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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立场的迷失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戏剧景观化倾向的出现绝非偶然。在当下这样一个理想沦陷、价值失衡，追求物质享受和表层娱乐，厌倦启蒙理性和精神追求的过渡时期，作为知识分子的戏剧家或心甘情愿或无可奈何地为商业利益谱写颂歌，或为主流意志添加注释，这是知识分子陷入精神困境的表现。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立场，主要表现在独特的艺术个性、执着的精神坚守和鲜明的批判立场。可惜，这些品格与今日的艺术家和评论家渐行渐远。 艺术创作本是最富自由精神、个性色彩和创造性的活动，需要艺术家诚挚的感悟、深入的体验和真切的思考。黑格尔说：“只有从心灵生发的，仍继续在心灵土壤中长着的，受过心灵洗礼的东西，只有符合心灵的创造品，才是艺术作品。”[3]P36-37艺术创作必须从艺术家的审美主体出发，以主体的审美理想、审美感知灌注于审美对象，使主体的生活感受、审美个性和传达方式的独特性得以充分体现，艺术品才会是富于独立个性和真正价值的。从事艺术创作的知识分子应有精神层面的高度自主性，就像古德纳描述的：“知识分子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最深层结构在于他们对自身自主性的自豪感，他们把这种自主性理解为基于自身的反思及借助这种反思来决定其行动方针的能力。因此，任何要求服从的权威或任何要求不加反思与抉择就遵循的传统，都被认为是一种对自我的专横侵犯。”[4]P46可是，今天的艺术家却乐于选择服从，制造奉命文学。剧作传达的不再是剧作家发自心灵的独特感悟，艺术家的性灵被现实利益或既定的理念宣传取而代之。在艺术手法上自然也就缩手缩脚，陷入某些固化的模式，甚至以概念化的思维方式进行艺术制作。于是，审美个性消失，艺术价值衰减，其作品成为带有直接功利目的宣传品或营业品。就拿当下的主流戏剧来说，我们承认，各种官方评奖对处于低谷中的戏剧艺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政策的扶持和资金的支持帮助戏剧从业人员解决了不少难题，精神鼓励也能成为艺术创作的推动力。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已经显现出来并将继续显现。可问题是，当官方出面扶持艺术创作时，就势必削弱了创作主体的自主性，使艺术作品最可宝贵的独创精神与审美个性大打折扣，使艺术创作跟在官方意志后面亦步亦趋。于是，不仅《黄土谣》、《天籁》、《郭双印连他乡党》一类的宣传歌颂剧不可避免地存在概念化与艺术雷同的弊病，即使是如今相对具有个性色彩的作品，也往往因刻意的理念宣传影响其艺术品格。2009年颇受好评的《窝头会馆》，从作家本人的愿望出发，原本是想写成一出叩问人生困境的生命悲歌，但是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的剧作，其结尾处必须要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必须设置两个左翼大学生作为美好未来的象征。但是，以一个新生儿的诞生和开往新中国的火车作为光明的暗示，这当然是些俗套；两个进步大学生恰是全剧最空洞的角色，仅成为干巴巴的理念符号。 艺术的价值在于坚守精神空间，实现高于庸常生活的审美理想。当戏剧沦为实用主义的直接代言时，其对精神的坚守就基本放弃了。对于某些心甘情愿满足于此的戏剧家而言，这自然可以换来物质奖赏与政治赞誉；对于那些不甘于此却又无可奈何的戏剧家来说，却无异于一种变相的精神折磨。《万家灯火》的作者李龙云是个才华横溢、思想深邃、充满自省精神的艺术家，他创作于1980年代的《小井胡同》、《洒满月光的荒原》已成为当代经典，而荣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万家灯火》却是他最为苦涩而无奈的果实。尽管这出奉命戏屡获殊荣，并且迅速搬上银幕好评如潮，可他的心情却极为复杂。他心里清楚，所写并非自己所想写，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处境，也是剧作家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难题。有意味的是，《万家灯火》从题材到风格都与老舍的《龙须沟》比较接近，《龙须沟》的优长和缺憾，都在《万家灯火》中得到继承。《龙须沟》前半部揭示旧社会的困苦时饱含深情，活灵活现，后半部表现新生活的幸福时则力不从心，矫揉造作；《万家灯火》前半部表现住房紧张时惟妙惟肖，趣味盎然，后半部展示乔迁之喜时则浅白直露，干瘪无味。老舍、李龙云如此，换做他人，也未必能逃脱宿命。