解式作品也往往被认为具有一种“疯狂的复杂性”，通过四、五种不同类型的“反射体系”，整个作品显得像是一种“不和谐的几何形的舞蹈”[11]196。可以说，在技术的角度，建筑艺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技术的进步有多大，艺术创意得以实现的空间就有多大，建筑艺术作品真正成形的比例就有多大。技术的进步逐步解决了造型艺术创新中的诸多问题，使得艺术作品创意一步步得以最终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技术手段的进步和变革会超越艺术作品的风格流派等文化因素，直接对建筑设计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就是技术推动和带动了艺术表现形式变化，从而实现了在美学观念和意义上的突破。但同时，这些在现实中的成功案例，反过来会促使艺术家或设计师总结规律，改进方法，最终，艺术创作观念和艺术创作实践方法也会逐步发生相应的变化，技术和艺术也因此而走向更加完美的结合。 舞蹈艺术作品表现的基础是肢体语言，作品创作需要依靠“身体的技术”，所以，卡尔尼霍姆柯（Joann Wheeler Kealiinohomoku）所云的“通过人体在空间中的运动，在既定的形式和风格中表现出一种虚幻即逝的精神模式”[11]203，即涵盖了从社会的到战争的全部行为范畴，用比我们日常动作更为夸张而直白的方式，通过运动调度人体的行为映射了人体塑造的时空体现，或如吉尔·德勒兹的判断：“界定身体的正是这种支配力和被支配力之间的关系，每一种力的关系都构成一个身体——无论是化学的、生物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身体。任何两种不平衡的力，只要形成关系，就构成一个身体。”[12]59舞蹈艺术具有追求理想的隐喻，其建立须借助造型、几何学和构图，伴随着音乐、叙事以及曲目象征性地被呈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对身体的压制，也是对身体的固定形式和意义进行反复的再生产，从而让身体醒目地出场，尽管是以一种丑陋和不洁的方式出场。”[13]9哈夫洛克·埃利斯认为，舞蹈的古老性抑或还在于它的向人类诞生之前延伸的倾向，“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昆虫中、在鸟类中，舞蹈往往是爱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求爱中，雄性的虫鸟翩翩起舞……舞蹈的最后高潮就是恋人的结合”，所以，“在原始的民族中，舞蹈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才获得它的价值”[14]40。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舞蹈中，很多动作还是以表现人类生殖、繁衍等作为动作的主题。比如说在少数民族民间舞蹈中有关臀部的运动，特别是有关摆胯动作的运用较多，也较为明显。苏珊·朗格在其名著《情感与形式》中对舞蹈中的“艺术材料”观点亦颇具启发：“当我们观看舞蹈时，我们看到的是力的相互作用，但这种力并不是砝码具有的那种重力，也不同于将书推倒时所用的推力，而是那种仿佛推动着舞蹈本身的纯粹外观的力。……一个舞蹈的构成材料就是这个非物质的力，只有在这种力的收缩和放松、保持和成形中，舞蹈才具有了生命。而那个作为它的基础的真正的物理力反倒消失了。如果观赏者看到的仅仅是一种体操和队列，艺术品便消失了，创造也就失败了。”[15]9舞蹈艺术通过动作的编排给予艺术欣赏者以视觉的张力。舞蹈情节构思的模式化和舞蹈动作处理的单调、僵化倾向，都是妨碍舞蹈艺术自由挥洒以表现自身生命力和视觉冲击力的障碍所在。 所以，艺术表达的观念化、隐喻性和时空性，均离不开相关技术的支持。尤其是利用图像技术对于艺术表演动作的捕捉与模拟、再创造，以及艺术演出环境与宏大场景的营造和情节转换等。艺术表现的虚拟化和非物质化趋势，更是当代社会条件下艺术创作过程和作品表现形式演变发展的新趋向。特别是将艺术创作的过程与艺术欣赏者进行的艺术体验的过程两者合一的虚拟现实技术，就是以现代高新技术发展作为实现基础条件的具备新的艺术创作形式和外在表现方式的新作品。 三、情境氛围：技术作为艺术场域精神展现的营造要素 营造艺术（作品表现的）情境，是技术不断介入艺术的一种方式。运用高科技手段获得令人震撼的舞台艺术效果的实例，典型地体现在近几年来国内各地层出不穷的大型舞台实景演出之中。舞台情景中对艺术欣赏者造成的视、听觉甚至触觉等感官接受的深刻影响，源自于以高科技手段为基础的灯光、音响、服装、道具等舞台美术的设计表现手法。