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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宗教视野下的口头说唱——以甘肃武威“凉州贤孝”为例(2)

http://www.newdu.com 2018-03-01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 李贵生 参加讨论

    二、“孝德”信仰:三教互补的核心要素
    “凉州贤孝”重在表现家庭这一生存空间,而家庭最容易产生摩擦与冲突,特别是在养老问题上更为突出。即使在今天,无子的痛苦、有子而得不到赡养的孤独、对死亡的莫名的恐惧等造成老年人心理上的困惑,这种心理压力超过人们的承受力就会导致心理失衡,失去生活的信心,产生绝望情绪。一般来说,人们总是要通过思索人生的意义或是借助超时空的力量来进行自我调整,找寻活下去的理由,于是道德信仰和宗教信仰就成了生活的精神支柱。“信仰实质上是以某种终极性的价值指向作为精神支柱,人接受信仰意味着获得了终极关怀,有了精神归宿,精神家园。”[11]作为人们借以生存的信仰,三教互相补充,得以融合。“凉州贤孝”所反映的清明扫墓、拜佛求子、超度亡灵、神仙降福、祖先保佑思想无不与养儿防老、孝敬父母和养老送终相联系,这是借助宗教形式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慰藉、寻求道德修养上的支持和帮助。
    不说两家家豪大富有钱人,再说三月清明四月半,穷家富户拜祖先。熊员外在大街以内去散心,大街市上的人势众……爷爷手揸(牵)的小孙孙,舅舅手揸(牵)的亲外甥。一伙一阵出北门,在先人的坟茔上新坟。哎呀,兆庆大人一看软了心,愁眉不展地回家中。你看家(人家)穷汉人一伙一阵领上,家(人家)有儿不算穷。虽然我家大富豪有钱的人,无儿不算个有。我挣下的斗大的金银不会给我玩耍,鸽子大的元宝不会给我说话,愁眉不展地拉上马这就回家中。(《白马卷》)
    “凉州贤孝”《白马卷》中熊员外和杜员外都是“家大富豪”有钱人,但两家都没有子嗣。熊员外清明节去散心,看到家家户户领着小孩上新坟,人生无子的失落一下袭上心头,尽管家财万贯,没有子女活着又有何意义:老了无人奉养,死后无人扫墓,只落得个孤魂野鬼。后来两家人到百子庙上香求子,感动神灵,赐给熊家一个金童,杜家一个玉女。有了儿女,生活就有了希望,两家从此无忧无虑,高高兴兴抚养孩子长大成人。
    人的一生既求生存,又求生存的意义,而后者提供了生存的动力和勇气。生存的意义既可以从现实世界中寻求,如爱、道德;也可以从现实世界之外去寻求,如宗教信仰。有限和无限是物质世界中存在的客观矛盾,是物质的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上表现出来的辩证联系。现实世界在时间上具有有限性,如人的生死、饥寒、温饱、疾病、恐惧、绝望等,这就表现出人生的不完美,而且这些缺憾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根除。于是人们想要超越有限,追求无限,追求灵魂不朽和长生不老。道德信仰是现实的,缺乏超越性;而宗教信仰是理想的,具有超越性,表现为一种“终极关怀”,反映了信仰者心灵深处追求人生意义的活动。鲁迅对宗教坚定人的信仰上的积极作用也是肯定的:“宗教根源,在乎信仰”[12],“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13]道德信仰和宗教信仰相辅相成。“宗教以自己的信仰为道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宗教自身又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宗教对道德的承担和作为,是它为社会所需的一大原因。道德构建的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告诉人们做什么,怎样做才有意义和价值;信仰则昭示意义和价值的最终依据何在。没有信仰支撑的道德是跛足的、软骨的。”[14]就生死问题而言,“如果说儒家偏重于人在社会生活中自我价值的实现,使人潜隐在心灵深处的欲望通过社会道德实践得以升华和转化;那么佛教则是通过否定现实生活价值的方法,把人们的精神引向虚幻的彼岸世界,从而排遣生存的苦闷和对死亡的恐惧;而道教则弘扬人类的生存意志,迎合人们追求生命永恒的心理。”[15]作为人们生存的精神支柱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三教各有其不可替代性,同为人生的信仰,这也是三教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上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兴盛,说明了三教以信仰为基础普遍地被民众接受而融合。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局势混乱动荡,给下层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民不再寄希望于腐朽的刘氏王朝,此时儒家思想已经不能维系正常的社会精神生活秩序,道德信仰发生了危机。为了生存,为了在乱世中得到保全,人们便寻求新的社会归属,寻求新的精神支柱,于是道教在这种背景下兴起,佛教为民众接受而兴盛。
