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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转的起源

http://www.newdu.com 2018-03-01 《戏曲艺术》(京)2006年1期 孙红侠、刘文峰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本文在对二人转起源研究的现状进行较为全面的总结及述评的基础之上,论述了二人转的起源问题。认为二人转起源于说唱艺术莲花落和传入东北的小戏山西柳腔。同时论及了莲花落、什不闲、山西柳腔传入东北的过程等相关问题。
    【关 键 词】二人转/莲花落/山西柳腔/喇叭戏
    【作者简介】刘文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二人转是弦索腔系的东北民间两小戏,是一种渗透了地域性文化因子的民间戏曲形态。由于它从来没有得到过封建文人的承认也就从来无缘跻身于历史的书写,所以关于它的起源、流变等历史问题大都面目漫漶、众说纷纭。本文拟对二人转起源的研究做以述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
    认为二人转的源头或言母体艺术是一种的,学界也惯于称之为“单源说”。“单源说”的主要观点有四种。一是认为其起源于莲花落;① 二是认为其起源于大秧歌;[1] 三是认为其起源于萨满歌舞。[2] 在此基础上又有多位学者提出“双源说”和“多源说”。“双源说”中有五种观点,首先提出的是王肯先生,他认为“二人转的起源有两种可能。一是东北早有的民歌或者民间歌舞形式,吸收了河北、山东等地移民带来的莲花落、什不闲、凤阳歌等,经过一、二百年的演变,成为今日的二人转。另外一种可能是关内的某一种艺术形式传到东北后,受到当地生活风习、人物性格和语言特点的影响,吸收了东北原有的民间艺术和关内移来的其他民间艺术的东西,成为二人转。”[3] 这两种可能后来被通俗化地称为“大秧歌打底,莲花落镶边”和“莲花落打底,大秧歌镶边”。辽宁的李微先生在大量艺人回忆的基础上提出二人转是“大秧歌打底,百戏镶边”,[4] 即二人转的起源有大秧歌和民间百戏两个源头。同样认为二人转起源有两个源头的还有刘永江先生,他认为“二人转的源头有两个,一是东北大秧歌,一是东北民歌”。[5] 持二人转起源的“多源说”的学者不多,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二人转综合了东北民间文学、东北民间音乐、东北民间舞蹈和传统戏曲及其他曲艺表演程式”[6],田子馥先生认为二人转的艺术源头有三,“即唱乞艺术——河北莲花落,群乐艺术——东北大秧歌,笑话艺术——民间笑话”。[7]
    回顾关于二人转起源的研究,我们发现其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视野狭窄,很多东北地方的研究者总是把对二人转的起源的研究限制在东北的范围之内。把二人转说成是土生土长的地方艺术,割断它与关内艺术的联系。实际上这是一种带有浓重乡土情节和东北地方特色的阐释。我们在解决艺术发展历史的问题时必须重视文化的传承和因袭,必须重视具有的悠久传统的中原说唱艺术对二人转的影响。二是源流不分,二人转不是单源艺术但是却不能认为什么都是它的源头,许多民间艺术因子的确对二人转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如萨满祭祀歌舞等。但那些艺术因子对二人转的影响是“流”而不是“源”。如果把它的源流说成是众多东北民间艺术的结合,就等于没有阐明它的起源。
    笔者认为:二人转起源于说唱艺术莲花落,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主要受到传入东北的山西柳腔影响,并在东北的民俗环境之中交流与融合,经过漫长而渐进的历史过程,形成和产生了二人转艺术。也就是说二人转是莲花落和传入东北的山西柳腔相结合并不断东北化的产物。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莲花落的发展历史。
    莲花落起自隋唐,它是由僧侣们宣讲佛经时演唱的音乐《落花》、《散花》演变而来的。② 由于莲花落最早被演唱时带有化缘的性质,所以它逐渐演变为乞儿和艺丐卖唱谋生的方式。如元人张国宾杂剧《合汗衫》第一折中有“兀的这一座高楼,必是一家好人家。没奈何我唱个“莲花落”,讨些饭儿吃吧!”[8] 明传奇《绣襦记》中还有一副插图“学唱莲花落”,③ 更是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古老的说唱形式。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天津顾曲师收集、金陵王廷绍编订《霓裳续谱》中收有明清俗曲五百余支,其中有《郭巨埋儿》等莲花落曲目唱本。清朝末年,莲花落的演唱风格发生了许多改变。清人徐珂记“京师天津之唱莲花落者,谓之唱落子,犹之南方之花鼓戏也。