笔者曾经在2011年随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到深圳的几家大型灯光、音响设备生产企业考察、调研，观摩到民营企业对舞美设备进行技术研发的大量人力、物力、经费投入的现实场景，以及由此发明创造出的令人叹为观止的炫美灯光效果，印象非常深刻。而在中国古代数千年艺术发展历程之中，技术进步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具体则主要体现在工具、材料、场景布置之中。笔墨纸砚、一桌二椅，大都简单的一带而过，并不需要布置大场景和花费大制作。在西方艺术史的发展进程之中，技术进步对于艺术创作形式表现的影响则体现得较为明显。在诸多门类艺术之中，工具、材料、场景的变化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技术进步对艺术创作影响的进程之中，镜子、照相机等新技术手段在艺术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里程碑式的关键作用。从视觉图像的层面考量，技术与艺术效果间的关系在映像艺术中体现得最为显著，其发展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映像”本源于西文中的“projected image”，可直译为“投影图像”，一般特指投射在印像纸、银幕、显像管、液晶屏等介质上面的图像，且这种图像突出强调的是对自然光进行技术处理的一种技术化结果。同时，“与其他艺术种类结构的基本物质要素不同，如语言艺术中的文字、造型艺术中的颜料和石料、演出艺术中的人体等，映像艺术利用的是光，而且它对基本物质要素的使用不是如同其他艺术种类那样由人直接加工、处理，而是由人借助具有决定意义的技术工具（高科技工具）来处理。”[16]272在部分艺术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中，就是通过技术工具对艺术要素进行艺术情景效果的处理，以此塑造艺术环境，烘托艺术氛围。 映像艺术是以光学、电学、声学等的一系列基础科学为支撑的技术产物。因此，鉴于技术本身对艺术创造过程的参与，使得映像艺术打上了技术的（而非单一技巧、技法的）烙印，这就是“映像艺术的技术化特质”，由技术创造出了艺术作品本身前所未有的呈现效果，主要体现为新形式和新感觉，这些形式和感觉包括“虚拟性、动态性、时空性、复合性、精确性”等等。由之，以一定的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高科技条件）为基础的具有强烈技术色彩的映像艺术，包括摄影艺术、电影艺术、电视艺术、计算机艺术，往往以3D乃至4D的艺术形式展现出来。而且，映像艺术在现代技术的介入下已经具备极强的复制性。具有标杆意义的复制技术应用就是照相摄影技术的出现，如在20世纪初期，照相复制技术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可以精确复制一切珍稀传世的书画艺术品。当下印刷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在古代书画艺术作品的高仿真复制技术领域假货频出，就连宣纸上的水印和水墨的晕染效果都能够清晰地表现，不仅做到真假难辨，而且量大速快，效果逼真，常常令专业鉴定人员慨叹。 照相摄影是支撑在具体艺术作品中能够营造情景效果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因素。“照相机是传送现象的盒子。自从照相机发明以来，它的工作原理还没有改变过。从被拍对象上发出的光，穿过一个小孔打在照相底片（plate）或胶片上，后者由于化学作用保存这些光的痕迹。从这些痕迹中，再通过另外一些更为复杂的化学反应，照片就可以被洗印出来。以我们这个世纪的技术水准而言，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过程。正如与今天的印刷术相比，历史上的印刷技术已经非常简单了一样，不简单的只是捕捉由相机所传送的现象的本质。相机所传送的现象是一种建构，一种人为的文化产物，还是——与我们留在沙地里的脚印一样——某种刚刚经过的事物的自然印迹？回答是，两者都是。摄影师选择他所要拍摄的事件。这种选择可以被当作一种文化建构。建构的空间，似乎可以这么说，清楚地体现在他对没有选择加以拍摄的事物的拒斥中。建构是他对眼前事件的读解。正是这一读解（经常是直觉的、非常迅速的），决定了他对被拍摄瞬间的选择……与素描不同，摄影并不拥有一种语言。摄影影像是通过光线折射即刻诞生的；它的形象并非通过经验或意识而注入。”