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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中国民歌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形式，它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并以淳朴的、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地方语言，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生活、劳作、情感、斗争等多方面的内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有的文化因子，中国民歌所带有的独特性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说，20世纪以前，中国还可以回避与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的碰撞，或者与之保持一定距离，那么，今天面对世界多元化文化和全球信息化的冲击与挑战，中国民间歌曲不应该再高筑藩篱，孤芳自赏，而应当主动走向世界，参与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中国民歌走向世界还有困难 中国民歌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经过历史的递嬗演变，逐渐形成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立的音乐文化体系。中国民歌要走向世界，为世界各民族所接纳，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方面，一些民族的、原生态的民歌受其特定民族地理环境、语言声调、生活习俗和民间风俗等诸因素的影响，其传播范围极大受限。而当前的大多“原生态”音乐已脱离了原本的文化语境，其本身在语言和民俗等方面的诸多限制也成为难以广为流传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在国际性的文化对话中，中国音乐的理解、实践和话语还不被国际性的音乐学家和评论家所完全接纳。在全球化音乐文化交流中，中国音乐的人文自我和音乐形象，还处于被动地位，不能以事实和理论逻辑说服他者。 面对此种困境，难道我们只有望洋兴叹，被动地等待吗？当我们听到那些熟悉的俄罗斯民歌《红莓花儿开》《三套车》，或是美国民歌《绿袖子》《故乡的亲人》之时，不禁会感叹中国民歌在西方人的耳朵里是否也能如此熟悉？当然，中国民歌中也不乏流传海外的作品。早在1768年，法国思想家卢梭编撰出版的《音乐辞典》中就有关于中国民歌《茉莉花》的记载。与此同时，《茉莉花》由中国赴日本进行商贸活动的贸易船主或船客带到日本长崎；在19世纪德国、英国、丹麦、美国等西方音乐家所编著的音乐史著作和音乐曲谱中，尤其在普契尼歌剧《图兰多特》中运用《茉莉花》曲调被作为东方音乐的典型加以介绍，在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像《茉莉花》这样的能够在海外广泛传播的中国民歌作品实在少之又少。 中国民歌要流传世界需从源头着手 中国民歌流传世界，就要从其源头着手，扫清交流的障碍，从自身的语境中寻求获得“新生”的路径。 第一，既然是一种跨国交流，语言问题不可回避。杜亚雄的《聆听中国》是一本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民歌的英文著作，曾向孔子学院发售。杜亚雄是一位有着海外经历且专门研究中国民歌的音乐学家，这样的学术经历使他游刃有余地解决了语言问题。《聆听中国》向海外孔子课堂的传播使原生态的中国民歌获得了与世界对话的语境和平台。而这样的对话在海外的传播阈限有多大？且海外的接受程度究竟如何？我们必须看到，中国近当代的原生态民歌已经脱离了它原本依存的语境，流向国外后，其语境能否适应它的存活？这也是值得思考的。如果说原生态民歌在国外的语境中难以续存，那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将它“改装”，从而使其获得“新生”。 第二，要使民歌获得“新生”，就要将原生态民歌加以改编，完成从草裙到时装的蜕变，让西方人感受到中国“本我”音乐的文化魅力。我们看到，所谓世界流行的摇滚乐、节奏布鲁斯、乡村音乐等音乐风格都可以从美国民间音乐找到源头，从本质上说都是美国民歌的改编形式，它们都是在原来民间音乐基础音调的基础上加工改编而成。由此，我们可以从中借鉴中国民歌走向世界的路径，或可将民歌原来的诸种形式要素如语言、旋法、节奏、结构、风格等与大众听觉的普遍接受程度多层面地靠拢、接洽、融合。这并不是说要摒弃传统的原生态作品，而恰恰是对原生态音乐进行保存和维护的一种方式。实际上，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换，我们原有的大量的原生态民歌因受自身传播的局限，正在逐渐消亡。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是要在不丢失“本我”的文化基因的基础上，破除其自身的传播局限，吸收大众喜闻乐见的音乐元素来重新加以改编、整合，跨越国界，获得通感。 第三，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来讲，应该积极搭建传播平台，让中国的好声音唱响世界。“国际民歌艺术节”、“广西国际民歌节”等音乐活动的举办，为中国民歌国际化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平台，为中外民歌搭建了一个交流的舞台，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民歌永恒持久的艺术魅力。 中国民歌是一种具有承继关系和独特文化历史传统的音乐形式，既有自己内在文化心理结构，又维系于某种精神传统的外在表达范式，各个民族的多种音乐形式在形成过程中和形成后都表现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我们近当代民歌的发展，应当并完全有可能在一个更为广阔的音乐文化背景中来汲取养分，以获得它自身形式要素的充分自足，建立一种可以与世界音乐文化并驾齐驱的内在和外在机制，使其自身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示。 （作者单位：上海音乐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