其人大率为妙龄女子。登场度曲,于妓女外别树一帜者也。”[9] 又有“乐子馆一名落子馆,即上海所谓书楼也。多在南市、日界一带,日夜开台。各妓之来度曲者,每园不下三四十人,亦间有声色俱佳者。每唱至半途,例演改装戏一出,与戏园无异。又择雏妓年齿相若者二人,手持檀板,唱莲花落,折扇、手帕对舞……活泼之地,与各妓之呆立铁栏前者,迥乎有别。”[10] 清光绪三十一年还颁布了专门禁唱莲花落的律例“北方之唱落子,即如南方之花鼓戏也。系妙龄女子登场度曲,虽于妓女外别树一帜,然名异实同,究属流娼。貌则淫秽,词则多亵。一日两次开演,不下十人。”[11] 莲花落的演唱形式有大致三种:一是清音小唱莲花落,就是不化妆的演唱形式;二是说唱莲花落,演员手打毛竹板说唱成本成套的书曲;三是金钱莲花落,演员手持霸王鞭,用其打手打肩发出带有节奏的声响。说唱莲花落后来发展成为彩扮莲花落,即由两个演员彩扮成一旦一丑,边唱边舞地表演一个故事。传入东北演变成二人转的正是说唱莲花落。
    在莲花落的发展过程中需要说明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和什不闲的关系。什不闲是一种和莲花落一样的古老的乞食艺术。李声振《百戏竹枝词》中《什不闲》一条载:“铙、鼓、钲、锣备特悬,凤阳新唱几烟鬟。问渠若肯勤耕织,何事夸人什不闲。”诗后小注写到:“凤阳妇人歌也。上铙、鼓、钲、锣各一,歌毕,互击之以为节,名打‘什不闲’。”[12] 徐珂《清稗类钞选》“京师杂剧”一条载:“什不闲有旦有丑而无生。所唱歌词,别有腔调,底徊婉转,冶荡不堪,咸同以前颇重之。”[13] 后来什不闲与莲花落在民间演出中结合表演,两者互相交融取长。如清代署名太素生的诗人诗作:“灯月悬悬照八关,龙幡狮舞斗回环。阿谁更指牛车笑,取闹添来十不闲。”[14] 因而许多学者认为两者已经合为一种艺术形式。如“到了清代,莲花落由民间流传进入舞台表演,俗称‘什不闲’”。[15]“清嘉庆年以后,民间莲花落迅速发展,演化出许多形式,……在唱腔上和莲花落相同而在演出形式上起了很大变化,俗称‘拆唱莲花落’也叫‘什不闲儿’。”[16] 艺人也说“咱们什不闲和你们的艺不差大格,到我们关里叫什不闲,到你们这儿就叫蹦蹦。”[17] 因此,莲花落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许多什不闲的艺术因子,这一点是肯定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莲花落与二人转的因袭关系。
    首先,两者在音乐上有明显的因袭表现。“最初的二人转音乐,是以说唱为主的莲花落音乐、‘什不闲’音乐为基础,后来逐步吸收东北民歌和其他姊妹艺术的精华而发展起来的。它最初的演唱曲牌只有[胡胡腔]、[喇叭牌子]、[吱儿调]、[哭糜子]、[文武咳咳]等。后来又创出[红柳子]、[十三咳]、[大悲调]等等。再后又加进了好多小曲、小调。”[18] 而且,二人转音乐的曲牌和唱调基本上都是从莲花落、什不闲中继承或派生出来的。二人转中至今仍有【“莲花落”调】、【“什不闲”调】。二人转的主要的曲牌,如二人转早期的单出头《丁郎寻父》的曲牌构成为【莲花落】、【打夯调】、【金钱莲花落】、【大救驾】、【喇叭牌子】、【抱板】、【武嗨嗨】、【红柳子】、【穷生调】、【摔镜架调】、【锯大缸】、【茨儿山调】、【西口韵】、【十三嗨】、【悲郿子】、【散花调】、【呀呀呦】、【三节板】等曲牌是莲花落音乐的原型或莲花落唱调的衍变形式。[19] 二人转的十大主调[胡胡腔]、[喇叭牌子]、[文嗨嗨]、[武嗨嗨]、[抱板]、[红柳子]、[哭糜子]、[四平调]、[小翻车]、[靠山调]、[中胡胡腔]、[喇叭牌子]、[武嗨嗨]、[抱板]、[红柳子]、[四平调]、[小翻车]七种都与莲花落音乐有直接的因袭关系。音乐是判断一个剧种或者曲种的最主要的标准,也是研究艺术史当中各种艺术形式继承关系的重要依据。二人转音乐与莲花落音乐的这种姻亲关系就是二人转起源于莲花落的重要证据之一。
    第二,从演出形式上看,对口莲花落是由两个男演员,装扮成一男一女即一丑一旦的样子,边说边唱、载歌载舞地表演一个故事。这是一种只有一旦一丑的两小戏,以叙事体第三人称为其主要特点,因表演时二人对唱故被称为对口莲花落,简称“对口”。这种一丑一旦又说又唱、载歌载舞地来表演一个故事的对唱形式正是二人转演出形式的核心部分——“双玩艺儿”,又称“对口唱”、“唱双条”。此外莲花落有一种演出形式叫金钱莲花落,又称霸王鞭。清人李声振《霸王鞭》一词描写过金钱莲花落的演出情景:“窄样春衫称细腰,蔚蓝首帕髻云飘。霸王鞭舞金钱落,恼乱徐州《叠断桥》。”[20]“这种莲花落的演出在传统二人转中也能找到它的形迹,如二人转艺人蔡兴林曾提到他十岁时[21] 秧歌下清场中二人转的表演场面“扮男角的叫唱丑的,手里拿着‘抱花鞭儿’二尺多长的一段木棍,抠上槽儿里边镶上铜钱儿打起来哗哗响。”[22] 笔者认为“抱花鞭儿”即为“霸王鞭”的谐音,这种二人转演出正保留着莲花落的遗迹。