[17]79图片的光影构图不是用手描摹的，而是通过摄影者的审美意识瞬间构图、取景、采光后凝固下来的。本雅明曾生动地指出：“用手指触一下快门就使人能够不受时间的限制地把一个时间固定下来”，“照相赋予瞬间一种追忆的震惊，这类触觉经验与视觉经验联合在一起，就像报纸的广告版或大城市交通给人的感觉一样。在这种来往的车辆行人中穿行，把个体卷进了一系列的惊恐与碰撞之中。在危险的穿越中，神经紧张的刺激急速地接二连三地通过体内……”[18]146因此，映像艺术形式本身无论是内在凝结的技术含量，还是艺术作品呈现方式的存在形态，都与以往的艺术种类有着革命性与根本性的巨大差异，它的诞生和发展是科学技术革命在艺术领域里直接影响的结果，二者存在着同步发展的亲缘关系。例如1864年电磁理论和无线电原理的确立，1883年电子的发现，1897年荧光屏管的出现，1898年无线电广播的发明，1905年狭义相对论的提出，1938年电子摄像的出现，1942年原子能技术和火箭技术的出现，1943年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以及20世纪50年代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等等。与此相对应的是，1839年出现了摄影，1895年出现了电影，1908年出现了动画电影，1927年出现了有声电影，1930年出现了电视，1954年出现了彩色电视，1963年出现了宽银幕和立体电影，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电视卫星实况转播、有线电视、高清晰度电视等等。 映像艺术的主要门类如摄影、电影、电视等，在其艺术形态从发端到成熟的过去一百余年里，其自身所取得的成功发明和飞速发展，正是得益于这些艺术门类所采用的主要科学技术手段，也同样取得和经历了一个个划时代的革命性突破过程。“可以说，现代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刺激了人的科学热情，在相当的程度上培养了人的科技意识和科学思维，促进了人对科技新成果的渴求和重视，这就为科学技术在一切领域中的应用创造了外部条件，另一方面，也为新的艺术种类的出现提供了直接的、必不可少的技术基础。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科学技术所发生出来的那种技术特性乃至技术法则对艺术的规范和塑造”，而且，“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或技巧融入到艺术中，使得艺术本身明显呈现出具体的技术形式和技术韵律，而且当这种手段或技巧已经构成了艺术的基础、其中的技术原理对艺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时，技术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创造出新的艺术特性。”[16]273技术进步解决了艺术创新道路上的具体问题，这种新技术就完全可能会影响艺术节奏、韵律和视觉元素（色彩谱系变化）的组合效果，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审美价值取向和艺术表现特性。 相对于电影艺术而言，电影技术的不断发展引发和导致了电影不同的艺术表达效果，其中的第一项重大技术进步就是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跨越，以及声音录制方式的不断改进。最初的电影作品是无声的，1926年美国首先放映了用光学（感光）法（新技术）制作的有声电影，20世纪50年代又出现了磁性录音技术，明显地提高了电影影片的声音质量和工作效率，1977年又出现了道尔比矩阵立体声系统，数字录音技术也在近年来开始在电影录音中得到广泛运用。电影艺术的第二项重大技术进步就是从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的跨越。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染印法，在德国出现了多层乳剂彩色胶片，20世纪70至80年代出现的多层乳剂彩色电影胶片在清晰度、感光特性、色彩还原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电影在放映的画面上也在向着更宽和更大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宽银幕电影、遮幅电影、立体电影、巨幕电影、环幕电影等新的艺术形式。