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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审美现代性的要义之一，是对个体的绝对尊重，随着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的崩解、文化的多元化导致个人主义迅猛发展，由此产生的现象之一是影视作品中各种异类极端体验的表现增多，但其文化后果是个体与个体之间越来越难以沟通，个人被分离为都市社会中的“孤岛”。好莱坞主流电影试图以普泛化的“共同人性”来弥合文化、种族、阶级、性别等差异，消除个体之间的隔阂。但“人性”作为一个较为低浅的公共平台，难以真正缝合现代性文化中个人主义与公共价值的疏离。 【关 键 词】电影艺术/个人主义/公共价值/“人性”主题/文化特征 【作者简介】张晶(1955-)，男，满族，吉林四平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国家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合作导师，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先后任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大连市学术著作资助与评奖委员会委员，大连市语言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广播学院中文系主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任《光明日报》文艺部特邀编委，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辽金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元好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理事，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1996年获“辽宁省优秀专家”、“辽宁省青年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7、2001年两度获“大连市优秀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等十几所高校客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文艺学，中国古典美学，影视艺术理论，北京100024；钟丽茜(1972-)，女，汉，广西桂林人，浙江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站博士后，浙江传媒学院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影视美学，文艺学，浙江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J9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104(2010)05-0057-04 电影作为当代主流艺术之一，以其敏锐的触角和精确的影像表现着现代人的生活、记录着现代文化的脉搏。自20世纪上半期起，西方现代性文化的重要走向是传统公共价值衰落崩解、文化日趋多元化，个人主义蓬勃发展、个体与社会的疏离日益明显。电影自1895年诞生至今，正好与西方文化历程中个人主义从彰显壮大到过度溢流的历史相伴随，银幕上的光影映像，展现了现代人越来越多的孤独身影和越来越深的心灵鸿沟。 审美现代性的要义之一，是对个人主义、个体价值的解放与张扬。西方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文学、戏剧和刚刚面世不久的电影艺术中都涌现出大量张扬个人主义、个性精神的作品。众多杰出的电影家塑造了千姿百态、个性斐然的艺术角色，营造了一个影像艺术的黄金时代。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期，文化的多元化态势愈演愈烈，个人主义与各种单一文化的盛行，导致了公共文化(或曰集体文化)迅速削弱。