    从伴奏乐器上看,传统二人转的伴奏乐器是以击节乐器——竹板(又称大板)为主,这种简易的乐器拿在演唱者手中,既是乐器又是表演时的道具。这直接来源于莲花落。清康熙年间《百戏竹枝词》中有《莲花落》一诗:“四玉挑思按拍闲,鹑衣三五出卑田。无聊过市听花落,也算东江歌采莲。”诗后注:“莲花落,乞儿曲名。以竹片四片摇之为节,号‘四块玉’”。[23]“莲花落的伴奏乐器是被称为“四块玉”的竹板,二人转的竹板被称为“手玉子”就是来源于这种的称呼。两者在称谓上的相同点还有“包头”一词。如刊于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清人杨静亭所作《都门杂咏》中记《莲花落》“轻敲竹板弄歌喉,腔急还将气暗偷。黄报遍粘称特聘,如何子弟也包头”[24]“蹦蹦”是二人转最为通常的称谓,而这也正来源于莲花落。如《滦县志》载“莲花落原名莲花乐,俗谓之‘蹦蹦戏’。昔时乞者沿街乞讨之歌曲也。”[25]
    第三,二人转的剧目与莲花落存在着明显的因袭与移植。二人转早期单出头的传统曲目《王二姐思夫》(又名《摔镜架》)、《丁郎寻父》等更是直接来源于莲花落。《杨二舍化缘》、《朱买臣休妻》、《劈关西》、《秦琼观阵》、《武松打虎》、《浔阳楼》、《古城会》、《包公铡侄》、《灞陵桥》、《秦雪梅吊孝》、《王美容观花》、《杨八姐游春》、《刘伶醉酒》、《李翠莲盘道》、《双锁山》、《马寡妇开店》、《朱洪武放羊》、《小王打鸟》、《刘金定观星》等传统剧目的情节和唱词与莲花落有明显的联系。[26]
    另外在论述二人转起源于莲花落的过程中,“热河二人转”的形成是有必要提及的。清乾隆年间热河一地盛行一种满族说唱艺术名为五音大鼓,清道光年间莲花落艺人朱得时和何世来进入热河为八旗兵表演,影响到“五音大鼓”由多人坐唱改为二人走唱表演,称为“二人大鼓唱”。后来这种“二人大鼓唱”吸收满族艺术因子于道光十八年形成“热河二人转”。[27] 尽管道光年间形成的“热河二人转”与东北二人转不是一个相同的艺术概念,但是,这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却是莲花落艺术在流传的过程中吸收满族艺术因子而不断地方化的一个证据。此外,还有很多老艺人的口述回忆录中也多涉及到这一问题,虽然口述回忆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但是这些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旁证。④
    据此推断:莲花落是在不断的发展中随着清中叶至清末“闯关东”的移民潮传入东北的。它在传入东北之后,在东北秧歌中与高跷、旱船等民间歌舞一起演出。在民俗环境中不断与其他艺术因子交流与融合,渐渐东北地方化。在吸收大量东北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向京梆大戏学习和靠拢,演变成二人转这种艺术形式。莲花落在东北流变的具体途径,王铁夫先生有过这样的论述:“加上锣鼓大板的彩扮莲花落,由天津流传到唐山,再到东北的黑山县及锦州一带,又流传到沈阳以南、以东,直到吉林抚松一带,又从沈阳向哈尔滨北部流传,和各地已有的各种民间演唱形式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二人转基本形式和独特风格。”[28] 周贻白先生在对莲花落做以考证的同时也提及“至于不名落子而实由莲花落发展而来者,则有东北地区的蹦蹦”。[29]
    除了莲花落以外对二人转的形成起到巨大影响作用的还有一种属于柳腔系统的山西小戏——柳腔喇叭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人转是莲花落与山西柳腔戏的结合体。
    首先,二人转与辽南喇叭戏具有很多的相同点:二人转的拉场戏和对口中,其早期基本曲牌大都与辽南喇叭戏的曲牌大致相同。如二人转的曲牌【武嗨嗨】与辽南喇叭戏《李桂香打柴》所用的曲调相同。二人转中的【哭糜子】与喇叭戏的【娃子调】大致相同。任光伟先生1982年采访喇叭戏著名艺人高德震的基础上曾经得出“二人转的【红柳子】就是喇叭戏的早期曲牌【红柳情】,最早见于《洪月娥做梦》,【打枣】即喇叭戏《赵匡胤打枣》的【打枣调】,【羊调】就是喇叭戏的【赶羊调】,【窝子调】即喇叭戏的【娃子调】”,[30] 而这些正是二人转早期的曲牌,也是二人转中最为重要的曲牌。二人转三场舞梳洗动作与喇叭戏《神州会》、《王婆骂鸡》的梳洗动作极为相似。二人转的传统剧目《赵匡胤打枣》、《王婆骂鸡》、《洪月娥做梦》、《锯大缸》、《冯奎卖妻》直接来源于喇叭戏。二人转对口《小两口分家》、《小两口抬水》、《顶灯》、《妈妈好糊涂》等一些小曲小戏也是最早在辽南秧歌会中演唱的。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二人转与喇叭戏的这种相似之处,李微先生在1988年访问海城艺人胡振国、辽阳佟二堡艺人杨海乐的基础上曾经得出“喇叭戏是二人转的一枝”“喇叭戏是二人转拉场戏的早期形态”的结论。[31] 我认为喇叭戏与二人转的这种相似之处说明的问题并不是“喇叭戏是二人转的一枝”,事实正好相反,二人转在起源阶段是受过喇叭戏的影响的,因为海城喇叭戏传入东北的时间比二人转的形成要早。那么,今天1958年被我们定名为喇叭戏的这种小戏到底是什么呢?它是柳腔系统的一种山西小戏,是一种以耍孩儿声腔为主的小戏——柳腔喇叭戏。