近年来，结合和借助自然山水地形和地貌条件进行舞台美术创作的大型实景舞台艺术演出更是规模宏大，其中的真人实景更是将故事情景叙事情节演绎得如诗如画。 就情境而言，技术作为营造艺术效果的关键要素，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相当多的艺术作品之中，特别是在当代影视艺术创作中，传统艺术作品中蕴含着的宏大历史叙事、表达深重的家国苦难和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责任感等艺术风格特征纷纷被抛弃，“艺术的主题变得轻松随意，艺术在这里不再承担严肃的启蒙、鞭策、批判等使命，而像一堆堆美丑间杂的气泡迅速泛起，却又瞬间破灭。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启蒙、鞭策与批判精神虽不再显得严肃，但借助艺术作品的观念表达仍然流行。只不过这种表达经常呈现出强烈的、未经凝练的情绪化色彩”，在当前社会，“艺术在表达观念的同时也体现出明显的泛娱乐化的倾向和大众个人情调式的呈现。泛娱乐化的倾向使艺术与人的本能（而非精神）欲望紧紧联结在一起，只需能博得一乐，而不需引发思考。此外，艺术开始借助计算机网络被大众个性化。大众借助博客和聚集性专题网站随心所欲地创作着艺术、享用着艺术，也在随时抛撒着艺术，表现个人情调式的艺术随处可见。但这种情调已抛弃了精英艺术家所追求的作品的深刻性而偏于消遣。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的崇高性丧失了，经典隐退或被边缘化了，迎来的是一个鱼龙混杂、风格轻佻的艺术时代。”[19]187面对着艺术风格的时代转向，艺术情景氛围的描绘和着力营造，以及艺术创作者个人情感的个性化抒发倾向，在宏大历史叙事消沉的背景中，越发表现得突出和耀眼。不管是从精神层面还是从技术的层面，艺术的泛娱乐化倾向和大众个人情调式的呈现，首先表现出的就是对艺术情景的着力渲染。但是，对于艺术情景的渲染，仅仅是艺术创作表现的外围因素，并非艺术作品的灵魂所在和艺术精神世界的核心要素。阿瑟·丹托（Arthur Danto）在《艺术的终结》中如此说道：“每当再现的可能性有了技术上的扩展，类似题材与技术间这种内在联系的事物就会成为作品最突出的特征。最初一批影片从吕米埃兄弟的制片厂出来时，选择的题材，纯粹是为了展示运动：选择一部表现堆满苹果的桌子的影片是愚蠢，哪怕从当时表现运动真正可能以来，这确实是首次使静态成为作品的一个客观特征。向观众展示的景象是：从工厂拥出的人群，歌剧院广场上的交通，火车，遮盖在布洛涅森林野餐者头上的枝叶。即使在今天，追逐，作为电影的一道主菜，仍没让人倒胃口。宽银幕立体电影在真正的空间中向我们猛扑过来，它基本上是肤浅的，因为基于铁滑道或旋转飞机上的体验有很大局限。自然，我选择的第一个全息摄影题材是基督显圣容，就像《马太福音》中描述的。随后，我想看看为了让女儿和她的情人惊喜，普罗斯佩罗一挥权杖，就从空无中唤出的假面舞会。当然，我们很可能会有的，将是惊跑的牛，跃起的马，破口大骂的牧牛人。然而，在可触知性变成一种技术可能性时，这些几乎就不会是适宜的题材了：要猜想一种超越技术发展的艺术发展，会遇到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就是可触知性是否能与叙事充分结合。举例来说，如果影片不叙事，我们仅仅关注运动的展示，必然是苍白的——毕竟，我们只要想看，随时都能看到真正的东西。除非模仿变成diegesis或叙事，否则一种艺术形式就会因刺激日减而死去，我认为情况大体就是这样的。”[20]108显然，阿瑟·丹托说出了艺术创作的真谛所在。影视艺术作品的本质是电影蒙太奇，蒙太奇作为一种电影创作手法和主要创作方式为电影情节服务，而为电影叙事情节服务的过程主要就是艺术情景氛围的渲染。影视艺术作品核心功能在于叙事，艺术作品的根本在于体现艺术精神，技术支撑作为艺术创作的实现手段须臾不可忽视，但是，如果离开了以人为原点的人文精神和打动人心的叙事情节，即使拥有再美丽的景色、再壮丽的景观，整部艺术作品也仍然是苍白无力的，从内心的深处无法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精神的洗礼。无论是处于何种情景，艺术精神的体现始终是处于核心地位的。 