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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何谓“工匠精神”？学界认为，“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它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体现，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工匠精神”作为一种优秀的职业道德文化，它的传承和发展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广泛的社会意义。既为“精神”，就不仅为技术问题，当从文化和历史的视角加以考察。本文从艺术史角度，从抗战时期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考察实践活动中考察艺术家的“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一种责任意识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立于1940年6月，是抗战期间中国艺术界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该团从1940年12月开始到1945年初，辗转陕西、甘肃、青海、四川、河南五省，从重庆出发时（1940年），意气风发的考察团成员合影干净、整洁、儒雅，到1943年在敦煌莫高窟合影时，饱经沧桑之感跃然纸上。是什么让这样一群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选择了这样艰苦的人生历程？是什么支撑他们冒着日寇飞机猖獗的轰炸袭击，辗转奔波，行程十万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和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是责任意识。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缘起的动因就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政治文化中心西迁，艺术服务于抗战的功能不仅促使艺术家的角色发生了转换，同时也激发了艺术家的抗战意识和爱国情怀，“从事表彰西北过去之优美文化，使国人深刻认识西北为中华民族之先民故土，固有文明之发明所在，举凡历代史迹文物以及其他随处可见之艺术珍品，其遗留至今日者，备极丰富。值此战时，甚易毁灭。吾人应致力于此种宝藏之开发工作，以期普遍介绍于国人”。国难当头的现实使命感，促使艺术家们将“救亡”的主题从个性心理演化为集体的文化意识。责任意识成为考察团在国土沦陷之际发起行动的动因和助力。尤其是山西大同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河北涿县白带山石窟等大批历史文物古迹相继被摧残的现状，更是激发了艺术家们保护战时艺术文物、弘扬民族文化的文化责任感。考察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兴趣爱好所致，因为一时兴起极易转瞬即逝，兴趣爱好更是容易转移，唯有责任和担当才会让考察的行动在苦难环境中实地践行，硕果累累。 从考察团成员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艺术家所具有的“工匠精神”，是对国家危难之际的道义和责任，对战争时局中文化挽救的决断行动力。 “工匠精神”是一种专业精神 工匠精神的动力来源于专业精神，其背后不是为了换取外在利益，而是为了满足对艺术理想的追求。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专业精神，首先体现为考察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运用摄影、临摹、拓印、测绘、模铸、记录等一切力所能及的技术手段，发现文物遗址及艺术文物数百余件，收集艺术品以及各时代石刻艺术拓本2000余件，绘制各类速写图、写生图以及实测图千余件，拍摄艺术文物题材照片千余张，椎拓石刻艺术拓本近千套。有对一件（或一类）文物的多种方法和手段的采集资料，如对茂陵陵邑内霍去病墓前石刻就使用了测量、登记、摄影、写生、拓印、临摹以及模铸等多种手段。对河南龙门石窟就有石窟全景写生图卷、平面测绘图、部分石窟分图以及部分浮雕的模铸。河南本不在考察范围，但为了佛教石窟雕刻资料的完整性，故而前往。 考察团还根据被考察对象的特征，及时进行方法和手段的调整。在敦煌，考察团确立了新的工作理念和方式：1.对敦煌壁画的临摹采取“临旧如旧”的原则，尽可能保留壁画的原来面目。2.在原有科学测绘的基础上，“采取艺术与写实相结合手法绘制而成纵24厘米、横550厘米的敦煌千佛洞全景写生图卷，不仅严格按照科学测量规制进行测量、制图，且在艺术手法上大胆施行濡色渲染使之成为既是一幅优美的莫高窟外景风景画，极具观赏价值……图下边标有准确的距离尺寸和比例，又具有考古工程实测图的作用，是一幅绘画艺术和考古工程完美结合的产物”。3.汲取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的工作方式，将资料收集从艺术图案扩充为相关历史文献。4.注重实物资料的收集。 专业精神还表现在运用专业手段和方法开展各种田野调查工作。他们分工明确：“方启瑞，任测绘；夏子欣，任拓印；方子玉，任测绘助理；刘振海，任拓印助理；王子云任领队及写生绘画；卢善群，任摄影；何正璜，任文字记述；李炳章，任拓印及模铸。”王子云、卢善群长于绘画，诸多临摹、写生出于他们之手。仅王子云的一根椽笔就相继创造了几达百幅的甘、青留真与河西写生。在敦煌，卢善群临摹绘画及速写、写生共103幅。在陕西，考察团专门聘请了西安椎拓名师李松如，对西安地区的大部分艺术石刻实施了椎拓。 “工匠精神”是一种创新精神 罗宏才教授在考察团活动述评中统计：在1940—1944年期间，艺术文物考察团共发现各类文物遗址及艺术文物数百处（件），收集诸如马家窑文化彩陶、秦汉瓦当、敦煌写经卷、汉唐雕塑、唐三彩、明清宗教艺术品等大量弥足珍贵的艺术文物以及各时代石刻艺术拓本2000余件。绘制各类速写图、写生图以及相关地区的艺术文物分布地图与艺术文物遗迹实测图千余件，拍摄各类艺术文物题材照片千余张。椎拓各类石刻艺术拓本近千套（张）。同时还临摹了洛阳龙门、甘肃敦煌、酒泉文殊山等石窟大量壁画摹本，并相应对陕西汉、唐陵墓前具有代表意义的石雕艺术精品以及部分古建筑雕刻与龙门石窟部分浮雕艺术品进行了石膏模铸。 所有的成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拓了对无名艺术史的研究领域；二是在艺术实践中的创造性成果。而这些成果中最具有共性的是体现了创新：创新了无名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创造了绘画艺术和考古技术的完美结合，开创了文物的模铸法资料留存方式。 王子云一行对敦煌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采集了大量绘画、图片、文字和其他文物资料，写出了中国最早的关于敦煌石窟的调查报告和考古论文，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其所著《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被誉为我国“第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为“敦煌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敦煌壁画的大量临摹作品在展出后，激发了众多艺术家对西部的向往，赵望云、沈逸千、吴作人、董希文、关良、关山月、常书鸿、叶浅予等纷纷走向西部，从中汲取大量的艺术营养，在之后的艺术创作中自觉地将非文人画的民族传统艺术融入进去，不断创新，造就出更为完美的艺术作品。 “工匠精神”的理解始于工匠，却绝不止于工匠。回顾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历史活动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实践行为展示了艺术家的文化责任和担当，充分体现了“工匠精神”的首要意义。那些精美、珍贵的拓片，卷帧丰富、情景交融的历史照片，充满艺术形式创新精神的绘画作品，创造了极高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展示了艺术家的专业精神和创新精神。考察团成员奔波十万里，冒着日寇的炮火，风餐露宿，阐释了艺术家的献身精神。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抗战时期的陕西艺术”（14EA14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