    清朝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清政府在东北设立了最早的“一府三州县”:辽阳府及领辖的辽阳、海城两县。[32] 这是清代民治州县制的开端,其目的是为了对汉族民人流入东北进行管理。东北地区管理汉族民人的州县制的设置与汉族民人流入东北地区的流向有直接的关系,其流向为由南向北。[33] 也就是说,海城是汉人最早涉足东北之地,因为海城是从山东和河北以海路进入东北的登陆之地,一条海路为山东烟台、青岛向北,另一条海路是河北向东。海城的牛庄古镇是东北最早的贸易口岸之一。“牛庄城,系金代天明二年所建筑,清乾隆时,曾为辽河口之繁盛贸易场。至咸同年间营口兴,而牛庄之商况,始大受其影响。”[34] 清代中叶海城的牛庄古镇是各地商贾云集的处所,而清代中叶最有商业实力的商人要算山陕商人。山西祁县粮商乔家乾隆年间就在东北地区经营粮油,山西布商明清两代一直从事中原至东北的棉花布匹的运输买卖,清末山西票号如“日升昌”、“蔚泰厚”、“蔚丰厚”、“合盛元”、“存义公”等均在东北地区设有分号。[35] 山西商人在当时的海城亦具有十分大的势力,他们经商之余,兴建会馆戏楼,并请来家乡的戏班来东北演唱。辽宁地区的民谣“先盖庙,后唱戏,钱庄当铺开满地;请镖局,插黄旗,大个元宝拉回去。”说得正是山西商人在东北的活动。海城至今还有山西会馆戏楼,戏楼位于海城西门外山西会馆路南,可供千余观众观戏。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由山西客商修建。1946年不存,后重新修建,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海城牛庄东门外菜市路南还曾有山西商人修建的关帝庙戏台一座,建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1966年被拆除。乾隆年间,山西柳腔传入海城。因为山西柳腔是用喇叭和唢呐为主要伴奏乐器的小戏,属于柳子声腔体系。柳子声腔在我国北方山西、河北、山东广泛存在,其渊源是山西罗罗腔。所以我们推断这种柳腔小戏在流入东北之初就是一种形式完整的民间小戏式样。但是,柳腔小戏在东北并没有以独立的形式演出,它进入了秧歌中演出,并且一直栖身于此。秧歌是清代东北一种普遍的民俗活动。《海城县志》载“正月十四日迄十六日,商民各家皆张灯火,街市办杂剧,耍龙灯、高脚、狮子、旱船等,沿街跳舞,俗谓秧歌。”[36] 柳腔小戏进入秧歌以后,把它源自山西的剧目《王婆骂鸡》、《赵匡胤打枣》、《冯奎卖妻》、《洪月娥做梦》等都带入了辽南秧歌。经过历代传唱,逐渐受到东北方言、民歌等艺术因子的影响,演变成辽南地方小戏。这种小戏1958年被东北地区的文化部门定名为“海城喇叭戏”。二人转的产生晚于这种后来被称为喇叭戏的小戏,二人转中并非是先有双玩艺而后有拉场戏,实际上是莲花落艺术吸收了这种小戏的演出形式而形成了今天的二人转。如前所述,二人转与山西柳腔除了在音乐、舞蹈、剧目方面具有很多相同点以外,还有很多细节也同样可以说明问题。如二人转演员自报家门时常说自己是柳家家门,这种行业习俗与山西很多道情演出的说法一致;辽西二人转对关羽极为敬重,班中供其牌位,称其为老爷,这也是受到山陕戏曲行业崇拜的影响;又如二人转《冯奎卖妻》中的夏老三一角在表演中始终操山西口音,讲山西方言,历经数代演出而不改变,这是山西柳腔对二人转的一种遗传;喇叭戏早期剧目《赵匡胤打枣》中每煞八句,四、七倒辙的句式与山西耍孩儿完全相同;喇叭戏艺人曾提及[37] 曲牌中“嗨嗨”一语是“孩儿”的误传,“文嗨嗨”就是“文孩儿”,“武嗨嗨”就是“武孩儿”,“打枣”就是“枣孩儿”“孩儿”是明显的山西晋北民间“耍孩儿”的曲牌称谓。可见二人转与山西柳腔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姻亲关系。
    所以,笔者认为二人转起源于说唱艺术莲花落,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受到传入东北的山西柳腔小戏的影响,又不停地吸纳各色民间技艺,这些所有的艺术因子在东北的民俗环境之中交流与融合,经过漫长而渐进的历史过程,形成和产生了二人转艺术。
    注释:
    ①认为二人转起源于莲花落的主要著作、文章有:王铁夹《二人转研究》.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62年11月增订第二版第2页;靳蕾《二人转编曲研究》. 哈尔滨: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艺术研究》1993年第1期;陈钧《二人转音乐与莲花落》、《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②南宋普济撰写的《五灯会元》中记“俞道婆常来随众参琅邪,一日闻丐者唱莲花乐,大悟。”转引自傅惜华《曲艺论丛》. 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年2月第一版第188页,周贻白先生亦考证“莲花落,其早的来源是宋代路歧艺人借以谋生的一种歌曲,名莲花落,一般是七言句的顺口溜。”(见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第515页)。
