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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爱 在文艺复兴时期，与美一样，爱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其源泉之一就是柏拉图。在柏拉图看来，爱“实际上就是神人之间和谐的源泉”，神圣的爱是永恒的，是爱的本质和真正诉求，世俗之爱是短暂的，因肉欲和容颜而朝令夕改(柏拉图，2003：220)。在此基础之上，费奇诺创造了“柏拉图式的爱”一词，这一理论同时糅合了柏氏哲学、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关于友谊的理论、圣保罗所称颂的基督之爱和中世纪礼仪之爱的传统。对于费奇诺而言，常人之爱仅仅是对上帝之爱的一种有意识的准备，后者才是爱的真实内容和终极目标，从而构成费奇诺哲学沉思的基本现象，成为彼特拉克温柔诗风的思想基础和西欧御用诗人的典范(Kristeller，1964)，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尤其诗中对同性痴迷的情谊，倡导理想化的“真正灵魂的结合”，是希腊式而非英国式的，已经深深地打上了柏拉图主义的烙印(Collins，1904：116)。在第20首，莎士比亚写道： 你有副女人的脸，由造化亲手 塑就，你，我热爱的情妇兼情郎； 有颗女人的温婉的心，但没有 反复和变幻，像女人的假心肠； 眼睛比她明媚，又不那么造作， 流盼把一切事物都镀上黄金； 绝世的美色，驾御着一切美色， 既使男人晕眩，又使女人震惊。 开头原是把你当女人来创造： 但造化塑造你时，不觉着了迷， 误加给你一件东西，这就剥掉 我的权利——这东西对我毫无意义。 但造化造你既专为女人愉快， 让我占有，而她们享受，你的爱。(莎士比亚，1998：41) 由上可见，莎士比亚对同性青年非常沉迷，称他为“热爱的情妇兼情郎”，就像阿尔基比亚德把苏格拉底叫做自己的情人一样(柏拉图，2003)，但这里面涵盖两层不同的意义。首先，莎士比亚提及了两种不同的爱：异性之爱和同性之谊。“你”和女人享受感官欢愉，但“这东西对我毫无意义”，男性的“我”爱男性的“你”不仅是因为“你”让人赏心悦目的“美色”，更是因为“你”“温婉的心”、矢志不渝的情怀和真理。而这两种爱在《会饮篇》中也有提及。W. T. 马克凯利认为，柏拉图眼中的异性之爱的生理后果是新生命的诞生，但男性之间的自我启示录般的迷恋源自对真善美的追求，并最终会走向哲学(MacCary，1985)。显然，这种爱不是爱同性的肉身，而是爱对方的美德。“美德这词他只从你的行为偷取他加给你秀妍，其实从你颊上得来，他的歌颂，没有一句不是从你身上发现”(莎士比亚，1998：159)。追求同性情人“并不是纵欲”，而是希望从情人身上看到美德(柏拉图，2003：229)。因为爱的真正对象不是外表和性别，而是美的灵魂。 其次，诗中歌颂的不仅仅是德行，更是天堂般的神爱。柏拉图认为，爱具有无可抗拒的力量，从太初的混沌和混乱中脱颖而出，创造了秩序井然的宇宙和万事万物(Vyvyan，1961)。而诗中的“你”是“造化”(神和爱)的造物，既有男性的外表特征，也有女性的内在气质，既是人之初雌雄同体的人类物象的寓言表征，也是神的化身。所以爱“你”不仅是爱人类，同时也意味着向神靠近，在德性的引领下不断升华，饱受肉欲吸引的人类灵魂也随之转向，从而书写一个从爱“人”到爱“神”的诗歌经典母题。这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能够经久不衰的深层次原因——它有机地融合了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两大传统，实现了匀称工整的文学形式和深邃厚重的内容主题的高度统一。 2.4理智 与此同时，柏拉图将灵魂分为神圣的理智和粗俗的欲望两个不同的部分。理智是“人们用来进行思考和推理的”，而欲望则是“人们用来感受爱、饿、渴等等欲望之骚动的非理性部分”(柏拉图，2003：418)。普罗提诺也认为，人的低级部分是存在的，也像以感性知觉为特点的存在物一样生活，容易屈服于生产的欲望和“对美食的贪婪”，而降到生长力的层次。“然而灵魂一旦离开身体就成为它自己之所是，就是它最真挚的生命。因此我们必须脱离下界……而要上升到可理知世界，上升到理智和神”(普罗提诺，2004：98)。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理性的人类灵魂才被赋予宇宙的中心地位。对于费奇诺而言，灵魂虽然也是连接知性世界和世俗世界的纽带，但它是上帝所造万物的中项，具有形而上的理据和尊严(Kristeller，1964)。