这是无奈的，也是值得深思的。当知识分子放弃对精神的坚守而臣服于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时，不仅艺术创作索然乏味，对艺术作品的评价也随之工具化了。“从工具主义角度对艺术的赞赏，引进了与艺术本身的品质毫无关系的评估标准来评价艺术。通过把艺术的影响面集中于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艺术不再是根据其内在的标准被评判，从而也就丧失了决定自己的方向的能力。”[5]P97忽略戏剧的艺术价值，而注重其社会效果的情况极为普遍。比如对于《郭双印连他乡党》的评论，有些赞誉提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但其原因并不是出于艺术的价值，而是要从中提炼出“振兴文化软实力”的主题。甚至连《天籁》这样一个本是歌颂长征精神、弘扬理想信念的作品，也从中提升出占据文化制高点、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这样的“宏大”主旨。这种评价无视艺术自身的固有属性，以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实用价值作为评价艺术作品的标准，口号再响恐怕也与艺术无缘。其实，评论家对艺术有着更为敏锐的感受力，他们对这种工具主义的评价方式的认识是很清楚的。所以，有时不得不在官方意志与公共立场、工具主义与艺术品格之间寻求平衡点。对于《廉吏于成龙》这样的清官戏，评论家明显感觉到作品想像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就试图将官方与民间的对立调和起来，强调清官在调和社会关系与主持社会公正中的独特作用，并指出清官往往因为反映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共同利益与愿望，而受到皇帝、士绅和民众的普遍赞扬。这样的评论企图填平沟壑，但其初衷仍然是工具主义的。 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格在于批判权威，质疑传统，这就是萨义德所说的批判立场。萨义德这段话大家耳熟能详：“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6]P25然而，当下戏剧家或为了明哲保身，或为了赢得利益，大都消磨了批判的锋芒。戏剧反映现实、揭露社会问题本是其最基本的文化功能，戏剧史上数不胜数的作品都因其对社会问题的直接揭示而赢得当时观众的认可，哪怕其艺术审美价值多么贫乏。当下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矛盾远未得到解决，某些方面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戏剧作品却失去了关注现实矛盾的兴趣或勇气，各种问题依然存在，但揭露问题的剧作不在了。如果以博格斯的标准来评价：“批判性知识分子活动的永恒目的是挑战、探索、正视和瓦解。也就是说，构成对权力结构的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反抗力。”[7]P247那么，今天的批判性戏剧家还有多少呢？当《补天》热情赞颂边疆卫士的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时，艺术家对那些被组织分配给男兵做老婆的女人们作何感想？当整个社会腐败之风日盛，而《廉吏于成龙》却仅以误会之法轻而易举地泯灭腐败与廉洁的根本冲突时，这是在赞美高尚还是在文过饰非？创作成为众声合唱的颂歌，评论也变成报喜不报忧的一片赞扬，力求营造戏剧舞台“盛世出精品”的繁荣景象。《立秋》的问题着实不少，却有人将其与曹禺最好的悲剧相提并论，夸饰赞美之词溢于言表。价值取向存在问题的《补天》，被人捧为“永驻的丰碑，璀璨的彩虹。”《廉吏于成龙》也被赞为新时期京剧收获的巨大硕果和当代戏曲的重要代表作。其实，对于当下戏剧创作的诸多问题，批评界不是未能发现，而是大多故意视而不见，或熟视无睹，或顾左右而言他，敢于直言批判者越来越少。即使偶有批判之声出现，也大多是精神外围的小敲小打。雷蒙·阿隆认为知识分子的批判有三个层次，技术批判、道德批判、意识形态或历史批判。[8]P219如今的批判大多停留在第一个层次，先在总体上做出过度褒扬，高唱赞歌之后再无关痛痒地提些技术性的纰漏，或言结构安排有瑕疵，或言情感抒发欠充沛，或言场面调度欠流畅，或言舞美灯光欠完美，而对剧作价值取向方面的问题，或避之不谈，或一味肯定，甚至在主流意志的原则下进行过度阐释。技术批判者总体上“并不援引美好未来的某种理想组织，而是以那些更符合常识和更有希望实现的结果为参考。”小骂是为了大帮忙，技术批判是为了更成功地维护现有意识形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