    ③明天启年间吴兴闽氏刻朱墨套印本见刘文锋、江达飞《中国戏曲文化图典》.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第80页。
    ④如:什不闲老艺人姜白狗说:“你们东荒的蹦蹦戏,和我们相差无几。咱们两种艺好比烙烙,放在锅里煮过了火是一个滋味儿。”(见王肯整理、吉林省戏曲研究室编《二人转史料》(第一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年7月出版第100页)又说“咱们什不闲和你们的艺不差大格,到我们关里叫什不闲,到你们这儿就叫蹦蹦。”(同上105页)辽西艺人霍翰玉说二人转从关内河北仗七块板过来的。并吸收大鼓、京戏曲调、舞蹈。初唱清唱,以后加动作,发展到今天这样子。(同上116页)热河省艺人宋连明、陈万城说蹦蹦戏是打口里来的(指古北口一带长城以里)(同上118页)老艺人苗文秀说蹦蹦戏发源于永平府乐亭县(即今河北省乐亭县)老艺人王云鹏说二人转是由大板莲花落发展而来的(同上118页)。
    【参考文献】
    [1]这是目前二人转研究界所持的一种最有影响的看法。主要著作、文章有:任光伟《艺野知见录》.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第48页;冯娴《东北二人转音乐》.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6月第一版第250-251页;王木箫《二人转的源流》. 哈尔滨: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艺术研究》1999年第6期第22页;刘振德主编《二人转艺术》.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第53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认为二人转的母体是大秧歌的同时,也承认莲花落对二人转的影响和作用。如近来年王肯、王兆一两位先生的观点“就二人转的生成来说,除了东北大秧歌以外,最有直接影响的,应当首推莲花落”(见王兆一、王肯合著的《二人转史论》.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第50页)。
    [2]主要文章及著作有:杨朴《二人转与萨满跳神》. 长春:吉林省艺术研究所《戏剧文学》1994年第5、6期、第17页;李映《满族文化与东北二人转——也谈二人转的源流问题》(上). 长春:吉林省艺术研究所《戏剧文学》1996年第3期、李映《满族文化与东北二人转——也谈二人转的源流问题》(中). 长春:吉林省艺术研究所《戏剧文学》1996年第4期、李映《满族文化与东北二人转——也谈二人转的源流问题》(下). 长春:吉林省艺术研究所《戏剧文学》1996年第5期;赵凤山《论二人转起源于萨满歌舞》、《满族研究》2003年第4期第65-67页。
    [3]王肯《土野的美学》.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2月第一版第348页。
    [4]李微《东北二人转史》. 长春:长春出版社1990年11月第一版第1页。
    [5]刘永江《东北地方戏研究——二人转的起源》. 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一期第110页。
    [6]张林《二人转起源初探》1981年第2期《曲艺艺术论丛》第46页。
    [7]田子馥《二人转本体美学》,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第230页。
    [8](明)臧晋叔编《元曲选》第一册.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58年10月第一版第119页。
    [9]徐珂《清稗类钞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版第464页。
    [10]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第45页。
    [11]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第85-86页。
    [12]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中华竹枝词》. 北京:北京估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第75页。