“后现代主义”解构一切传统、却不建构新的共同文化的行动，更加剧了现代人际关系的分立与隔膜。体现在当代电影中，就是各种表现孤寂心态、展现个体之间疏离与隔阂的影片越来越多。尽管另一方面，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主流电影努力以“共同人性”为基点讲述各种各样的感人故事，但这剂普泛化的“人性”药膏似乎并不能抹平日渐深宏的文化沟壑。 本文拟分析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历程与电影作品的关联互渗，以及近年来电影以普泛化“人性”消弭隔阂、缝合分裂的策略及其缺陷。 一、公共文化的分裂与个人主义的发展 根据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的考察，西方公共领域的衰落和个人主义的兴起，大致从18世纪开始。18世纪之前，各阶层人口极少流动，人们的交际基本限于同一亲族、村落或阶层的熟人圈，彼此知根知底，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交集很大，人们彼此深交，长年互相往来，个人生活大部分向群体开放，犹如条条细小的溪流归入大河，在宽阔的河流中融汇交织。公共领域发达既有利亦有弊：其利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少有隔绝，交往频密，心理上有很强的集体归属感；其弊则在于私密空间少，个人隐私难以掩藏，个性化的志趣不易得到尽情伸展。 18至19世纪，西方城市发展起来，出现了巴黎、伦敦这类规模庞大的都会。大城市生活导致了新的交际文化——涌入城市的人们彼此多半互不相识，传统的宗族和邻里关系失效，公共领域窄化为生硬冷漠的基本行动契约，不再有乡村社会的温暖与亲密性。在传统宗族亲情纽带松弛之后，日益独立起来的个体开始要求更多的私人空间和自由意志。追求个性与释放本性的现代人开始视“公共秩序”、“集体”等事物为个人发展的敌对面，人们为了自身个性的完满，对“公共文化”产生了警惕、抵御的心态。 除此之外，当代西方社会对“集体文化”这个概念还有一种恐惧感和回避心态。因为20世纪上半期发生的很多战争与社会运动，都以“集体主义”为号召，其中产生了不止一个集权政府。在一种反弹力的作用下，后现代文化将集体共识等同于专制，认为所谓群体的团结只是缺乏灵魂的个体的归顺集结。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文化特征，是推崇边缘和少数派，认为只有在那些异类的、边缘的、偏差的、反常的文化中，才有政治创造性或真实的个体性。“在此，受到攻击的是‘规范性’……唯有边缘的、反常的与偏逸的人才能逃脱这种严密的控制。规范之所以具有压迫性，是因为它们将一个完全相同的模子套用在各具差异的个体上。”①这种看法日益流行，导致在哲学、美学领域，个人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整体主义和理性主义，特立独行的个性和另类鲜明的人格受到推崇，越来越多的电影艺术家以塑造、表现富于“个性”的人物形象为时尚行为、为艺术追求，甚至为文化使命。 二、个体与社会的疏离 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的萌生与壮大，与现代都市生活的发展密切相关——聚集在都市中的人们，大多离乡背井而来，像一粒粒孤立的原子游荡在城市中，由于脱离了乡土、宗族的纽带，他们必须作为独立的个人去应对世界，现代都市中的“个体”就在这种境况下丰富成长起来。从上世纪30年代到本世纪初，大量都市题材电影涌现，从中我们能窥见“个体”从昂然独立到相互隔膜、直至飘摇孤绝的变迁过程。 1939年，著名影片《乱世佳人》风靡全球，它除了讲述郝思嘉与白瑞德的动人爱情故事外，事实上还显示出西方新旧两个时代的裂痕——战前的世界属于传统乡土社会，个人从出生起就被镶嵌在家世、亲族、阶级关系中，按部就班地成长，在种种预设好的社会链环中完成自己的使命。暴烈的战争打破了旧日社会的文化常规，在一个全面毁颓的废墟上，人们不得不依靠个人的努力重新建设生活。旧世界的消逝虽然令人叹惋，却也为个人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让郝思嘉这样的精明女子得以张扬强悍个性、实现本性欲望，成为现代电影史上较早以鲜明独特的个性夺人眼目的女性形象。