但是，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新的社会文化形态和新的文艺创作风格的出现，都在提醒着我们技术的因素不可忽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21]在当前文艺创作中，我们要实现“接地气”，“有温度”，让青年一代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接触、近距离地欣赏古老的传统文艺形式，直至能够接受并主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要主动发挥技术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有必要认识到，技术作为表达、渲染艺术的氛围和艺术场域精神展现的一种重要的营造要素，在艺术的情境氛围和审美文化观念表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信息表达：技术作为艺术介入生活的依托和媒介 信息维度，是技术作为艺术介入生活的一种具体体现。出于人类自身求得生存、探索自然的本能，对于科学的探索和技术的追求都是无限的，人类改造自然的强度和社会劳动效率的速度成为最终的追求。“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高新技术使人的欲望呈爆炸式膨胀。在人类社会当中，自然似乎隐退了。由于技术的突破和在不同领域的广泛使用，社会结构呈现出极度复杂的状态。这种状态的最显著表现在于实相世界与虚拟世界的交织与融合，信息开始明显不对称，人群的分化已非以往的线性阶层可以说明，人的地位的变化也比以往加快。这种交织起来的网状结构的社会有时让人无所适从”，“此外，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技术在否定人的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空前的方便，尤其是计算机带来的信息革命使普通大众开始卷入其中，信息和作为信息载体的电子终端设备成为普通大众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19]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艺术也同样受到深刻影响。艺术离不开传播，艺术必须通过交流才能实现它的意义，亦只有通过艺术的传播，艺术的所有的功能、价值、意义才能够在人类社会中得以实现。而传播媒介与传播方式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艺术的功能、意义与价值。哈罗德·拉斯韦尔提出构成传播的“五W模式”基本要素：“Who（谁）、Says What（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22]59，这一传播模式理论揭示出了一个完整的信息传播过程。艺术传播通常因为传播媒介的不同而拥有不同的传播方式。例如，播音通过广播电台的无线电波传播，是以收音机为技术媒介实现的声音、乐曲的传播；电视剧艺术是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和电视机荧屏为技术媒介实现的图像、声音的传播，传播媒介是有线电视网络和电视机荧屏，传播方式是通过网络光纤传播综合了声音和画面的综合图像。 人类传播媒介发展史上，从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到网络传播，媒介的变迁不仅直接地影响到了艺术传播的方式和效果，而且也影响到艺术的创作、生产及表现形态。综合来看，社会中最主要的艺术传播方式有三种，即现场传播方式、展览性传播方式、大众传播方式。其中，现场传播方式是一种较为直接的传播方式，主要是通过传播主体与受传者面对面进行艺术传播，表演艺术类舞台艺术作品如戏剧、戏曲、舞蹈、音乐（表演）等，主要以这种现场传播方式进行艺术传播。展览性传播主要涉及造型艺术领域的绘画、雕塑、摄影、建筑艺术等艺术作品的视觉传播，这种传播方式不是一种创作者和欣赏者（艺术接受者）当面交流的方式，而是受传者仅仅与造型艺术作品本身所透射出来的艺术信息进行相互的交流，艺术欣赏者所深深感受到的是作品的艺术精神，是艺术创作者的思想观念和艺术表达。大众传播方式是指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来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相关信息的一种传播方式，如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影、电视频道等，能够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艺术受众得以分享、接收到艺术传播者所要表达的文化含义。“通俗小说、通俗文艺、流行音乐、电影、电视都是通过大众传播方式进行传播的，其传播速度极快，传播威力极大，且在这种传播中，受传者与传播者之间的时间空间距离更大，更为间接，传播者也无法获得现场反馈。”