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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文化符号历史变迁的内在精神来说，民族文化的象征指称经历了从国家—民族性到民间—民族性的转变。我们还是需要从早期建设的2号线说起。这条线路中的这五幅作品《燕山长城图》、《大江东去图》、《四大发明》、《中国天文史》和《华夏雄风》，无一例外地选择中国的传统艺术意象，并且在尺幅上凸显了“大”的特征。前两幅作品全长均为140米，后三幅也都突破了50米。从画面意象构成上来说，所有作品都要表现一种整体感，长城、大江都是国家的象征，后两幅作品从题目上直接点明了“国家”的寓意。 新世纪以来的地铁公共艺术在民族文化符号上凸显了民间性。5号线在北京地铁公共艺术建设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和《弟子规》，都是古代儿童的发蒙读物。4号线动物园站的《动物园乐》，直接将儿童的涂鸦作品搬上墙壁。西四站的《京华旧梦》，画面主体是三十几位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折射出老北京的市民百态。房山线上的《长阳新曲》，以浮雕形式展示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6号线的《玉堂富贵》、《四季平安》，同样以老北京普通民居的四合院胡同文化为主旨。能够体现这个主题最典型的莫过于10号线草桥站的《花样年华》。画面上有早餐、超市购物车、日常背包、公交卡、电脑等百姓生活最为熟悉的物品。 公共艺术之所以为“公共艺术”，关键在于其“公共性”，它不光要求艺术品设立于公共空间中，而且要体现出公共意志，符合公众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意识。公共艺术在视觉上要与环境相协调，同时还表现在文化精神上与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公众的协调一致。地铁公共艺术在民族性的塑造上，正在向现实生活靠近，真正体现出公共的生活状态，表达公众重视自身表达的审美诉求。这无疑是时代的进步。 地铁公共艺术承担着展现城市文明、体现城市精神风貌的重要使命。在地铁中与公共艺术的相遇带有“不经意”的自然性，使艺术作品的精神内涵更加容易获得公众的心理认同。在当代社会急剧的城市化进程中，公共艺术恰当运用民族文化符号，既可以帮助本民族人群基于民族认同及凝聚基础上进行主观身份确认，并对客观环境进行定位，从而促成人对于环境的归属感、认同感；也可以在不同民族之间创造异质文化的交流环境，为社会热点中的诸多问题乃至直接的民族问题提供有益的资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美学史”（12&ZD111）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