之后，《歌舞大王齐格飞》、《公民凯恩》等影片，都塑造了凭借自身智慧与勇气飞黄腾达的社会豪杰，展现了个人主义的黄金时代——现代社会允许他们成功、宽容他们的桀骜，原本无所依傍的个人可以尽情张扬才华与个性，实现野心和欲望。上述影片明显体现出现代性文化的一种强大理念，即“认为社会应该解决人格问题、应该为人格存在、应该有利于人格的发展的观念，在所有这些19世纪的观念中，个体和他的能力、欲望、品味都被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② 对个性魅力的追求、对特立独行的奇异人格的表现，在20世纪中晚期的许多影片中体现出来：《闻香识女人》中桀骜不驯的史法兰上校、《死亡诗社》中特立独行的基廷老师、《天使爱美丽》中精灵古怪的女孩爱美丽、《朱诺》中坚强独立的高中女生朱诺、《午夜巴塞罗那》中热情奔放的女画家玛丽亚等等……他们都是睥睨俗世规则、富于激情、性情鲜明的人物，他们强烈的个性与丰满的人格极富魅力，令众多观众心向往之。电影对这类人物的隐含态度是赞赏与鼓励——当然，凡开明的文化都应当保障个人的自由发展，鼓励个体实现人格的丰满与独特——但是，现代社会似乎是以公共交流的凋敝与人际交往的疏离为代价，来换得个体的发展空间，这导致20世纪晚期个人主义文化开始出现某些偏执倾向。 从上世纪中期起，西方影片中反映个人与现实世界关系疏离的内容开始明显增多。在较早的《欲望号街车》(1951)中，从极度敏感自恋的女主角布兰奇这个人物身上，突显出“自恋”这一日益普泛的现代心理问题——从社会学角度看，“自恋”并不仅仅指对自我的过高评价或自我爱恋，还包括过度的自我关注：“自恋就是不断追问‘这个人、那件事对我有什么意义’。”③现代人不再像传统时代那样多以外部世界的要求去规约、奉献自我，而是时刻以自我为中心去思索“世界于我有何干系？”这容易使得个体对与己欲望无关的事物疏远冷漠，日益退缩到狭小的自我空间中。这种自恋心理将导致一种悖论情境：过多的内向关注，反倒使“自我”变得稀薄起来——因为自恋的人格越来越少从外界吸收营养，越来越多地陷入玄妙孤立的自我反思，外在体验日渐贫乏，内在自我也就难以真正丰满。《欲望号街车》中，布兰奇在人生屡屡遇挫之后，未能吸取现实养料补救人生，却以心造的幻象欺骗自己和他人以求得平衡感，最终当幻像的积木不能再支撑心理世界时，“自我”便轰然崩溃。在这部电影之后，有关自闭性人格、自欺性心理幻象的影片层出不穷，其中突出的优秀作品如《搏击俱乐部》(1998)：男主角在极度孤独无聊的生活中幻想出另一个自我，并与那个幻像的“我”一起去和许多同样无聊孤寂的男人们作野蛮的搏斗游戏，他们已没有能力进行心灵和情感上正面亲善的交流，只能通过肉体的痛楚获得存在的实在感、通过互残式的体验与他人建立一种野性的情谊。1999年的《移魂女郎》则表现了一群“问题少女”的心理症状，她们也无法与现实世界达成顺畅的沟通，或有“边缘人格错乱”症、或有“反社会”人格等等。当代社会这类心理疾患的显著增多，与公共文化领域的衰败有关——人和外界的正常交流是个体内心世界的坚固支柱，失去交流基础，个人就越来越孤立于世界与他人，内心世界日益脆弱偏执。所以霍克海默认为：“和谐个性的标准已被破坏；在我们的时代，对理想的追求的前提……是对理想的反面，即被扭曲的个性的认可。”④ 现代人的个性愈坚执，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隔膜就愈厚重，在人际交往中要花费越来越多的心力去打破壁垒、小心翼翼地适应彼此的无形硬壳。在安东尼奥尼与文德斯共同执导的《云上的日子》(1995)中，一对对都市男女相遇后似乎情愫暗生，彼此吸引，但却难以沟通融合，最后多半都在云淡风轻的氛围中分手或错过。由多名导演共同执导的《巴黎我爱你》(2006)中，都市人有越来越多的偶遇机会，却也被越来越多的阻碍所困扰——语言的隔膜、宗教的差异、文化的隔阂……使得传统时代那种恒久深厚的人情不复再现，爱情易降温、亲情难恒久，孤独的现代人灵魂游荡，只偶尔碰撞出闪亮的火花。而分别在2004年和2006年获得奥斯卡奖项的《撞车》和《巴别塔》中，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愈加深广，隔阂愈加坚固，这两部影片的名字本身就直指题意——不同地域、种族、性别、阶层的现代人，相互之间文化与情感的差异犹如“巴别塔”上民众互不相通的语言。多数时候人们漠然地擦肩而过，只有在“撞车”(现实事务或思想观念发生冲突)的时候才带着愤怒或恐惧进行对话。 