[23]295就艺术传播的效果而言，大众传播方式的受众面很广，相比现场传播方式、展览性传播方式而言，较少受到时间、空间、受众群体等客观条件限制，传播面更广，影响力更大，更易于形成时尚流行风气，造成社会影响。例如，不论是工人、农民、学生、部队的战士，还是政府工作人员，也不论是在田间地头，校园教室，还是车间厂房、训练场地，只要手持一个小小的收音机，随时可以收听、欣赏评书、相声、山东快书等中国传统曲艺节目，享受艺术的欢乐。现场传播方式、展览性传播方式对于技术条件的专业性要求也较高，所以，在现场传播、展览性传播和大众传播这三种传播方式之中，最易受到技术进步影响而且效果也是最明显的就是大众传播方式。 关于技术发展所引致的艺术媒介存在的时空问题，汪民安指出，资本主义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创造了自己的时空处理方式，这就是哈维所讲的“时空压缩”：交通和信息的加快速度，使得空间障碍得以进一步消除。资本为了快速地增殖，理所当然地将空间的障碍看成是增殖的障碍。这个时空压缩的趋势一直顽强地存在着，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获得了激进的蜕变。卫星通信和电视的结合，“把世界的各种空间打碎成电视屏幕上的一系列形象”，各种事物，不论它们来自地球上哪一个空间，都能够快速地在同一个空间中拼贴在一起。[13]111而且，“一种新型的社会开始出现于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期（被冠以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媒体社会等种种名称）。新的消费类型；人为的商品废弃；时尚和风格的急速变化；广告、电视和媒体以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方式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城市与乡村、中央与地方的旧有的紧张关系被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所取代；超级公路庞大网络的发展和驾驶文化的来临——这些特征似乎都可以标志着一个与战前社会的根本断裂，而在战前，高级现代主义还是一种反现存体制的力量。”[5]19可以发现，技术的进步发展导致出现了与传统社会决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图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数字技术一方面直接介入当代艺术，成为它的本体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全面更新传统媒介载体形式，造成了与传统艺术在生产方式、结构方式、传播方式等方面的重大美学转向或对立，并由此也带来了艺术对技术的严重依赖性。在这里，技术本身已参与到人与艺术的构造中，成为人与艺术之间关系的一部分，以至于艺术媒介的转换亦同时导致了人与艺术关系的种种改变。作为一种新技术，它同时亦创造着人与世界、人与艺术的新关系与新环境。”[21]在这里，人、艺术、技术、社会四者之间形成了强烈的依赖关系，紧密组成为一幅变化速度越来越快、互动频率越来越高、关系显像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文化景观，并折射出审美文化价值观念和艺术精神场域氛围特征的变化。 对于“创意媒体”这一数字信息化时代的艺术对象而言，德国数字媒体设计专家劳塔·斯伯利（Lothar Spree）即认为：“在如今的社会，无论工业，商业还是文化业，都需要创意。文化是动态社会里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和艺术也是创新必不可少的工具，他们是新概念、新行为、新生活方式和新社会的实验室。艺术不仅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有意义和丰富，艺术也是一种工具，用于创建和塑造未来。”同时，他亦认为“媒体自身具有分析，调查和反思的能力。所有和媒体有接触的对象都会反映自身，一种接近与心理分析的作用。在技术方面，媒体信奉所有这些技术：摄影——电影，多媒体——三维，屏幕设计和视觉传达——图形——书法——排版——屏幕设计——界面设计——虚拟现实——社会化媒体……视觉媒体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层出不穷的图片。