    [13]徐珂《清稗类钞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版第398页。
    [14]同第15第618页。
    [15]汪景寿《中国曲艺艺术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第272页。
    [16]王决《曲艺漫谈》. 北京:广播出版社1982年2月第一版第175页。
    [17]吉林省戏曲研究室《二人转史料(第一辑)》长春:吉林省戏曲研究室1962年7月第一版第105页。
    [18]高扬《二人转音乐发展浅探》. 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艺术研究》1986年第三期第31页。
    [19]参见靳蕾《二人转曲牌集成》. 哈尔滨: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1980年10月第一版、陈均《二人转音乐与莲花落》,《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20]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中华竹枝词》.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第74页。
    [21]蔡兴林生于1927年据此推断该时间应该为1937年前后。
    [22]蔡兴林《我和二人转》,中国曲艺家协会黑龙江分会、吉林分会、辽宁分会1982年联合内部出版第10页。
    [23]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中华竹枝词》.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第75页。
    [24]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中华竹枝词》.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第180页。
    [25]《滦县志》二十八卷(民国二十六年本)见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 北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第273页。
    [26]参见吉林省文化局《二人转传统剧目资料》一至七缉,吉林省文化局编印1958年6月-1962年5月、胡沙《评剧简史》.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第9页。
    [27]参见白晓颖《二人转的早期形态探析》《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11月第20卷第4期第34-36页、张佳生主编《满族文化史》.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437页。
    [28]王铁夫《二人转研究》.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62年11月增订第二版第6页。
    [29]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第516页。
    [30]任光伟《二人转源流初探》,辽宁省曲艺家协会《曲艺通讯》1982年第3期第155页。
    [31]李微《东北二人转史》. 长春:长春出版社1990年11月第一版第14页。
    [32]《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九。
    [33]见李治亭主编《东北通史》. 郑州:中洲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第477页。
    [34]熊知白著《东北县治纪要》. 北京:立达书局1933年4月出版,辽宁省图书馆影印本第一卷第61页。
    [35]参见刘文峰《山陕商人与梆子戏》.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6月第一版第22-69页。
    [36]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第75页。
    [37]任光伟《艺野知见录》.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第42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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