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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推出了一批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气质的、凝聚着艺术家们的创造力，代表国家水平、体现当今舞台艺术领域的国家形象的精品剧目(以下简称“精品剧目”。笔者生活在成都，有幸观赏了2003—2004年度、2004—2005年度两届精品剧目展演以及2002—2003年度的部分精品剧目，总体印象是：这些作品在整体思想艺术造诣和创新力度上，代表了当前我国舞台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平和发展方向，代表了我国当代舞台艺术的最新成就。综观这些精品剧目，笔者认为，它们在选题、舞台呈现和消费上大多出现了以都市观众群为主要对象的都市化倾向。 本文以精品剧目的舞台演出为探讨对象，透过两届精品剧目的展演和一些相关信息，试图对这一倾向的具体表现、形成原因和现实意义作简要分析，旨在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和关注。 一、精品剧目的都市化倾向 都市化(Urbanization，也译城市化)是当代中国舞台艺术所面临的宏大历史社会背景。本文所指的精品剧目的都市化倾向是：在选题上以现代都市人的文明视角和价值观念去解读历史、表达人生；在表现形式上以现代都市剧场艺术和都市观众审美趣味为标尺来展示；同时在消费上以都市中、高收入群体为主要消费对象。 1.选题的都市化倾向。 以现代都市人的文明视角和价值观念去解读历史、表达人生是精品剧目的一致选择。这种选择源自中国社会的都市化背景。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统计，1978年，中国的都市化水平只有17.9％，以后的26年中每年提高0.9个百分点，到2004年已经达到了41.8％。平均每年约有1300万农民转化为市民。 城市人口众多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因为生存与发展而展开的对有限资源的使用及分配。合作与竞争是城市生活的对立统一体。一方面，城市人需要互相合作，组成各种团体、组织，以获得比个体更强的能力。这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主流。以都市生活为背景的精品剧目对于能够导致人与人之间合作的事件总是给以浓墨重彩地渲染，如话剧《父亲》、儿童剧《一二三，齐步走》、《红领巾》等。爱情是缔结婚姻、组织家庭、繁衍后代的重要基础，因而精品剧目无论历史题材还是现代题材，大多数都与爱情相涉：越剧《陆游与唐琬》、川剧《金子》、舞剧《大梦敦煌》、梨园戏《董生与李氏》等都以爱情为其主要看点。亲情、友情也是个体得以与他人合作、增强个体应对社会变化能力的重要纽带，精品剧目对此也给予了高度重视。 另一方面，都市生活不回避竞争。合作与竞争从来就是相伴相依的，反映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竞争、抗争与和谐的精品剧目，如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歌舞《八桂大歌》、话剧《虎踞钟山》、川剧《变脸》、舞剧《妈勒访天边》《红河谷》、歌舞《云南映象》、话剧《生死场》、吕剧《补天》等等，它们对充满硝烟的战场和没有硝烟的战场的双重揭示，适应了都市化进程中部分观众的观剧心理。 2.对演出场所要求的都市化倾向。 精品剧目对演出场所的都市化要求有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的过程，从这两届的展演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 2005年9月，第二届国家精品剧目在成都展演。蓉城观众在欣喜之余，也不难发现夜间常常有加长车队浩浩荡荡地出入市中心，那是为剧目运装道具的车辆。实际上，浩浩荡荡的道具车辆和对于演出场所的都市化要求是从首届开始的。《贞观盛世》豪华的布景，开戏曲舞台绚丽之先；歌剧《苍原》、话剧《商鞅》的恢宏场面为后来者提供了做大做强的理由：《依依山水情》更是把当时的中国杂技舞台做到了极致。以下是笔者摘录的两台首届精品剧目的舞台要求： 《贞观盛世》的舞台要求①： 台宽：14米，台深：16米，台高：15米，吊杆：30米； 辅台：100平方米； 其他要求：有乐池。 《依依山水情》的舞台要求②： 台口宽：14—18米；台口高：9—10米；台深：18—20米；台中高：大于12米； 吊杆：25—30道； 用电要求：220V； 水池：升降乐池位置，到时按乐池大小装水池。 道具：40英尺×40英尺； 灯光：20英尺×20英尺； 演出人数：55—60人。 其实首届精品剧目中，有川剧《金子》、京剧《华子良》、闽剧《贬官记》等较为简约的舞台呈现，第二届精品剧目的舞剧《大梦敦煌》、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歌舞《八桂大歌》等把舞台的呈现做到了前所未有。从第二届开始精品剧目进行全国展演，当年展演的城市只有广州和成都，其他诸多城市(除了个别剧目单个巡演)的观众无缘目睹其舞台呈现。这其中的原因尽管多种多样，但其中对演出场所的都市化要求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直辖市重庆当年的剧场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上演时也曾接受了严峻的考验。 