在如今的世界上，每分钟制作出的图片多于从人类开始到1900年整个时期的图片总数。这场风波，或图片的海啸，对文化，科学和社会的影响如何？似乎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视觉化，虚拟化。这是媒体固有的能力，然后媒体本身是不够的，它不是在双方之间的中介，它本身就是中心，媒体自身就是信息。”[25]17在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艺术化的背景之下，信息和媒介成为社会关注的关键词，媒介技术强势介入日常社会生活，通常是以传播视觉文化和艺术的身份融入社会或是被社会所接纳，其核心目标就是服务于传播信息。 不同的媒介决定了不同门类艺术形式自由表现的可能与局限，也决定了它对人类经验呈现的不同方式。也就是说，影像媒介对物质表象的呈现，彰显了被语言符号抽象掉的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呈现的东西，亦正是这个物质媒介的置入，改变了艺术表达与意义呈现的稳定性和单一性，带来了文本意义的复杂化——直观地面对人与自然、社会、文化的相互状态而进行深入审视，“图像与文本之间的互动构成了这种再现；所有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再现都是异质的；没有‘纯粹的’视觉或语言艺术，尽管要纯化媒体的冲动是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创举之一。”[26]5传统上，不同艺术门类拥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有专属于自己的媒介方式，绘画、音乐、戏曲、舞蹈等等各不相同。但在当下，混合媒体和综合艺术表现形式已经成为艺术创作发展的大势所趋。 因此，现代技术的发展冲击着当代现存的艺术生产方式和接受方式，如播客、博客、推特、YOUTOBE、FACEBOOK、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蓬勃发展，已把人们的视线从文字拉向图片、从静态画面导向动态影像、从官方单一叙事散化为无数个体的日常复杂生活化记录（如政客、明星式的焦点人物在微博等自媒体的各类私生活、隐私的曝光等），即从语言引导的想象空间拉向由屏幕和影像设定好的画面，抽象的语码被再次还原为形象的直观。被语言文字的历史所确定下来的精神活动方式、价值认可方式、对社会群体的组织方式，均随着大众传播媒体的普及而遭到迅速的瓦解。事物本身总是充满矛盾的。现代人对传统艺术表现力的敬意没有了，如同印刷技术的出现导致人们丢弃了对智者的朝圣和敬仰一样。因此，技术文化研究介入当代生活，是艺术本体实现自身价值、避免现代危机的有效途径。“一方面，人们靠电视、电影、网络等各种传播媒介了解世界，认识世界；获得进入现实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而另一方面，电视媒体又能够为大众构制出逃避现实的梦想之邦。”[27]109 视觉文化即凭借其图像信息的具体直观特点和优势，在公众精神活动和文化交流方面，成为参与人们日常生活并介入其情感活动的最活跃的领域。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中，设计与艺术信息传播（如电视和网络等）方式以及媒介的剧烈变革，已对日常生活形成了全方位的覆盖，几乎占领了人们所有的空闲时间。网络和虚拟世界给人的各种满足，使人可以忘却现实世界的任何意义，视觉文化通过各种娱乐功能，把观众整合在某类游戏、图片或某个节目编导的目的和意图之中。电视以记录真实动态的社会生活而取信于天下，并成为观众想象“世界”和绘制“世界”的主要信息源，并以此构成了他们所了解的“世界图景”。电影创作中广泛运用的蒙太奇手段对镜头置换的任意性、对秩序编排的主观性等等，却可以不留痕迹地隐匿在“真实”的视觉图像之后，“但是，电视前的观众并没意识到这些。他们陶醉在图像符号所提供的视觉满足和快乐之中，所有的突发事件、暴烈场面、各种灾难等，经过电视机的中转均成为一次安全的不在场的奇遇和刺激，构成一次有趣的历险和满足。”[27]84在这里，技术信息工具已经俨然成为艺术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并且天衣无缝的隐藏且融化在艺术作品形式之中。所以，在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艺术化的社会背景下，以技术作为基本媒介的运行基础条件，艺术才得以介入现代生活并发挥其社会功用，技术在艺术的信息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工具作用。 