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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法性危机与美学的重构 当代艺术之争暴露了当代艺术深层次的危机。从表面上看，这是由于当代艺术市场在上世纪90年代的低迷动摇了人们的信心，而艺术中心从巴黎向纽约的转移弱化了法国艺术的影响力。显然，这些因素影响了法国左翼学者对当代艺术的判断，但这些并不是危机的根源。 当代艺术危机是现代艺术的表征体系动摇、体验方式变化的一种症候。当代艺术的僭越与挑衅，从内部消解了美的艺术观念与体系。它不仅使“美的艺术”观念及其自主性体制走下了令人敬仰的神坛——艺术表征的世俗化、现代分类体系的瓦解、批判精神的耗竭和艺术重要性的降低，而且产生了艺术认同的危机——艺术仅仅是人们保存、收藏和体验的对象，一种在现代展览-拍卖体制中流通的商品。艺术已经彻底对象化、物化了，“我们对艺术的期待”落空了。 公众的期待曾经赋予了现代艺术重要的社会功能，即，使社会交往的纽带不是维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算计、传统的威权、抽象的合理性和盲目的信仰上，而是凝聚在感受共同体与情感的沟通交往上。这种信念的美学表述最先源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1790）中，康德不厌其烦地强调审美共通感：在趣味判断中，这种感受传达的是一种在想象力与认知力的自由游戏中感受的心灵状态，是所有人在审美交往中因其天性就能体验到的心灵状态的普遍可传达性。这种审美体验与审美情感的普遍性，使主体超越自我，与他者相遇，从而赋予那些被宣扬的权利得以实现。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1795）中把这种论断推向极致。面对现代人精神分裂的苦恼，怀着对古希腊“完整人性”的怀旧，席勒试图通过美育和审美游戏，建构以审美趣味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一种平等、自由的审美王国。因此，这不是审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但是，当代艺术不再是社会生活的黏合剂，艺术的意义本身成了问题。审美共同体或趣味共同体不过是个神话罢了，因为艺术早已成为职业化体制下过于程序化的一种行业，相互竞争的产业体系与阶层趣味正在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审美趣味的差序格局；当代艺术依然在不断制造新的审美体验和艺术事件，除了偶尔引起艺术小圈子的争鸣或大众媒体制造的轰动效应外，它再也无法唤起“审美解放”的感觉了；在传播与民意至上的消费社会中，内在于前卫艺术的批判维度被抛弃了，人们生活在享乐主义的“苟且”之中——当一切艺术的、审美的、道德的乃至法律的边界都被僭越的时候，越界的挑衅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种幻象破灭的情绪笼罩着艺术界。它不是一种外在的、局部的危机，而是一种内在的、系统的危机——现代艺术的表征模式及其乌托邦的社会批判功能终结了。与此同时，经典的现代美学理论在分析、阐释、赋予当代艺术的合法性方面，变成“相当拙劣的工具”；由于“缺乏有效的参照和阐释”，当代艺术的裁决“完全由专家、公共或私人决策者组成的网路决定，受制于艺术市场、媒体推广及文化消费的约束”，这在公众中强化了当代艺术是“胡闹”的印象。没有标准可循，这加深了艺术批评的恐慌。因此，与其说这是一场当代艺术的危机，不如说是现代美学阐释的危机。 现代美学秩序的解体催生了不同的趣味、标准和艺术的定义。公众趣味判断的多元性及其在公共空间中的相互对抗，为美学的重构提供了契机。重构美学旨在让美学思考真正对当代艺术的审美、道德与政治难题提问，恢复审美经验与日常经验、艺术经验与非艺术经验的连续性，让艺术从文明的美容院变成文明本身。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使命。 *周计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西方艺术理论与美学。本文为作者参加第十二届全国艺术学年会的学术论文摘编，原文收编于年会论文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