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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纳国际电影节无疑是近期的文艺盛宴，但遗憾的是，热闹喧嚣的展映单元中却没有中国电影的身影。一时间，国内舆论分外热闹，为国产电影扼腕叹息者有之，对西方电影奖项嗤之以鼻者亦有之，一场场裹挟着火药味的论战此起彼伏。 笔者认为，我们不应被欧美电影奖项的牛鼻子牵着走，对于一个电影大国而言，不应在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中迷失了自己的前进方向。争论有无作品参展或有无奖项斩获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以国际大奖评审为契机，我们应思虑中国电影如何“走出去”的问题，这是我们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绕不开的历史命题。 拿什么内容“走出去” 谈论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话题，最紧迫的问题是拿什么内容“走出去”。影视是一种内容叙事的大众文化产品，虽然好电影未必都在讲述好故事，但好故事一般都会撑起一部好电影。在笔者看来，中国电影“走出去”，离不开三个方面的内容支撑。 其一，应着力讲述近现代国家和个体“命运史”的故事。环顾顶级电影节中获奖的优秀电影，比如《现代启示录》《出租车司机》《钢琴师》等作品，二战前后国家命运和个体命运碰撞交织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它们巧妙地将大命运和小命运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然而，我们国家同样经历过一战和二战，经历过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在深刻表现国家和个体命运休戚相关的作品方面还有待发力，虽然抗战电影铺天盖地，但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国内的“热闹”，更应追求“走出去”的“风光”。 其二，应着力讲述民族特色鲜明的“情感史”的故事。例如，像《楢山节考》《钢琴课》《樱桃的滋味》这样的作品，都围绕个体负载的民族精神符号或集体情感意识而建构故事情节，从一个人的情感史，就能够洞悉一个民族古老的精神密码，而人类相通或共同的精神史和情感史，成为了影片实现全球传播的最大先天优势。我们当下的电影创作缺乏这样高品质的情感故事，一些言情电影不是被资本逻辑蛊惑，就是被消费文化掏空，追求短暂的感性刺激和欲望宣泄，沉迷于快感消费的自娱自乐之中。我们的作品难以从一段情感故事中让人看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史，那种深刻讲述精神归属或精神剥离秘史的大气之作还不多见。 其三，应创新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故事，诸如《侏罗纪公园》《夺宝奇兵》《阿凡达》等作品，很好地将欧美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与现代视听媒介相结合，从而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创新传播。中国电影“走出去”，应大力挖掘优质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充满玄妙神幻的神话故事、寓言故事、美丽传说，以及充满面向未来想象的人类学故事，抑或能够为全球化问题，以及人类发展困境提供分忧解难的价值模式。 以什么标准“走出去” 今天，我们之所以为欧美电影节各大奖项而年年纠结，根本的一点是，我们在电影评价中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任何一种文艺种类，倘若自己没有一个权威评价标准和话语体系，那么，主动权就会握在别人手里。中国电影若要成功“走出去”，首先得建立属于自己的评价标准，逐步确立让别人自觉自愿接纳或者心悦诚服的话语体系，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中国电影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内蕴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本身就是面向全球的一种传播力。 标准之一，生命自由、个性解放和拥抱幸福的内涵容易获得认同。比如，在国外影响较大的《卧虎藏龙》《霸王别姬》就是很好的例证，将个体对自由和幸福的向往植入电影故事之中，借助国际化的视听手段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这些价值内涵是人类的永恒追求，易于深入人们的内心深处，只要坚持不懈，中国故事价值被国际接纳只是时间问题。 标准之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包容并蓄的价值观容易引发共鸣。譬如，“走出去”效果较好的电影《刮痧》《钟馗伏魔》《英雄》，给我们的启示是：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的永恒情结，除暴安良、不战而胜和公平正义，均是侠义文化赢得尊严和尊重的基本立足点。人类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公平正义的呼唤，是当前和未来很长时间的社会基本追求。 标准之三，情感安慰、人性关怀是文化表达的有效途径。比如，中法合拍影片《夜莺》在国外上映后，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电影给不同肤色的老年群体带来了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将传统和现代中国的精神真诚地呈现给国际社会。再如电影《洋妞到我家》，将家庭伦理观念、文化差异的碰撞交融置于故事的核心地带，在情感慰藉中收获了其乐融融的审美效应。 一句话，中国电影的评价标准不是空话，应建立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它既源于传统和现代中国故事的创造性国际表达，又成型于永不懈怠的坚持之中。唯有如此，才能促进国产电影话语权和解释权的最终确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