    三、孝道教化是三教殊途同归的主要动力
    “凉州贤孝”的孝道教化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借助生动曲折、感人至深的孝道故事感化人,同时利用佛、道的地狱轮回、因果报应、得道成仙来强化孝感天地的思想,以达到孝道教化的目的,在孝道教化上三教殊途同归。《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16]儒释道都宣扬孝道,从社会伦理价值看,三教都是道德论者。所以说,三教虽异,但在社会追求目标上却是一致的。
    在孝道教化上儒家是理智的,认为忠孝仁义是人的本分,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所以,忠孝有何好处儒家是不谈论的,而宗教却十分重视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热情。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一种普遍心理,佛家总是以行善的种种好处诱导人行善,人们为了得到行善的种种好处,便欢喜地行持善业,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了道德人格的过程。现代心理学表明,当人做了“不善业”的时候,内心深处是不安的,俗语“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讲的正是这样一种心理。佛教利用这一心理,以地狱轮回、天打雷劈等震慑人心,达到止恶扬善的目的。人皆有求生畏死、避苦求乐的心理,这是人们潜意识里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道教利用这种心理诱导人们不断唤起善意,产生善行,达到道家的神仙境界。所以儒家的直接的道德说教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而宗教的隐喻方式却能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
    儒家与佛、道教化的不同效果还可以通过“郯子鹿乳奉母”的故事进行考察。《二十四孝·鹿乳奉亲》:“周郯子,性至孝。父母年老,俱患双目,思食鹿乳。郯子乃衣鹿皮,往深山鹿群之中,取鹿乳供亲。猎者见而欲射之。郯子具以情告,乃免。”《佛说郯子经》记载:“在过去世,有菩萨名‘一切妙行’,见迦夷国中一对双目失明的夫妇,心愿入山修行,菩萨悯念二老入山修行无人照顾,便发愿转生为盲夫妻之子,名郯子。郯子成年,勤修十善,事亲至孝……一日,郯子去水边为父母取水,见水边有诸多动物,为了不惊扰水边的动物,郯子披上鹿皮,扮成鹿的样子……此时,迦夷国国王正率众狩猎至此,见一头鹿,便搭箭张弓,一箭射出,正中目标……那是一支有毒的箭,中者必死……郯子临终,想到父母无人照顾,大声呼喊:‘是谁箭杀三道人?’……郯子父母得知郯子身中毒箭,悲痛万分,以舌舔其箭伤,以救其命。亲子情深,感动帝释,降神药使郯子复活,父母以口吸箭毒,箭毒正克郯子父母眼疾,使其重见光明。”[17]相比之下,儒家《二十四孝》“郯子鹿乳奉母”的故事就没有佛经故事那么感人。“凉州贤孝”宣扬《二十四孝》故事,深受《佛说郯子经》的影响,增加了孝感天地的内容,故事曲折生动,形象感人至深。宗教以神奇教化人,艺术用其形象感染人,贤孝二者兼具。
    “凉州贤孝”在孝道教化上儒释道兼收,以“表古人”的方式宣扬孝道,“古人”有贤孝者,也有不孝的“忤逆种”(当地人称“忤义种”)。凡是有孝行之人,都善有善报:读书者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贫穷者从地下挖得金银财宝;善良者修道成仙。《小姑贤》中媳妇马金花是贤良小姐,而婆婆对她百般挑剔,还教唆儿子王小林休了马金花。王小林孝敬母亲,决意休了妻子。贤惠的小姑王桂花替嫂嫂申明冤屈,王小林悔悟。王小林继续在南学苦读《五经》,加上妻子、妹妹的阴功庇护,小林状元及第,全家人受到皇帝封赏。《任仓埋母》中任仓的妻子徐长今心地贤惠,救出被丈夫活埋的婆婆,孝感天地,槐树底下挖出了金银财宝。“槐树底下刨成个通窟窿,光见里头亮晶晶。扒出了三缸金两缸银,三十六块金火盆,金人金骆驼一苍明,两个银人把库门。”《郭巨埋儿》写郭巨因为天遭粮荒,为了让母亲多吃一口饭而决心埋儿,孝心感天动地,挖坑时得到金银珠宝。《丁郎刻母》中小丁郎孝敬母亲,最终修道成仙。那些“忤逆种”,道德败坏,虐待父母,有的竟达到毫无人性的地步。因为道德意识不具备强制性,对于这些人,道德意识无法保证其对道德规范的认可,而且道德问题法律也不能有效地进行惩治。这种情况与孝道的宣扬相悖,于是“凉州贤孝”利用宗教的地狱轮回、恶有恶报来进行惩罚:有的堕入地狱,有的遭天打雷劈,甚至祸及亲人,使其遭瘟而死。《游地狱》以丰富的想象,夸张地描绘了地狱中的种种酷刑,到处充满着血腥味,使人感到阴森恐怖、毛骨悚然,那些不孝顺父母者在这里得到相应的折磨、惩治。用这种恐怖的方式可以使受众怵然心惊,回心向善。《丁郎刻母》中媳妇王素珍虐待婆婆,被丁郎休出门,回到娘家又使娘家遭了瘟,最后又被赶出娘家门,被雷击死在大街上。“大街上走的人又多势又重,再没有击掉一个人,把这个忤逆种贱婆子,击成一根焦火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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