和费奇诺一样，皮科也赋予人类灵魂以崇高的地位，但皮科并未在宇宙等级体系中给人指定一个固定的特权地位，而是使人完全脱离这一谱系，成为第四个世界，从而把人置于更为明显的神学的关系域之中(Kristeller，1961)。 莎士比亚是英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将(新)柏拉图主义的“灵魂中心论”推向极致。《哈姆雷特》中的两段台词就表达了时代的两大特征：对理性解放的呼唤，对万物之灵的颂扬(Lee，1915)。在丹麦的原野上，哈姆雷特自言自语： 一个人要是在他生命的盛年，只知道吃吃睡睡，他还算是个什么东西？简直不过是一头畜生！上帝造下我们来，使我们能够这样高谈阔论，瞻前顾后，当然要我们利用他所赋予我们的这一种能力和灵明的理智，不让它们白白废掉。(莎士比亚，第4卷，1994：379)。 对于哈姆雷特而言，吃吃睡睡、无所事事是低等动物的行为，按照柏拉图的话说，是“人们用来感受爱、饿、渴等等欲望之骚动的非理性部分”(柏拉图，2003：418)，应该给予贬低和拒斥的。但上帝所赐予人类的灵魂中具有理性的成分，即“灵明的理智”，我们要充分加以利用。哈姆雷特意欲铲除奸恶，伸张正义，而柏拉图主张灵魂的最终目的是脱离俗世，上升到可理知世界，两者相去甚远，其实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从现实上看，正义是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必备的德性之一，属于可见世界里的“最高一类善，正义的后果及正义本身都是可取的”(柏拉图，2003：324)。从形而上的层面讲，至善或“善的型乃是可知世界中最后看到的东西”，是一切正义的、美好的事物的原因，“而它本身在可知世界里就是真理和理性的真正源泉”(柏拉图，2003：514)。所以柏拉图也主张正义，把它当作行为非常重要的指向，与哈姆雷特的思想旨归没有根本的区别。 在同一部戏剧中，莎士比亚将人类从虚幻的现世拯救出来，拔升到柏拉图式的神界高度。哈姆雷特宣称：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什么？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莎士比亚，第5卷，1994：327) 在哈姆雷特的理想国中，“泥土塑成的生命”由于受到物欲的困扰而不能让他产生兴趣，但拥有了理性的人类会产生巨大的人格魅力，展示出优雅的外表和德性的光辉，从而有别于其他的下界造物，成为“万物的灵长”，上升到柏拉图所向往的天使甚至天神的高度。但哈姆雷特肩上担负了太多人类的忧伤和苦难，他被迫在行动和静默、疯狂和理智之间不停摇摆，时时质疑人的善恶二重属性和人的生存方式以及悲剧本质，所以哈姆雷特虽然具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赋予欧洲人的理性精神，但在感性日益泛滥的文艺复兴时期，这样的理性革命并不彻底。 在《暴风雨》中，莎士比亚完成了自己一直向往的理性诉求，建构了理想人格的典型代表——普洛斯彼罗。普洛斯彼罗不仅仅是异教仪式中的导师或洗礼的牧师，从更广泛的视角看，普洛斯彼罗是具有原型意义的最高存在(Supreme Being)；如果凯利班是撒旦的话，他无疑是上帝的化身(Still，1921)。普洛斯彼罗的神性不仅仅来自于呼风唤雨的魔法和对尘世随心所欲的掌控，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上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在面临昔日仇人时，他对爱丽儿吐露了自己的心声：“虽然他们给我这样大的迫害，使我痛心切齿，但是我宁愿压服我的愤恨而听从我的更高尚的理性；道德的行动较之仇恨的行动是可贵得多的。要是他们已经悔过，我的唯一的目的也就达到终点，不再对他们更有一点怨恨。去把他们释放了吧，爱丽儿”(莎士比亚，第1卷，1994：74)。像柏拉图倡导的一样，普洛斯彼罗摒弃了灵魂中的盲从和仇恨，转而听从“更高尚的理性”，因为他深知，“入云的楼阁、宏伟的宫殿、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自身，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将同样消散，就像这一场幻景，连一点烟云的影子都不曾留下”(莎士比亚，第1卷，1994：68)。此时的普洛斯彼罗已经褪去了心灵深处的杂质，摒弃了虚幻影像的感官世界，在理性的引导下，向上飞升，去接近神的智慧与美德，最终在静心无欲的沉思中得以洞见真知，达到柏拉图和普罗提诺所向往的迷狂之境，莎士比亚和柏拉图也借此有机地融为一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