最极端的疏离感，出现在《巴黎最后的探戈》(1972)、《离开拉斯维加斯》(1995)、《亲密》(2000)等影片中。《离开拉斯维加斯》的男女主角是两位落魄失意的边缘人，剧作家Ben失业后纵意酗酒，女人Sera则流落赌城向男人出卖身体，他们因肉体交易而结识，虽然彼此也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怜相惜之感，但心门却始终未能向对方洞开，烈酒与心理医生成为他们各自宣泄的对象，最后，他们最亲密的相互认同是做爱，似乎一切未能交流的认同感只能由身体来表达。《亲密》和《巴黎最后的探戈》则把现代人的疏离感推到更极端的地步——两部电影中的男女主角都是在偶然相遇、完全陌生的情况下便发生性关系，他们不询问对方姓名、不交流彼此心情，似乎相信身体的融合能够填补内心的巨大空虚。传统文化中的“灵肉合一”、“精神交流高于身体关系”等等观念都被颠覆了。而且，当其中一方(在《亲密》中是中年男人，《巴黎最后的探戈》中则是年轻女孩)不满于动物般的交媾、开始打探对方的现实身份与真实心情时，他们的关系便迅速僵化、岌岌可危——仿佛只有无名状态下的身体交合才能制造出“知音”的假象，真正的身份反而阻碍了持续交往。这两部影片以极端的方式显示出一个困境——传统的深厚久远的人情，不可能自动嫁接到现代动荡冷漠的人际关系中。平素心灵封闭、情感疏离的现代人，无论在物质上、身体上多么亲近，也不可能在精神方面一跃而入亲密境界。但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奢望：“我们依然将追求安全、放松和永久的潜在欲望强加在自己和他人的亲密关系上。当这些关系不堪重负的时候，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关系出了问题，而不是认为这些没有说出来的期望有问题。负载了稳定性预期的亲密使得本来就很困难的情感交流变得更加困难。”⑤在公共交流基础已经破败的现代土壤上，已经很难盛开昔日的美丽花朵。 现代性文化对个体的尊重以至纵容、对个性的保护以及赞赏，一方面符合人性需要，一方面却也开始显露危险的端倪：人既需要个性自由，也渴望稳固安定，但在现代性文化中，这两种需求似乎成了矛盾对立的关系——社会环境越是支持鼓励个体的自由成长，就越是要削薄传统文化的公共性、稳定性与秩序感。鱼与熊掌是否不可兼得？ 三、普泛化人性策略的价值与不足 电影中的个体“孤岛”现象日益明显，当代电影艺术家们也试图探索弥合之道。有什么东西能跨越种族、宗教、政治、地域、性别等等的差异，将个体联结在一起呢？目前看来，以好莱坞为主的西方电影找到的最好的药剂，就是“人性”。 “人性”指的是“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⑥，而在当代电影文化中，主要是指作为人应有的正面、积极的品性，比如慈爱、善良、平等、同情弱小、追求幸福等等。从上世纪80、90年代起，西方电影明显地出现一种以温暖“人性”弥合人际鸿沟、扶携孤独心灵的趋势。1989年的《为戴茜小姐开车》是其中一部较优秀的作品：女主角戴茜是一位富足的白人老太太，信仰犹太教，儿子给她雇了一位黑人老头做司机，两位老人的身份、肤色、种族、性情、宗教等全都格格不入，却因二人都具备正直、善良、同情他人的基本品质，在一桩桩生活小事的磨合中慢慢达成了相互理解，情谊渐厚……由于这样的影片温情动人，在任何地区放映都没有文化隔阂，在艺术理想和行销策略上都符合好莱坞电影制作的要求，因此在随后的20多年里，类似主题的电影越来越多。 时至今日，“人性”似乎变成了好莱坞的一剂万能涂料：它在传记片、英雄片(如《末代皇帝》、《美丽人生》、《勇敢的心》等)中成为体现人物真实鲜活的性情的手法；在灾难片(如《泰坦尼克号》、《世界末日》、《2012》等)中成为大难临头之际人们互相救助的基本动力；在战争片中或成为崇高人道主义的体现渠道(如《拯救大兵瑞恩》、《拆弹部队》)，或成为超越对立、渴望和平的理由(如《英国病人》、《冷山》)；在表现底层人物、弱势群体的作品(如《雨人》、《珍爱》、《弱点》等)中成为主流人群与边缘群体达成理解、使弱小者得到扶助的基础……然而，这剂药方是否万试万灵，能够弥合“个人主义”文化造成的所有裂隙与鸿沟？ 作为一种“人同此心，心同此感”的共同基础，“人性”作为一个平台的确能发挥一定效用，以此为策略的电影艺术家也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如《撞车》、《巴别塔》等影片，对现实的严酷与“人性”的作用有较清醒恰当的表现，在揭示严峻的现实真相之后，虽然也展现弥合的希望，但并不过度夸大人性的作用)。