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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易卜生戏剧的创作方法与德国文学 易卜生戏剧文体的变化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其根源在于他的戏剧创作方法发生了变化。易卜生的戏剧从创作方法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浪漫主义阶段(1849-1868)、现实主义阶段(1869-1886)和象征主义阶段(1887-1899)，其中前两个阶段的戏剧创作方法明显受到了德国文学的影响。 在易卜生创作的浪漫主义阶段，他从1849年写第一部戏剧《凯蒂琳》起，到1867年在意大利写《培尔·金特》为止，共创作了12个戏剧。这些剧作在创作手法上有一个共同点，即基本上都使用了浪漫主义手法，因此属于浪漫主义文学之列。易卜生的浪漫主义戏剧可以说是既直接又间接地受到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 首先，易卜生间接地受到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在北欧，丹麦是最早出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国家，但丹麦的浪漫主义文学由一个在德国留学的挪威人亨里克·斯坦芬斯于1802年介绍过来的。而丹麦最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阿达姆·欧伦施莱厄不仅于1802年亲身接受过斯坦芬斯的指教和激励，而且还于1805年到德国游学并受了德国浪漫主义的发起者施莱格尔的影响[6](PP.185-186)。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传入丹麦后再进一步传到丹麦的属国挪威，并影响了易卜生。 挪威从14世纪起就失去独立，于1397年合并于丹麦王国；拿破仑战争后，丹麦又于1814年将挪威割让给瑞典统治，但挪威在文化上仍处在丹麦的影响之下。挪威的浪漫主义文学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当时挪威在政治上分为主张争取政治和文化独立的自由派和主张维持传统的保守派，因此挪威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其中保守派的代表人物约翰·S·韦尔哈文曾于1836年到德国留学过[6](PP.185-186)。易卜生在1849年创作第一部戏剧《凯蒂琳》前，他曾读过丹麦著名剧作家的阿达姆·欧伦施莱厄的剧作[7](P.31)，也受到了约翰·S·韦尔哈文的影响[7](P.41)。 其次，易卜生还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地受到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易卜生于1852年6-9月到德国的德累斯顿剧院学习戏剧业务时，当时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虽已结束，但浪漫主义的戏剧仍是当时各剧院上演的重要内容，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和作品的书籍在书店和图书馆仍可以看到，因此易卜生无疑在德国也亲身接触到了浪漫主义文学。 由此可见，当易卜生开始其戏剧创作时，他不自觉地就走上浪漫主义的道路，而且还不自觉地就受到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 如果说易卜生受到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主要是不自觉的、间接的，那么他受到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则是自觉的和直接的，他不仅是德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接受者，而且也是其参与者，甚至也是其领导者之一。 德国文学在1848年后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原来的古典文学流派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销声匿迹，而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则逐渐崛起成为德国文坛的主流。德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和英法相比批判性较差，主张用幽默和反讽的手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进行艺术表现但并不要求变革，因此被德国早期有现实主义倾向的著名作家奥托·路德维希(Otto Ludwig，1813-1865)称之为“诗意现实主义”，他也因提出这一概念而被视为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8](P.407)。 德国统一之前现实主义文学在德国就有了一定的发展，在易卜生创作现实主义戏剧之前德国戏剧家曾在这方面作过尝试，如格奥尔格·毕希纳的《沃伊采克》(1836)、弗里德里希·赫勃尔的《玛丽亚·玛格达莱娜》(1844)、奥托·路德维希的《世袭森林管理员》(1850)等，但一直没有形成气候。 德累斯顿的工业一直走在德国各城市的前列，是德国的工业重心之一，它也成为德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中心之一，奥托·路德维希在1850年后一直居住在这里，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戏剧理论家赫尔曼·黑特勒自1855年起也一直住在这里。德累斯顿于1862年成立了一个文学组织“文学社”，路德维希是其创办人之一。因此当易卜生于1852年到德国学习戏剧业务时，他已经接触到了现实主义戏剧这一新的趋向。他回挪威后于1862年创作了一部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戏剧《爱情喜剧》，它不仅反映的是现实问题，而且表达他“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蔑视与对为金钱面结婚的嘲讽”[9](P.61)。但该剧也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它采用夸张而不是客观的手法，采用了诗体而不是散文体，并有过多的情感抒发。该剧也是失败的，遭到挪威社会一致的猛烈攻击。但该剧可谓是易卜生在现实主义戏剧方式迈出了一小步，进行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易卜生于1868年秋到德累斯顿侨居时，他正在酝酿如何创作一部处理现实问题的新戏《青年同盟》。这时路德维希已经去世，但易卜生在定期参加德累斯顿“文学社”的活动时结识了路德维希最亲密的朋友莫里茨·海德里希、路德维希的传记作者阿道夫·施特恩、及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戏剧理论家赫尔曼·黑特勒等人[2](P.130)。在他们的影响下，易卜生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于1869年初创作了《青年同盟》。前文提到他在请丹麦批评家乔治·勃兰兑斯为该剧作评论时，称该剧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这表明他对什么是现实主义已有清楚的认识。该剧是一个完全意义的现实主义戏剧，也是其戏剧创作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一转折不仅是在德国实现的，而且也是在德国文学的影响下实现的。《青年同盟》可以说是易卜生对现实主义戏剧的又一次重要尝试，这次他获得了成功，它于1869年9月出版后不到两个月就再版，它于该年10月在挪威上演后引起了不同反响，受到保守党的欢呼却受到自由党的斥责[3](P.82)。 由于现实主义戏剧是一种新型戏剧，易卜生在创作这类戏剧时感到有很大的困难。当时易卜生还没有决定是否沿着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继续走下去，又回过头去创作了一部兼具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的历史剧《皇帝与加利利人》(1873)。然而随着德国的统一和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实主义文学在德国越来越具有社会基础。这时易卜生以前在挪威的挚友比昂松创作的现实主义戏剧《破产》(1874)于1875年在德国上演后取得巨大成功，这一事件极大地鼓舞了易卜生[2](P.191)。而易卜生于1875年来到德国南部大城市慕尼黑后广泛交游，也有助他更加清楚认识德国文学的发展动向。这些因素促成他作出沿着现实主义文学的方向继续前进的决定。他于1877年在慕尼黑创作了现实主义戏剧《社会支柱》，该剧在德国引起轰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功。《社会支柱》带有鲜明的“诗意现实主义”倾向，其中作者虽揭露了资本家的道德败坏，却友好地予以原谅。接着他又一鼓作气，在意大利创作了《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这一系列现实主义戏剧被为“社会问题剧”，它们的批判性是越来越强烈，不仅在德国而且也在世界许多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易卜生也由此确立了其作为现实主义戏剧大师的地位。由此可见，较之于浪漫主义，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戏剧受到了德国文学更直接更有力的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易卜生的戏剧创作有着深厚的德国文学渊源。德国文学对他的影响体现在他戏剧创作的方方面面，其戏剧内容借用或模仿了德国文学作品，其文体的变化与德国文学的传统有关，其戏剧创作方法的转变也与德国的文学流派发展有着关联。这种影响是他长期接触和接受德国文学的结果。德国文学的影响，对易卜生在戏剧创作道路上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易卜生作品在德国广受欢迎并产生世界影响也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