技术进步对艺术形式的影响及其发展演变，悄然伴随着人类自身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在不断变化。艺术在于创意和创新，科学在于发现和探索，技术在于创造和发明，三者分别服务和着眼于精神思想、自然规律和社会生活实践。艺术与技术之间分别遵循了不同的发展路径。技术的线性发展轨迹和艺术的非线性发展路径有着根本的不同。所以，技术的高超、技法的精湛和艺术价值的高低在社会生活层面的反映中并非一一成为正比。虽然高超精湛的技术并不能一定创造出优秀的艺术作品，但是，技术对于拓宽艺术表现范畴和拓展艺术的形式语言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技术进步对于艺术的影响已经拓展到艺术作品形式表现之外的广阔领域。技术进步对艺术创作形式表现的影响以及审美文化表现的变化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分别是制作手段、材料载体、场景氛围和信息表达。技术制作是以作为艺术的呈现手段而存在的一个价值维度，技术情境是以作为营造艺术的氛围效果手段而存在的一个价值维度，技术信息是以作为艺术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媒介工具作用而存在的一个价值维度，三者分别发挥着制作呈现、渲染情景、传播信息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技术对于艺术的影响，也逐渐呈现为声、光、色等非物质化手段，艺术创作过程和作品本身的非物质化趋势也日益显著。而艺术作品形式表现中技术的虚拟化和非物质化趋势，促使艺术创作者和艺术欣赏者共同沉浸在一个虚拟空间中，创作和欣赏两者沿时间轴线共同完成艺术作品，这一新的模式、思路、方法则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艺术观念的演变和艺术创作发展的未来方向。所以，当下以现代高新技术条件为基础，将艺术创作和欣赏体验合一的虚拟现实技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艺术的制作维度，技术是作为艺术的一种呈现手段应用在具体的艺术创作之中的。作为表达艺术情感、渲染艺术氛围的重要营造方式和实现要素，技术在艺术的情境表达层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以技术的信息传播功能作为媒介的基础，艺术才得以介入日益高速运转、琳琅满目而又变幻莫测的现代生活，也才能够得以发挥艺术的独特社会功用，实现“引领”的作用、“教化”的职能。 综上所述，技术化的发展使得艺术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变化趋向和路径选择：其一，是以制作工艺为艺术呈现手段，实现从构思到物化的过程。这其中包涵了工艺的变化。工艺技术的进步，导致任何思维概念和艺术创意都可以借助技术的进步得以实现。其二，是以不同技术工具材料为基础的载体的演变。载体的变化，相应地导致艺术创作方式和艺术实现方式发生变化。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了艺术创作的载体从纸张到电子屏幕的变化，而可以复原的液晶屏幕，带来了PHOTOSHOP等软件设计操作中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设计创作方式的方法的改变。其三，社会关系的变化。艺术已经介入到日益技术化的社会生活之中，并由日益依赖于技术的人，予以日益深入的关注和社会表现。高技术不仅影响塑造出一批社会中已经高度技术化的人，而且还继续深入到影响、变革、生成出受到深层次技术影响的社会关系。尽管技术不同于艺术，但技术之于艺术的四个主要影响因素，却在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不断深入影响着艺术的表现范畴、外在形式和思想观念。所以，技术的革新又促使艺术的语言发生了相应变化，并折射出并最终表现为艺术创作形式表现和审美文化观念的演变。 原文参考文献： [1]楚小庆.技术进步对艺术创作观念与审美价值取向的影响[J].艺术百家，2016(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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