据载，2005年5月，《大红灯笼高高挂》巡演重庆时，为迎接该剧300公斤的红灯笼和100余人的演出阵容，重庆市文化局拨专款对重庆市文化宫影剧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检测维修：“舞台局部进行了一些加固处理，以避免舞台安全隐患。特别是舞台上方的一些有锈迹的承重钢丝均换成了新的，以迎接44只大灯笼的‘入驻’，其中最大的红灯笼重量达到300公斤。”③ 第二届精品剧目对演出场所的都市化要求，大致局限于歌、舞类剧目，第三届则发展、扩大到几乎是整体精品剧目。仍以2003—2004年度、2004—2005年度两届精品剧目在成都的展演为例，2005年的展演中，有京剧《膏药章》、川剧《变脸》、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在舞台条件和剧场规模相对于锦城艺术宫(1450座，剧场设施较完备)小的四川省歌舞剧院剧场(1100座，剧场设施略次于前者)演出，而2006年的展演则全部在锦城艺术宫，其原因主要不是为了满足更多观众的需求。事实上，2006年的展演中，除个别舞剧上座率能达到或超过80％，多数场次的演出大剧场就显得有些空阔：个别场次上座率不到40％(据笔者亲历)。主办方必须租下大剧场是因为：剧目在生产过程中就限定了它的舞台要求和都市化程度。虽然有些剧目有几个“版本”，但在城市的演出，其对剧场的要求普遍都提高到了“都市化”的程度。 3.消费的都市化倾向。 精品剧目消费的都市化倾向在两届精品剧目展演中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现。这里摘录一组精品展演票价的数据④：(见P[，12]表) 由于首届精品剧目没有进行展演，这里辑录的只是近两届的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票价情况。从这两届的展演票价与国民收入相比较，精品剧目的消费体现了明显的都市化特征。 (1)从精品演出价格看，2005年最高票价为680元，最低票价为80元；2006年最高票价为580元，最低票价为40元。虽然2006年比2005年价格普遍偏低，但它仍不会是中国农民甚至于城市低收入群体能够选择和消费的。 (2)从剧目情况看，两届都是歌舞剧、芭蕾舞剧等剧目票价居首，而儿童剧票价在最低水平。2005年展演时，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最高价680元为当年最高，儿童剧《一二三，起步走》的最低价50元票价为当年最低；2006年展演时上届的舞剧《大梦敦煌》的最高价580元为当年最高，儿童剧《红领巾》的最低价40元为当年最低。 (3)从地域特征看，两届的展演地北京、广州、成都、深圳和宁波都具有较强的都市特征，成都与北京两地价格有趋同的迹象。广州、深圳等地的展演票价差异不大，只有2006年9月在宁波的展演情况例外：“展演活动开始前，文化部、财政部一次性下拨补助经费50万元，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也根据该市高雅艺术演出补贴办法，对每场演出补贴5万元，合计下拨补助资金45万元。9场演出平均票价70元，每场演出还设置了部分20元的超低票价”⑤。 (4)从消费现状看，两届展演中热销的都是歌舞剧、芭蕾舞剧等。它们在制作上追求华丽与精良，在销售票价和市场反映上也领每次展演的先锋。与歌舞剧、芭蕾舞剧等相比，戏曲的市场消费处于较弱的地位。成都的展演如此，其余城市的展演中也有较为类同的报道。2005年在广州的展演中，曾经轰动北京的川剧《变脸》在中山纪念堂(4700座)“上演最低票仅60元，但到场观看者只有近千人”⑥；在友谊剧院(1524座)“梨园戏《董生与李氏》上座率不足七成，而国庆当晚《大梦敦煌》上演时，门票早被抢购一空。”⑥仍然只有2006年9月在宁波的展演情况例外：“昆剧《班昭》、儿童剧《红领巾》、吕剧《补天》、豫剧《程婴救孤》、话剧《凌河影人》5台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在宁波逸夫剧院和凤凰百花剧场进行了9场演出，平均上座率达96％，累计观众近万人”。⑤精品剧目展演中，戏曲的市场在宁波找到了激活点，靠的是面向大众的低票价。由此可见，对于消费的都市化倾向，同是精品剧目，在当下却不能简单地整齐划一。 (5)最后，精品剧目都市化消费有继续发展的态势。在宁波的精品剧目展演“模式”让人们对精品剧目的大众化消费有所期待，但那种模式似乎只适合于低价位和制作成本相对较低的戏曲等剧目，对于高票价和高成本制作的歌舞剧的都市化消费倾向，到2006年底，没有消减，且仍在进行和发展中。比如2006年12月24日—26日在天桥剧场演出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票价(元)是：1280、880、680、480、280、180、80⑦，其1280元的高票价虽让众多中低收入者望而却步，但其销售强势却仍然不减。笔者于2006年11月25日拨通“票务通”的网上售票热线，得知该场演出的全部票品已经售罄。受演出市场歌舞大制作大收益风气的影响，当时正在角逐2005—2006年度精品剧目的大型民族舞蹈诗《鄂尔多斯婚礼》在北展剧场的演出也开出了高价，票价(元)是：80、180、280、480、680、880⑦；另一部正在角逐2005—2006年度精品剧目的大型原创舞剧《风中少林》在中山纪念堂演出，同样也开出了较高的价格，其票价(元)是：680(VIP)、480、380、280、180(学生票)⑦。其销售态势仍然乐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