但是近年来的主流电影隐隐显现出两个问题：一是过于泛滥地用这一武器来化解矛盾，似乎任何人际隔阂都能在温热的“人性”面前冰消雪化；二是较为单一地立足于这个平台去弥合个人主义过度发展造成的人际鸿沟，舍此难以建树起其它的公共价值。 显现在具体的电影作品中，一是一些影片轻易地让“大团圆”结局出现，把“人性”当成了一试即灵的膏药。摄于2008年的《纽约我爱你》便是一客过分甜美的冰淇淋，在这部短片集锦式的电影里，大多现代人可能遭遇的隔阂与背叛都被轻易化解，原本冷峻艰难的都市生涯被抹上一层滑润的“人性”奶油，孤独心灵之间的沟壑被迅速填平，显得过于美好流畅。另一部影片《阳光小美女》(2005)也给人相似的感觉：影片讲述一个不和谐的家庭，人人都有怪异性格与人生困境，为了实现小女儿奥莉弗竞选“阳光小小姐”的愿望，这个矛盾丛生的家族临时团结起来，在帮助奥莉弗寻梦的过程中，每个人都重新鼓起了生活勇气，并体味到亲情的温暖——故事结局如此“阳光”，幸福感同时降临到了每一个人头上。在类似电影中，被滥用的“人性”渐渐变得空洞、折中、流俗，用一种均等化手法生硬地消融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与隔阂。事实上，单靠来自“人性”的基本同情与相互理解，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足以承担弥合文化分裂、实现灵魂沟通、促进个体与社会交流的重任。 二是面对日益严酷的个体“孤岛”症候，电影艺术家们似乎一直难以找到其它更好的化解之道。纵览近十年来的好莱坞主流大片，关于宗教、性别、种族、地位、职业、智力等的个体差别一一被暗中悬置起来，各色人物都回归(或下降)到一个最基本的人性平台上，于一片朦胧动人的温情中化解纷争，携手前行。当然，这也不仅只是电影艺术面临的问题，后现代文化本身制造了这个难以突破的困境——后现代文化最大的弊病，就是只反叛和消解传统文化，却极少建树新的信仰或价值，怀疑主义气氛四处弥漫。当各种价值分裂歧异，当个人主义膨胀溢流时，艺术家无法树立起更高的价值去统一它们，只能往下寻找更基础的公共平台(这个最适宜的平台就是“人性”)。 总的看来，重建公共价值是整个当代文化的任务。在哲学、社会学界，哈贝马斯、齐格蒙特·鲍曼、齐美尔等学者亦从上世纪晚期开始探讨“个体与社会”、“交流与对话”等论题。理想的文明应该“保护人们免遭他人骚扰，然而又使人们能够享受彼此的相伴”，⑦理想的个体生存决非孤立自足的存在，因此，有必要通过公共领域的重建来修正过于多元偏执的私人领域，重新提倡个体与社会发生深切联系、从其中取得营养与活力。 目前来看，电影艺术在审美地展现个体的多元化形态方面已经卓有成效，这也是一种贡献——它们让我们清楚地体会到现代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心理面貌及其社会成因。在此基础上，电影艺术家应当探讨如何在比“人性”这个平台更高的维度上推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深层交往——“个体只有在社会化过程中才能成为个体化的人。”⑧这句看似矛盾的话其实正道出了人是“社会动物”的本质：完全撇开社会影响而成长的“人”，只能显现出近似动物的本性；在理想的文化中，人的“个性”事实上恰恰要在社会文化中经熏陶和选择而习得。熏染越多、选择越丰富，个体才越强大、充实。 注释： ①伊格尔顿(著)，李尚远(译)《理论之后》，商周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②理查德·桑内特(著)，李继宏(译)《公共人的衰落》，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页。 ③同②，第9页。 ④同②，第332页。 ⑤同②，第337页。 ⑥霍克海默(著)，李小兵等(译)《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⑦《现代汉语辞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65页。 ⑧哈贝马斯(著)，沈清楷(译)《对话伦理学与真理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